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1年之後的馬克思主義新時期，三個解釋學派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論中占主導地位。這三個學派是分析馬克思主義、功能解釋馬克思主義以及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盧卡奇、阿多諾、阿爾都塞、施密特、伊波利特以及馬爾庫塞的時代過去了，新的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研究來到人們麵前。分析馬克思主義基於的是方法論個人主義、理性選擇理論和博弈論的原理。正如喬恩·埃爾斯特和約翰·羅默在他們的著作中所表述的，分析馬克思主義拒斥黑格爾主義的集體主義和有機體主義。
葛蘭德·科亨和菲利普·範·帕裏斯創立了功能解釋學派。功能解釋是這樣一種闡述，即如果假定結果嵌入先行事件的體係具有有益的影響，那麽先行事件可以被看作結果的成因。科亨的著作試圖維持馬克思主義關於上層建築依賴經濟基礎的主題。科亨提出，通過證明生產資料主要適應生產方式的形成，來使馬克思的生產資料和生產方式理論生效是可能的，因為生產方式的有益影響作用於生產工具，而生產方式有助於維持生產資料。
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學派以克裏斯托弗·阿瑟和托尼·史密斯為代表。新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論》是《邏輯學》在經濟學中的反映。阿瑟和史密斯都將《資本論》的方法解釋為“範疇體係的發展”。這兩位科學的哲學家同意馬克思的解釋，即關於社會製度的著述基於的是黑格爾邏輯範疇的內在發展理論。
馬克思主義的重新黑格爾化，產生於盧卡奇著作的語境中，成為反對1991年後將要出現的這些形式的背景。馬克思主義的重新黑格爾化再次將黑格爾引入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瓦解之後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化的新起點。
分析馬克思主義、功能解釋的馬克思主義以及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采取了不同的對20世紀馬克思主義重新黑格爾化的方法。分析馬克思主義徹底拒斥了重新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功能解釋拒斥了黑格爾的有機體主義，而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構成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思考的右翼。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學派認為，邏輯範疇體係的發展為我們理解馬克思對社會經濟構成的解釋提供了最好的工具。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的重新黑格爾化，必須與20世紀早期盧卡奇等人的嚐試區別開來。我們有必要談及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的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馬克思主義的重新黑格爾化，第二個時期是新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我們也有必要指出馬克思主義去黑格爾化的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學派，第二個時期是科亨—範·帕裏斯的功能解釋學派——我屬於這個學派。
喬恩·埃爾斯特①和約翰·羅默②的著作是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典範，代表了對當代馬克思以及馬克思—黑格爾問題的大陸研究的徹底背離。這個學派試圖重建以英美分析哲學和新古典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科亨、史密斯、阿瑟以及範·帕裏斯都不是這個英美分析哲學學派的成員。
