摩爾頓·弗萊德（Morton Fried）在其有關部落與宗族的著名文章中，指出單線世係群體使用不同的策略調控成員的資格：
正是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單線世係群體組織產生出一筆不俗的財產，以致第二個條件就極為重要了。這個條件就是有否子孫。有否子孫，成為限製宗族成員獲取稀缺資源的簡單而非常有效的手段。這些資源一般是經濟資源，但可以隨時延伸為任何其他的權利或特權。子孫這項條件，又演化出兩種自相矛盾的模式：一是實證，要求出具恰當的、現在的、族譜的身份；一是指派（stipulation），資格不難取得，往往是因為同一姓氏，並追溯出虛構的或傳說的共同祖先，取得宗族成員資格之後，才把譜係世代編造好。[24]
弗萊德根據這個標準總結說，部落與宗族在中國應該是有所區別的。
我在我的有關香港新界的著作[25]中反對這個觀點。我並不清楚，族譜一旦可能已經成文，然後即使並非成文也假設是成文的，則規定的與實證的子孫是否就可以區別開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我認為不同種類宗族的區別，也就是界定成員資格的不同目的之間的區別，勿論這些目的是爭取居住權、持有公家財產、聯盟成員資格，或者攀附官宦之家。我認為，要問的問題不是為什麽中國社會這樣突出子孫，而是中國社會怎樣在社會和文化變遷亦即製度和思想框架創設的過程中產生，而祠堂和成文族譜便是這些變遷的其中一些工具。我在珠江三角洲看到不少這些過程的證據，印證了我在新界的觀察。
把成文族譜聯係到一個社群（往往是地域社群）來解釋，是必須麵對的困難。族譜重在準確和完整，讓人感覺在其界定的範圍之內是全麵的。曆史學家須在字裏行間，看出族譜認受選定的社群成員的子孫資格。成文族譜不過是幾種宗族成員資格表示之中的一種——其他的是參與祭祀，或居住於鄉村，姓名記錄的多變和隨意，是可想而知的。有人會問，文盲的人怎樣做到記錄妥善？弗萊德最初的問題因而非常重要。我們須從族譜的編修之中了解為什麽采用了這樣或那樣的標準，就是為了明白資格意味著什麽，尤其是在共有資源的分配方麵。在弗裏德曼之後，研究宗族的曆史學家對於公家群體的宗族概念，已不感陌生。重要的是，這個觀點並不是指每個族譜都代表一個統一的組織，或者宗族群體必定是一個統一的法人組織。
[1] 原文為：“The Written and the Unwritten：the Political Agenda of the Written Genealogy”，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曆史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上冊，第261～296頁。
[2] 《陳獻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重印，第15頁，陳白沙為南海縣某鄧氏所撰的序文。
[3] 前引書，第43頁，《增城劉氏宗祠記》（1493）。
[4] 前引書，第14頁。
[5] Maurice 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London，Athlone Press，1966；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London，Athlone Press，1966，p.31.不過，他補充道：“我原有的印象仍揮之不去，那就是一個地方宗族的成文族譜（而不是高級宗族或氏族）大抵是不會瞎編的。成文族譜可能犯下了不少塗抹之罪（把為眾所不齒者湮沒掉），但明目張膽的以假為真卻是不容許的。”（p.42）
[6] Steven Harrell，“On the holes in Chinese genealogies，”Late Imperial China8.2（1987），pp.53-79，也是這個方麵的一次大膽嚐試。
[7] James Hayes，“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in 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and Evelyn S.Rawski 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75-111.
[8] 《佛山霍氏族譜》（1848），卷2，第1頁下～第2頁上。
[9] 《思園祖遺稿》（1880），第75頁上～第76頁下。
[10] 抄本，作者藏。
[11] 《逢簡南鄉劉追遠堂族譜》，第4頁。
[12] 有關的背景，參見本書科大衛：《宗族是一種文化創造——以珠江三角洲為例》。
[13] 《平岡宋氏緣俊祖房家譜》，1943年油印本，廣東省圖書館。
[14] 廣東省圖書館和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15] 《逢簡南鄉劉追遠堂族譜》的確有一些支派內部紛爭的例子，但這些紛爭的記錄卻不多。
[16] Stevan Harrell，“The rich get children：segmentation，stratification，and population in three Chekiang lineages，1550—1850，”in Arthur P.Wolf and Susan B.Hanley eds.，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81-109.
[17] 郝瑞（Harrell），前引書，第108頁。
[18] 小欖就是蕭鳳霞做研究的地方，見其“Recycling tradition：culture，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hrysanthemum Festival of Xiaola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32.4（1990），pp.765-794和“Where were the women？Rethinking marriage resistanc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south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11.2（1990），pp.32-62.
[19] 編碼中的各個數字的值代表排行，各個數字所在的位置代表世代，例如，121就是長子的次子的長子。
[20] 參看Denis Twitchett，“A critique of some recent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vol.10，Tokyo：Toho gakkai，1965，pp.28-41.該文的論點從20世紀60年代初的社會流動研究中產生，但至今仍有意義。
[21] Myron L.Cohen，House United，House Divided，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22] 《泰寧李氏族譜》，卷5，第93頁下。
[23] Ts'ui-jung Liu（劉翠溶），Ted Telford和郝瑞（Stevan Harrell）的論文是明顯的例子。
[24] Morton H.Fried，“Clans and lineages：how to tell them apart and wh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society，”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Academia Sinica29（1970），pp.11-36.引文見第26頁。
[25] David Faure，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