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反黑格爾主義在理念與曆史發展的衝突中最為顯而易見。“大師”解釋了泛邏輯主義方麵的曆史發展。
正如我上麵所指出的，馬克思將因果關係的動力重置於主體之中，從而重構了黑格爾的發展概念。反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將哲學的發展過程規定為從抽象到具體、從普遍到特殊、從精神—邏輯到物質的運動。
然而，在他對黑格爾發展命題的反駁中，馬克思依賴對黑格爾主義公式的具體化。①馬克思的反黑格爾主義關注的是思辨的、泛邏輯主義的黑格爾，他的親黑格爾主義在其對黑格爾主義方法論公式的運用中得到了證明。
馬克思從黑格爾的泛邏輯主義向聲明主體具有因果優先性的轉變，促使他研究另外兩個相關的問題：第一，理論—實踐的關係及
批判；第二，主體和完整的哲學體係之間的關係。
在馬克思的方法論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是否定和矛盾的辯證方法。這兩個辯證工具在主體層麵采用了兩種形式：理論一實踐和概念的批判。
理論—實踐的模式是在現象世界中展開的。理論一實踐的模式帶來了發展，因為實踐活動變更了當前的現象。這種辯證的工具關注主體否定當前現實的活動。由理論引導的實踐的否定引起了環境的改變。
理論—實踐的工具必然與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有所區別。實踐指的是一般意義上的人類勞動，而理論—實踐與政治行為相關。無論事實怎樣，理論—實踐指的是公民的政治領域。實踐指的則是經濟—生產的領域，也就是發展的動力。勞動和社會生產的過程否定了當前的經濟條件。通過改變物質環境，實踐開動了發展的馬達。
批判在理論—實踐的另一個維度上展開。批判關注本質和現象之間的矛盾，而理論一實踐關注的是存在和活動之間的矛盾。批判在思想領域發揮其作用，主要致力於在理論中揭示現存的謬誤。在批判的模式中，否定的力量不是實踐的，而是在理論上對失真的現存事物的揭露。①
批判將理論應用於理論—實踐的模式中。通過闡明本質和現象之間的差別，批判為理論提供了一個靶子。它為理論提供了一個目的，而實踐著眼於其目的。目的駁斥了本質和現象之間的矛盾，確立了這兩者之間新的統一。
在上述這些模式中，否定的辯證法是發展的動力。
在關於自我意識和完整的哲學體係這第二個問題上，馬克思將個性視為“發展的直接力量”②。個性是在矛盾中獲得的。在哲學的這個發展階段，個人的自我意識“在理論方麵還未超出這個體係的範圍”③,還未意識到當最後走出這個體係時，它僅僅是在總體的特殊時刻實現的。在對個人的自我意識和哲學總體的描述中，馬克思采取的是親黑格爾主義的立場，因為他以普遍—特殊的形式展開，研究部分證明整體的程度。
特殊的自我意識與普遍的哲學命令之間的兩難困境是馬克思在前麵那段話中生動地表述過的。我將再次引用這段長文，因為它對我們當前的分析非常重要。
最後，哲學自我意識的這種二重性表現為兩個極端對立的派別：其中的一個派別，我們可以一般地稱為自由派，它堅持把哲學的概念和原則作為主要的規定；而另一個派別則堅持把哲學的非概念即實在性的環節作為主要的規定。這第二個派別就是實證哲學。第一個派別的活動就是批判，也正是哲學轉向外部；第二個派別的活動是進行哲學思考的嚐試，也就是哲學轉向自身，因為第二個派別認為，缺點對哲學來說是內在的，而第一個派別卻把它看作是世界的缺點，必須使世界哲學化。兩派中的每一派所做的正是對方要做而它自己不願做的事。但是，第一個派別在它的內在矛盾中意識到了它的一般原則和目的。在第二個派別裏卻出現了顛倒，也可以說是真正的錯亂。在內容上，隻有自由派才能獲得真實的進步，因為它是概念的一派，而實證哲學隻能產生一些這樣的要求和傾向，這些要求和傾向的形式是同它們的意義相矛盾的。①
馬克思清楚地將自己劃進“自由的”陣營中。在界定個人的自我意識和完整的哲學命令之間的關係時，馬克思是“自由的”,因為他接受