埃爾斯特和羅默的著作試圖維護沒有黑格爾的馬克思。特別是，他們希望在堅持剝削理論這一來自馬克思的概念的同時，絲毫不必訴諸整個馬克思主義體係或黑格爾。埃爾斯特和羅默都堅信黑格爾派對馬克思的影響，但也斷定黑格爾是馬克思方法中很多錯誤的來源。
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孕育了對馬克思去黑格爾化的更大的運動。就像阿爾都塞一樣，埃爾斯特和羅默都試圖使馬克思脫離黑格爾，但他們對馬克思去黑格爾化所依據的方法論基礎並不一致。阿爾都塞認為，這種新基礎是結構主義；埃爾斯特和羅默認為，它應該是英美分析哲學和新古典主義政治經濟學。
埃爾斯特和羅默反對那些希望重新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的人，讚同阿爾弗雷德·施密特及其追隨者。施密特及其追隨者已經使馬克思主義脫離了馬克思所借用的獨特的黑格爾主義邏輯範疇，認為《資本論》以《邏輯學》的框架為支撐。但在讚同施密特勾勒的馬克思方法的學術來源的同時，埃爾斯特和羅默譴責《資本論》以《邏輯學》的框架為支撐這一點。他們認為，黑格爾主義的來源僅僅起到了敗壞馬克思主義的作用。
在這一點上，引自埃爾斯特《理解馬克思》的一段話是適當的。它有助於支撐我在後麵的討論。
在很多場合，馬克思都把“辯證方法”當作一種分析社會現象的主要方法。馬克思實踐過任何這樣的方法嗎?如果實踐過，它對理解而言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回答這些問題並不容易。當馬克思明確地指向辯證法時，通常用的是一般的，甚至枯燥的術語，我們從中很難看出他對具體的分析有何意蘊。盡管他一再傾向於表明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但從未花費時間和精力去這樣做。因此，任何對這種方法的重構都是勉強的。我將討論馬克思主義中存在的黑格爾主義推理的三條線索：每條線索都有一種被支持的主張，如果不是這種辯證方法，至少也是另一種辯證方法。第一條線索被用在《大綱》的核心部分，以及《資本論》前幾章，它們都受到黑格爾《邏輯學》的鼓舞。
“概念的自我決定”看起來似乎不過是一種鬆散的事後模式，是由黑格爾根據其發現的重要的不同現象強加的。在撰寫《大綱》的時候，馬克思重讀了黑格爾的著作。這不僅對他撰寫那部手稿，而且對他撰寫《資本論》產生了明顯的影響。特別是，他相信來自彼此的經濟學範疇可能以一種使人聯想起黑格爾在本體論中用過的方式被還原。然而，與黑格爾的範疇不同，經濟學範疇在年代學上是彼此相繼的。因此，馬克思必須麵對觀念上的次序和曆史的次序如何關聯的問題，然而他並沒有提供一以貫之的答案。①
為了全麵理解埃爾斯特對黑格爾主義在馬克思思想中在場的攻擊，我們有必要將他的攻擊分為四個部分：方法論集體主義、辯證法推演、目的論和功能解釋。
第一部分，方法論集體主義。
埃爾斯特指責馬克思試圖通過方法論集體主義的方式來解釋社會事件，並斷言這種荒謬的闡述方式來自黑格爾主義在馬克思思想中的在場。經由方法論集體主義，埃爾斯特試圖通過客觀的集體來解釋社會事件，如階級的社會範疇。當馬克思試圖解釋無產階級的活動時，他確實是以集體的術語，而不是以個人的術語進行的。在馬克思看來，不是一個個體的工人在行動著，而是整體的社會組織在行動著，如無產階級。
埃爾斯特將馬克思歸入方法論集體主義者的範疇，這是正確的。馬克思不僅用集體主義的術語描述無產階級的行為，而且用它描述資產階級的活動。《資本論》的讀者很快會發現，個人的資本主義動機從未被討論過，被討論的隻是資本主義的集體行為。
在《理解馬克思》中，埃爾斯特以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視角批評馬克思。在獨立的章節中，他展示了馬克思的價值、意識形態、階級、生產方式、無產階級革命和曆史必然性理論何以都被證明是無效的。原因是它們都基於方法論集體主義的原理。
埃爾斯特以及分析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學派，提議以方法論個人主義替代方法論集體主義。分析馬克思主義采用理性選擇的模式，其微觀基礎是有能力做出理性選擇並努力優化其結果的有目的的個人。
埃爾斯特的著作《酸葡萄》,徹底顛覆了方法論個人主義和馬克思的階級、階級動機理論。埃爾斯特以方法論功利主義替代之，而不是將社會動機描述為在集體主義的基礎上產生的。①埃爾斯特寫道：
