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林統一客體和主體的努力是他的理論——思想本身是自然的表達——的產物。謝林假定三種力量的存在，即自然、精神和思想。其中，精神是自然的力量，在自然中作為一種能力存在。精神和自然在“主體和客體的冷漠”②中結合起來。或者說，自然和精神之間沒有“冷漠”,思想是這種“冷漠”的表現。由於“冷漠”並不存在，主體和客體的統一是毫無疑問的。
據黑格爾所見，謝林的哲學努力是一個錯誤，因為它終結於自然哲學。謝林通過將主體納入自然得出結論，而不是將主體和客體統一起來。③
謝林的失敗在於，他將理念納入自然之中。從黑格爾的這個觀點來看，理念必須是完全獨立的，它必須是自我存在的。黑格爾派的方案是采用斯賓諾莎的物質概念，並使物質進入思想。謝林恰恰移入相反的方向，使思想成為自然力量的表現。謝林將理性歸納為自然力量的一種機能，而不是表明意識的獨立性。在謝林看來，主體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到自然的附加現象的限製。④
黑格爾對謝林的評價也是對黑格爾體係的一種表述。黑格爾的原理被用於哲學體係的替代。這裏沒有任何私人恩怨。
不幸的是，青年恩格斯拒絕利用黑格爾的這類論證。青年恩格斯從未提到黑格爾論及謝林的著述。在大多數情況下，青年恩格斯對謝林的批判停留在對這個黑格爾的敵人試圖重新回到宗教哲學或複興神學的指責上。
青年恩格斯對論戰的興趣比對哲學的興趣大。通過他1838～1842年的基本行為方式，我們能夠發現，青年恩格斯是一個社論家，一個熟練的、消息靈通的分析家，而不是哲學的專業人士。
他在1838～1842年的著述是黨派的社論文章。
在這一章中，我提請大家注意的是，青年恩格斯對黑格爾派思想的不準確把握。他對黑格爾不完整的理解不僅產生了對黑格爾思想的嚴重歪曲，而且使他不可能區分這些希望延續他們老師傳統的學生和追隨者之間的差別。
1842年5月，青年恩格斯為青年馬克思主編的《萊茵報》撰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馬爾海內克》,另一篇是《亨寧》,它們都被並入“一個旁聽生的日記”這個標題之下。①當青年恩格斯在柏林主動卷入關於黑格爾的爭論時，他不僅旁聽了謝林的課程，而且旁聽了馬爾海內克和亨寧的課程。這兩個人也加入了關於黑格爾的討論，並與他們以往同事的代表爭訟。
青年恩格斯讚同馬爾海內克和亨寧的課程，並將他們的行為視為共和主義的。馬爾海內克和亨寧被青年恩格斯歸入讚成黑格爾派的聯盟。這個陣營擊退了普魯士君主政治的攻擊，試圖搶救黑格爾主義的遺產。
由於缺乏分析能力，青年恩格斯沒有指出馬爾海內克和亨寧都是老年黑格爾派。到了1842年5月，青年恩格斯將自己歸為自由人的一員，但他也沒能指出自由人的立場與馬爾海內克、亨寧的立場之間的差別。
在對黑格爾主義傳統、詳盡和深入的研究中，約翰·托烏斯提到了這兩個人：關於黑格爾派哲學之間的關係，以及對現存的宗教、政治秩序的保守的妥協的解釋，馬爾海內克和亨寧的觀點是最好的例證。①
青年恩格斯沒有意識到或沒有注意到的事實是，他對馬爾海內克和亨寧的讚美可以被定位為“保守的妥協的”老年黑格爾派。即使在關於黑格爾的爭論中，青年恩格斯與馬爾海內克、亨寧同屬一個聯盟，但他沒有告知他的讀者，他自己的黑格爾主義、政治改革與這兩個捍衛普魯士君主政治的正統右翼代表之間存在重要分裂。
青年恩格斯甚至沒有指出馬爾海內克和亨寧之間的差別。盡管這兩個人都是黑格爾的擁護者，但他們是在兩個不同的思想立場上捍衛黑格爾的。馬爾海內克將黑格爾視為宗教和理性之間和解的一個例子。在這一點上，托烏斯寫道：
在他的神學課程和著述中，馬爾海內克一直認為，在《聖經》和福音教會編纂的教義中揭示的宗教“代表”的整個體係既可以用於哲學真理的形式，又不損害人的自由的合法要求，或曰不犧牲宗教信仰內容的任何部分。②