了這兩個理念：(1)批判，即哲學必須是實踐的，換言之，必須將世界哲學化；(2)概念的優越性。在馬克思看來，哲學發展的恰當結果是主體性批判，或者說鮑威爾式的批判。馬克思拒斥個人的自我意識關於完整的哲學總體或“實證”方法的第二個派別。這個實證方法的形成是不充分的，因為它沒有接受批判的優先性，而是受製於實證的哲學體係。同時，這個實證方法的策略沒有轉向外部，它不是實踐的，而是轉向內部，轉向思想本身。
在直接的發展方麵，馬克思還為“自由的”陣營所說服，因為“隻有自由派才能獲得真實的進步，因為它是概念的一派”。另一方麵，實證哲學隻能產生無效的要求，因為它們是指向內部的，是指向哲學命令的，而不是指向現實的。
我剛才分析的這一段是對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核心觀點的簡要描述。馬克思在他的發展理論的結構中指出，哲學必須從抽象的總體性轉向個人的主體性。在個人的主體性和有機的哲學整體之間的關係構圖中，馬克思選擇了實踐的維度、批判的嚐試。
正如本章前麵幾節所指出的，《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將伊壁鳩魯描述為一個“自由的”思想家，一個概念的力量的倡導者。伊壁鳩魯是鮑威爾哲學的古代先賢，證明在亞裏士多德這樣“偉大的思想家”之後，哲學還能呈現出另一種特性。
馬克思在1839～1841年的反實證主義表明，盡管當時還是一個年輕人，但馬克思已經具有反對恩格斯的真理“複寫論”的立場。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恩格斯信奉真理的“複寫論”,即感性知覺在我們的精神中留下了外部事物類似複寫品的印記。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反對恩格斯，讚成黑格爾。恩格斯以德謨克利特的方式成為“教條主義者”。
馬克思為博士論文準備的筆記還包括對古希臘哲學發展史的評論。他對蘇格拉底，古希臘的“智者”,以及亞裏士多德的獨特評論與他對一般哲學發展史的解釋相符合。蘇格拉底的意義在於這個事實，即他是從抽象到具體的運動的象征。
在第二個筆記本中，馬克思認為，蘇格拉底是雅典的實質性的體現者。馬克思這樣寫道：
主觀性在它的直接承擔者[蘇格拉底——作者注]身上表現為他的生活和他的實踐活動，表現為這樣一種形式，通過此種形式他把單獨的個人從實體性的規定性引到自身中的規定；如果撇開這種實踐活動，那麽他的哲學內容就僅僅是善的抽象規定。他的哲學就是，他促使實體上存在著的表象、差別等轉化為自身的規定；但是自身規定的唯一內容就是成為這種分解的反思的容器。①
這位古希臘的“智者”是隨著事物的發展，主觀性必然也采取實踐轉向的例證。規定的來源不僅必然從抽象變為具體，主體的目的也必然得到改變。主體的目的必然從理論轉向批判，轉向否定現存事物的活動。②馬克思將伊壁鳩魯描繪為一位“智者”,或實踐批判的個人。這樣一來，伊壁鳩魯就代表著人們能從古希臘哲學史中得到的兩種啟示。
首先，古希臘哲學的完善在於伊壁鳩魯，而不在於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古希臘思想的三巨頭。三巨頭將哲學理論發展到最高的水平，而伊壁鳩魯將古希臘思想轉向實踐。其次，伊壁鳩魯證明，即使在完整的哲學體係形成之後，哲學本身依然擁有未來。逐步的發展是持續的。即使在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偉大時代之後，哲學仍然在伊壁鳩魯的描述中開啟了新的視域。在對伊壁鳩魯的解釋中，馬克思指出，左翼黑格爾派的時代即將到來。黑格爾沒有導致哲學的終結，但黑格爾左派必然以黑格爾提出的問題為工具，使之轉向實踐，或使之成為否定目前社會存在的手段。
馬克思對蘇格拉底這位“智者”的象征以及伊壁鳩魯的解讀表明，他具有一種反黑格爾的立場。馬克思提出對主觀自我意識的徹底辯護，黑格爾則沒有。黑格爾將古希臘的原子主義和唯物主義視為衰落的表征，而馬克思將伊壁鳩魯視為古希臘思想的實現者。馬克思認為，蘇格拉底是普羅米修斯；黑格爾認為，雅典對蘇格拉底的起訴是正當的。黑格爾總是停留在抽象、邏輯和實在上，而馬克思提倡個人、唯物主義、經驗主義和自我意識。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並不意味著與“老師”決裂。相反，即使馬克思意識到黑格爾的缺陷，他也確信黑格爾的思想具有創造性的方麵。在第六個筆記本中，馬克思寫道：
