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近三百年的曆史，不但豐富多彩，且極具變化。其最為突出的表現，則是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如此急劇的社會與文化變動，引發了眾多學者關注明代曆史的興趣。他們將自己的觀察點落實於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晚明時期，深入其中，進而考察其基本的變化，並得出了幾乎相同的見解。如餘英時將這一時期稱為“中國曆史上最重要的社會與文化變遷時期之一”。[1]周啟榮認為，16世紀的中國社會，充滿著矛盾與吊詭。其具體的特點則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麵，諸如城市化，城市文化的繁榮，教育機會與識字的增加，城居地主的出現，家長式統治和家族束縛的衰落，[2]等等。俄國學者沃斯克列辛斯基對17世紀中國社會的變化作了相當高的評價。他認為，17世紀在中國曆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這是一個在社會政治思想領域內具有顯著轉型特征的時代，一個因哲學、宗教、科學和道德等諸多傳統觀念發生危機而亟待重新估衡的時代，一個為尋求通向社會思想和文化觀念的新途徑而痛苦反思的時代。[3]
毋庸諱言，由於研究者的切入角度不同，對這一段曆史如何認知乃至定性同樣存在著差異。如金克木通過中、西比較，對明代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問題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明代經濟雖有發展，民間文化雖很熱鬧，但商品流通不暢，文化控製不衰，不可能出現歐洲同時期的經濟和文化變革。他進而認為，明代還沒有產生近代歐洲的個人人格理念和理性觀念。從思想到知人論世、處理事務，還是慣於判斷而不慣於論證，論證也往往是因果二段式、問答式，不是推理式。零星的思想火花各代都可以有，不能發展為文化思想。個人的享樂不等於“個人主義”。自私不等於“人權”。中國的文化史上沒有出現歐洲的近代。[4]這一論斷，盡管亦可以視為一家之言，但有下麵兩點值得商榷，並進而引發討論：一是作者或許對歐洲有充分的了解，但對明代社會、文化顯然缺乏有深度的掌握，從作者僅僅簡單舉出王陽明、李贄、朱載堉、李時珍、湯顯祖、徐霞客、黃宗羲、王夫之這麽幾個有名頭的人物，可知作者尚未深入到明代史的深層。若是借此簡單地論定明代商品流通不暢，文化控製不衰，即使不能遽判為武斷，但說其對多年研究明代社會經濟史或文化史學者成果的不尊重，則並不為過。二是這一論斷，不可否認地帶有歐洲中心論的影子，於是在對待中國獨特的近代化道路的問題上，不免戴有一副有色的眼鏡。
這就涉及對中國近代化道路的認識問題。關於中國近代化曆程的研究，必須擺脫西方中心論的束縛，這顯然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研究取向。堅持此論且最具代表性的學者當數溝口雄三與塞普拉（Cipolla）。溝口雄三的中國近代社會觀，建立在以下兩個新的觀察中國的視野之上，以保證對中國近代化的考察不再帶有主觀片麵性，而使其更加客觀化。這兩個新視點是：一是近現代中國研究的視野（他把太平天國時期以後的所謂革命路線納入範疇）向前推至前近代期，建立一個綜合的或長期的視野，重新確立一個新視點，借此以俯瞰、推敲中國革命；二是反對把歐洲近代視為普遍性的價值基準以及一元性地歸結到歐洲，而是具體考察中國（還有日本）各自的近代，如何以各自的前近代為基體，又如何借助這個基體表現出（縱使是在與歐洲的對比上）的相對的獨立性。[5]又根據塞普拉的觀點，確定工業革命在任何國家的確切日期，一如確定中世紀或近代的開端，無疑是一種武斷的做法。換言之，工業革命或者說近代化的來臨，是一個在觀念、社會結構和價值體係諸方麵上發生綜合變化的漸進過程。[6]兩者所言，不失為一種較為理性且符合曆史實際的看法，且對於重新認識明代社會多有裨益。
有鑒於此，作者選擇明代社會結構轉型與文化變遷這一特殊時期，以士大夫這一社會階層為個案，並通過士大夫階層的觀念與價值體係的轉變曆程，借此闡明中國社會近代化過程的漸進乃至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