社會選擇理論是闡述基於特定的個人偏好如何抵達社會上最優結果這個問題的有用工具……這種代理人理應被賦予特定的偏好，並被假定為獨立於這套選擇辦法。②
社會選擇理論假定自由選擇有益於該人偏好的理性個人。個體之所以做出選擇，是因為它實現了主體代理人的需要。在沒有討論社會選擇理論的哲學優勢和過失的情況下，很明顯，代理機構被置於個人中。通過將行動的原因置於主體性中，埃爾斯特推翻了全部集體行動理論，或集體因果性理論。
埃爾斯特意識到，他的理性選擇理論是由功利主義社會思潮或新自由主義喚起的。他寫道：
在這一章中，我的目的是徹底揭示一個正在功利主義理論基礎中產生的問題：為什麽個人想將滿意作為正義的標準，想讓自己通過先獲得選擇過程而形成社會選擇?③
埃爾斯特的論點是，社會最終是一種能帶給人們滿足的個人選擇的集合體。集體隻不過是使選擇代理人滿意的個人選擇的總和。埃爾斯特社會選擇理論的結論是，個人想要獲得滿足，其功利主義傾向會最大化，這就證明了馬克思的階級團結、無產階級統一或一切社會主義模式的意識形態的無效。
隨著對剝削和異化的解釋，分析馬克思主義幾乎拋棄了馬克思全部的係統架構。他們覺得，剝削和異化這兩個概念仍然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通過清除黑格爾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在場，分析馬克思主義試圖通過將剝削和異化思想置於理性選擇社會理論基礎之上來複興它們，並通過博弈理論來拯救激進主義。
第二部分，辯證法推演。
通過“辯證法推演”這個術語，埃爾斯特指出，黑格爾主義方法論詳細說明了自身的本質。在黑格爾看來，這個過程是自我包含，意味著來自概念的運動，如從普遍性到特殊性，是一種僅僅由概念自身的內在運動決定的過程。
埃爾斯特認為，馬克思解釋社會總體的方法使用了辯證法推演。馬克思借用了黑格爾的術語，但在埃爾斯特看來，黑格爾主義的這個痼疾是馬克思歪曲社會進化圖景的主要原因。
在《資本論》中，矛盾論是辯證矛盾的極好例子。《資本論》表明了三個矛盾的範疇：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必要勞動—剩餘勞動、絕對剩餘價值—相對剩餘價值的二重性。這些範疇是合乎邏輯地展開的，其辯證法推演被馬克思用於說明《資本論》的全部生產過程。例如，絕對剩餘價值的內在邏輯進化導致了關於工作日長短的鬥爭。增加剩餘價值或利潤的方法之一是增加工人的剩餘勞動時間，而這能通過增加工作日來完成。試圖延長工作日以作為增加剩餘勞動方式的資產階級，和渴望減少工作日以延長工人生命的無產階級之間的衝突，是階級鬥爭的一個範例。在馬克思看來，勞動者罷工和資本主義關閉工廠的全部曆史可以說明絕對剩餘價值—相對剩餘價值範疇所依據的辯證法推演。
辯證法推演的另一個特征是持續的發展。辯證法推演是內在的自我進化。
第三部分，目的論。根據埃爾斯特的解釋，馬克思拘泥於曆史目的論。在這個方麵，埃爾斯特也發現了黑格爾的影響。埃爾斯特覺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終將崩潰的確信包含著與黑格爾的曆史哲學同樣的目的論傾向。埃爾斯特指出，正如黑格爾假定自由的曆史進程的必要性一樣，馬克思相信資本主義瓦解並被共產主義取代的必然性。
辯證法推演和曆史目的論之間的聯係是存在的。由於本質依據目的論發展是必要的，這種必要性就需要將一種具體的、內在的方向移入曆史的路徑。
第四部分，功能解釋。
對功能解釋的辯論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關鍵問題，涉及機構或一些其他客觀的集體如何被理解的問題。分析馬克思主義中的解釋起初依據微觀基礎。它是原子論的，僅僅專注於個人的有目的的活動，屬於新自由主義。對社會特征的一種功能解釋是一種依據關於一個整體的社會係統不斷運作的功能的有利結果，來說明這種特征的存在和持續性的解釋。如果一種解釋試圖基於傾向於維持係統的結果，將原因作為結果的依據，那它就能被斷定是功能的。一個結果——一個有利的結果，是一個體係的支撐，是作為結果而具有一個原因的基礎。
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是功能解釋的一個例子。資本主義國家仍然存在，因為它對資產階級履行著重要職能：確保其政治統治。馬克思的全部論證都關注基於功能分析的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上層建築支撐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權力。①