但正因為如此，他們的**就[比黑格爾——作者注]更富有內容，更熱烈，對啟蒙教育的社會精神更為有益——亞裏士多德以這種**頌揚“理論認識”是最美好的……斯賓諾莎以這種**論述關於“從永恒的角度”觀察世界……黑格爾以這種**揭示觀念的永恒存在，精神世界的龐大機體。因此，柏拉圖的**在達到登峰造極時就使他變得如癡如狂，而亞裏士多德、斯賓諾莎和黑格爾的**則燃燒成純潔的理想的科學之火；因此前者隻是個別人的感情的加溫器，而後者則成為世界曆史進程中生氣勃勃的精神。①
無視使馬克思與黑格爾相分離的重要差別，馬克思仍然將黑格爾視為“科學之火”和“世界曆史進程中生氣勃勃的精神”。由於相信黑格爾對當代德國哲學，甚至黑格爾左派仍有教育意義，馬克思捍衛“老師”以反對那些試圖在總體性中消解黑格爾的人。對於那些看到黑格爾捍衛雅典判決蘇格拉底的人而言，他們有理由與黑格爾徹底決裂，但馬克思隻是加以指責。對馬克思來說，黑格爾的部分傳統必須被利用起來。與其說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沒有斷裂，毋寧說黑格爾思想的獨特方麵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得到了延續。
馬克思在《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中也提到了鮑威爾的觀點。馬克思基本上是以鮑威爾的主要觀點來展開對古希臘思想的解釋，或展開從泛邏輯主義到個人自我意識的運動的。
馬克思的發展理論不僅基於從抽象到具體的轉向，而且基於辯證法。在第六個筆記本中，馬克思闡述道：“死和愛是否定的辯證法的神話，因為辯證法是內在的淳樸之光，是愛的慧眼，是不因肉體的物質的分離而告破滅的內在靈魂，是精神的珍藏之所。”①
在1839～1841年對辯證法的這種定義中，馬克思強調“否定的”方麵。當馬克思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否定”的時候，由於消解現存的事物，他為其發展理論增加了另一個維度。他證明曆史發展來自對現實的解構。在這裏，馬克思的觀點再次與鮑威爾的觀點保持一致。
在第七個筆記本中，馬克思對他在1839～1841年就已經形成的發展理論加以簡要的概述：
編纂哲學史的任務，不是要把哲學家的個性，即使是他的精神上的個性理解為好像是他的體係的焦點和形象，更不是要羅列心理上的瑣屑小事和賣弄聰明。哲學史應該找出每個體係的規定的動因和貫穿整個體係的真正的精華，並把它們同那些以對話形式出現的證明和論證區別開來，同哲學家們對它們的闡述區別開來，因為哲學家是了解他們自己的。哲學史應該把那種像田鼠一樣不聲不響地前進的真正的哲學認識同那種滔滔不絕的、公開的、具有多種形式的現象學的主體意識區別開來。這種主體意識是那些哲學論述的容器和動力。在把這種意識區別開來時應該徹底研究的正是它的統一性，相互製約性。在闡述具有曆史意義的哲學體係時，為了把對體係的科學闡述和它的曆史存在聯係起來，這個關鍵因素是絕對必需的。這一聯係所以是不可忽視的，正是因為這個存在是曆史的。但是與此同時哲學史還應該被確定為哲學的聯係，——因而，它應該根據它的本質來展開。最不可取的是僅僅根據威望和真誠的信仰來斷定哪一種哲學是真正的哲學——盡管這種威望的體現者是整個民族並且這種信仰已存在了千百年。要提供證明，隻能夠通過揭示這一哲學的實質。①
馬克思的發展理論認為，每個哲學體係都是一個整體。它們都是由各個獨特的部分組成的有機整體。這個運動是從總體、抽象到規定部分展開的。
“編纂哲學史”的職責是規定部分，或曰規定每個主觀的自我意識。哲學學者的目的是“區別”哲學家，表明每個獨特的哲學家何以將自身個性化以反對整體。馬克思的視角基於的是黑格爾的整體和部分的概念。
哲學體係的總體性是由批判推動的。或者說，批判是創造發展條件的否定的力量。否定與取代類似。當總體的一部分通過取消、批判而被取代時，整個體係都向前發展了，或者說被改變了。