相反，亨寧探求理性和現實之間的和解。也就是說，亨寧探求理性和政治的結合，而馬爾海內克追求理性和宗教的統一。
對亨寧和福斯特來說，政治是黑格爾主義的理性和現實和解的焦點。人能夠把握絕對，因為絕對在理性自由的君主政治世界中揭示自身。①
共和主義的需要，建立統一聯盟以反對普魯士反動政權的需要，是青年恩格斯沒有充分界定馬爾海內克和亨寧立場的原因之一。無視這些統一的要求，青年恩格斯留下了關於馬爾海內克和亨寧的老年黑格爾派以及這兩個人對黑格爾的理性觀念的不同態度的重要空缺。
青年恩格斯最尊重的老年黑格爾派成員是愛德華·甘斯。甘斯在1839年逝世。在1839年5月24日至6月15日寫給威廉·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責問他是否參加了甘斯的葬禮。②大約兩個月後，恩格斯再次敦促格雷培不要忘記到甘斯的墳前致敬。③大約一年後，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與弗裏德裏希·格雷培的通信中，青年恩格斯寫道，隻有甘斯、羅生克蘭茨和盧格配稱黑格爾的學生。④
青年恩格斯之所以向甘斯致以最高的敬意，可能有兩個原因：青年恩格斯自己是猶太解放運動的闡述者，他對甘斯在柏林大學最後成功地贏得教職表示讚賞；青年恩格斯將甘斯視為反對曆史法學派鬥爭中的一個同盟者，而曆史法學派的立場是為普魯士專製製度做意識形態的辯護。
青年恩格斯想做辯護者的需要成為他最初引起馬克思注意的基礎。正如青年恩格斯在關於黑格爾的爭論中擁護黑格爾派聯盟，他也是卡爾·馬克思這個在共產主義早期曆史中頗有影響的人的擁護者。我已經指出這個事實，即青年恩格斯在寫於1842年5月至6月的詩歌《信仰的勝利》中，讚揚青年馬克思的才智。大約四個月後，1842年11月，他與馬克思在實際生活中結識了。
青年恩格斯希望填補的角色是支持激進政治運動的重要的共和主義者，而這個願望有時候使他歪曲了一些事實。為了證明這個觀點，我有必要再次逾越我為自己設定的1842年這個分界線，而對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和1844年1月寫於英國的某些著述加以審視。
對我將要引證的論據的充分認識，依賴於回想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馬克思在科隆《萊茵報》辦公室的第一次會麵。當時，青年馬克思懷疑青年恩格斯與柏林的自由人有聯係。青年馬克思駁斥了自由人發表的文章，冷淡地結束了兩個人的會麵。在1844年之前，青年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沒有再次會麵。
不顧和青年馬克思在1842年12月至1844年8月缺乏聯係，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18日的文章《大陸上社會改革的進展》中撰寫了如下段落。它發表在羅伯特·歐文的《新道德世界》上。
還在1842年秋天，這一派的某些人就爭辯政治變革的不足之處，並表明自己的見解：以共有財產為基礎的社會革命，是唯一符合他們抽象原則的人類狀態。可是，就連這一派的一些領導人，如布魯諾·鮑威爾博士、費爾巴哈博士和盧格博士，當時也都沒有打算采取這一決定性的步驟。該派的政治性刊物《萊茵報》發表了幾篇文章提倡共產主義，卻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然而共產主義是新黑格爾派哲學的必然產物，任何反對行為都不能把它扼殺；就在今年，第一批擁護共產主義的人曾滿意地看到，共和主義者正一個接一個地加入他們的行列。除了現在已被查封的《萊茵報》的編輯之一、實際上是該派第一個成為共產主義者的赫斯博士以外，已經又有另一大批人，如盧格博士，根據德意誌聯邦議會的決定而被查封的青年黑格爾派的學術期刊《德國年鑒》的編輯；馬克思博士，《萊茵報》的另一位編輯；格奧爾格·海爾維格，一位詩人，他給普魯士國王的信於去年冬天曾被大部分英國報紙譯成英文；還有其他一些人。我們希望其餘的共和黨人也逐漸轉到我們這方麵來。①