然而，取消並不意味著完全消失。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都認為，否定和保留不是不相容的。包容的過程指的是一個事物被取消，繼而被吸收到一個有機的係統中，因而保留了那個事物的行為。顯然，事物的本性將被改變，其個性將被消除，但它仍會作為整體的部分被保留在不同的地方。②
後來，當馬克思開始研究社會經濟總體性的時候，他傾向於將它們解釋為包含內在矛盾的係統。由於受到黑格爾哲學的訓練，馬克思需要從概念的角度將社會總體性解釋為對立麵的衝突。馬克思從威廉·舒爾茨那裏知道，社會包含內在的否定。舒爾茨在1843年出版了《生產的運動》一書，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引用過該書的內容。在《生產的運動》中，舒爾茨第一次將社會發展描述為產生於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馬克思借用了舒爾茨的這個範式，但他將社會視為對立力量的衝突這種學術傾向，已經得益於黑格爾的矛盾理論。馬克思采用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在舒爾茨的啟發下，用辯證法來研究社會經濟有機體。黑格爾則將辯證法限製在思想領域。
馬克思在1841年就預見到了舒爾茨的觀點，而赫斯、奧古斯特·契希考夫斯基或黑格爾左派的共產主義一翼都沒有預見到。《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的參考文獻沒有提到奧古斯特·契希考夫斯基，對赫斯的著述也隻是提到了《德國和法國的中央集權製問題》一文。1841年，馬克思還沒有信奉赫斯和契希考夫斯基的無產階級烏托邦主義。從政治的視角來看，科本和鮑威爾是自由的改革者，馬克思追隨他們成為溫和的改革派，正如他在《萊茵報》的新聞生涯所見證的。
曆史理念是“編纂哲學史”的預設。對黑格爾來說，曆史是思想藝術的畫廊，如同客觀物質。曆史不僅是過去的，而且是當前的，也是精神的未來。
馬克思保留了曆史的核心，卻改變了它的內容。在思想的成熟期，馬克思主要關注社會經濟結構的起源。馬克思的社會科學方法取決於曆史理念。他攻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鋒利的箭指向的是李嘉圖和斯密對曆史的忽視。馬克思之所以駁斥他們，是因為他們認為經濟範疇是永恒的。馬克思提出了社會結構的曆史學。
黑格爾本人也是德國啟蒙運動和德國人道主義傳統的表述者。
這個學派的宗旨是道德自律和自我決定。黑格爾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規定了這些術語。正如在1843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所做的，馬克思以德國自由主義拒斥黑格爾對專製政治的捍衛，攻擊他對個人權利的忽視。然而，黑格爾的全部著作都描述了自由的發展，盡管他對自由的規定存在差別。《精神現象學》以“絕對知識”這一章結束，《小邏輯》和《大邏輯》都使邏輯的發展追隨理念，或曰抽象的自我決定。不管內容如何，黑格爾使用的語言、對精神的永久化，都包含著德國人道主義的傳統。
盡管拒斥了黑格爾對自由和自我決定的定義，但馬克思仍是德國自由主義的忠實代言人。同樣是在這個領域，馬克思消解了黑格爾的內容，但確實將反映德國啟蒙運動的黑格爾的精神永恒化了。馬克思是德國啟蒙運動的人道主義遺產的繼承者。
自我決定的理念是馬克思倫理學的核心所在。馬克思將自我決定讀作從社會經濟中產生的人類狀況，而黑格爾將自我決定理解為精神的表現。解放存在於馬克思的思想中，而通往普遍解放的動力是由黑格爾的人道主義激活的。
黑格爾的人道主義對馬克思的影響是通過科本實現的。《弗裏德裏希大帝和他的敵人》這部書促使馬克思思考何以將德國人道主義指向政治實踐或憲政改革領域。科本還開啟了馬克思關注古希臘—羅馬豐富的唯物主義思想的視野。
1841年，馬克思的思想由黑格爾的方法論、鮑威爾的批判與科本的政治實踐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