在這段話中，青年恩格斯擺出了新生的德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的姿態。他為歐文和憲章運動的擁躉們寫作，並試圖說服讀者相信，他們的共產主義運動在大陸上發展著。青年恩格斯希望成為共產主義革命的提倡者。
隻有到1842年11月，在科隆的報社遇到赫斯時，青年恩格斯才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赫斯當時已經是一名共產主義者了，在匆忙的會見之後，他使青年恩格斯轉向了共產主義。1842年11月底，青年恩格斯在去往曼徹斯特的家族企業的路上途經科隆，而當他到達曼徹斯特時，已經是德國共產主義的辯護者和推動者了。
青年恩格斯渴望成為德國共產主義的號角，推動英國和大陸激進主義的聯合的實現。這使他不僅歪曲了陳述，而且對事實做出了誤述。青年恩格斯以青年黑格爾派運動的畸形形象出場，錯誤地斷言了青年馬克思的政治學。
在上麵我所引用的這段話中，青年恩格斯將青年黑格爾主義者說成—“派”,而這是對現實的歪曲。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做出了這個斷言，但到1844年，青年黑格爾派運動就解散了。②這證明，青年恩格斯提到的這一“派”至少是短暫的。更為重要的是，使用“派”這個詞來描繪青年黑格爾主義者是誇張的。鮑威爾、費爾巴哈和盧格之間的差別太大了，以至於不能被歸為一“派”。這個理性的運動一年後就分崩離析了。
指出青年黑格爾主義者這一“派”同情共產主義，這也是嚴重的誤導。赫斯成了共產主義者，而鮑威爾和盧格從未成為共產主義者。但是，青年恩格斯看到了青年黑格爾派內部的意見紛爭。他寫道：“就連這一派的一些領導人，如布魯諾·鮑威爾博士、費爾巴哈博士和盧格博士，當時也都沒有打算采取這一決定性的步驟。”他們從未采取這一決定性的步驟。
“共產主義是新黑格爾派哲學的必然產物”這種表述是荒謬的。鮑威爾，抑或費爾巴哈和盧格從未采取“這一決定性的步驟”。因此，青年黑格爾主義並不必然導致共產主義。隻有在脫離青年黑格爾派之後，青年馬克思才成為共產主義者。青年恩格斯經曆了略微不同的過程。他在1843年追隨赫斯，並采取了這種“決定性的步驟”。但是到1844年和1845年，青年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成為合作者，一起撰寫了《神聖家族》和《德意誌意識形態》,並與鮑威爾、費爾巴哈、盧格、赫斯的青年黑格爾主義相分離。青年恩格斯證明，共產主義並不是青年黑格爾派的“必然產物”,因為他自己就割斷了與青年黑格爾派的聯係，以便成為一個唯物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的基礎。
上麵引自青年恩格斯的這段話也包含著事實上的謬誤。“除了現在已被查封的《萊茵報》的編輯之一、實際上是該派第一個成為共產主義者的赫斯博士以外，已經又有另外一大批人，如盧格博士，根據德意誌聯邦議會的決定而被查封的青年黑格爾派的學術期刊《德國年鑒》的編輯；馬克思博士，《萊茵報》的另一位編輯。”
這段話隻有一部分是真實的。莫澤斯·赫斯是共產主義的早期信仰者。這個我此前提到的人，使青年恩格斯受到了共產主義的洗禮。
為了揭示這段表述中的其他錯誤，我們有必要憶及如下年表。
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寫出這段話，而青年馬克思向共產主義的轉變是他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