埃爾斯特認為，功能解釋在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功能解釋的結構假定，因為結果對先決條件有益，所以先決條件必然已經確定了結果。功能解釋主張及時地退守，並斷言如果一種影響已經產生了，那它就是先決原因需要它產生的證據。埃爾斯特指出，主張影響能夠解釋原因，這在認識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後麵的事件是決定前麵的事件之立足的基礎。
埃爾斯特和羅默的以上抨擊是他們和科亨、史密斯陣營的重要分界線。一些主要的差別使科亨與史密斯以及範·帕裏斯與阿瑟區分開來。史密斯和阿瑟是黑格爾有機體主義形式的辯護者，科亨和範·帕裏斯則捍衛功能解釋。埃爾斯特和羅默的抨擊更明確地確定了功能解釋和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性。
羅默/埃爾斯特陣營和科亨(撇開主張從不同觀點的角度來看的托尼·史密斯)之間的另一個重要差別是曆史唯物主義問題。除了複活功能主義之外，科亨也想複興曆史唯物主義。羅默/埃爾斯特沒有使用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之間衝突的詞語，而寧願使用他們關於博弈理論的話語。
將決定的力量歸結於一種趨勢的另一個嚐試是，描述社會客體需要功能解釋。它表明，每一個機構或社會組織都是整體的。或者說，對具體的結構施加決定力量取決於功能主義的邏輯。羅默和埃爾斯特提出的抨擊功能理論的主張逾越了馬克思主義，但對全部社會科學領域都至關重要。這些主張提出了用社會集體術語進行解釋的有效性問題。然而，關於馬克思主義，埃爾斯特顛覆了馬克思解釋方法的有效性。
埃爾斯特不僅駁斥了馬克思的社會客觀主義，而且駁斥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這個方麵，埃爾斯特追隨新自由主義，主張價值產生於社會勞動以外。
馬克思價值論的失效也使埃爾斯特拒絕馬克思經濟學的全部結構。在《理解馬克思》中，埃爾斯特確實這樣做了：他拋棄了馬克思關於利潤率趨向下降的理論，以及任何關於崩潰的理論主張。《理解馬克思》拒絕了馬克思經濟學的全部架構。
埃爾斯特對馬克思的反駁是有說服力的和決定性的，但並非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工具，埃爾斯特試圖消除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外殼。不是從20世紀思想中消除馬克思主義，而是複活它的一些仍然豐富的學術想象力。19世紀，貝內德托·克羅齊撰寫了《黑格爾哲學中死的東西和活的東西》,埃爾斯特也是以這種精神寫作的。通過除去“死的”東西，埃爾斯特希望揭示出什麽在馬克思的思想中仍然是“活的”。
約翰·羅默的《分析馬克思主義》是一部論文集。在該書收錄的《馬克思剝削和階級理論的新方向》①和《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關於方法和實質的一些問題》②中，羅默描述了他的馬克思主義流派的前景。《分析馬克思主義》是不同於《理解馬克思》的重要著作。羅默這兩篇文章旨在解釋對馬克思兩個核心關注點——剝削和異化——的“理性選擇”理論的相關性，而埃爾斯特從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的視角提出了一種對馬克思思想整體結構的批判。埃爾斯特的觀點是總體性的，他攻擊馬克思的全部；羅默的觀點是有針對性的，他將問題集中在博弈理論何以提出關於剝削和異化概念的新定義上。
在這一點上，引用羅默的長段文字是適當的，因為它是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的綱要。在這段引文中，羅默描述了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應當指向的具體問題。
在試圖為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特征的活動提供微觀基礎時，我認為，出色的標準工具是理性選擇模式：普遍均衡理論、博弈理論以及由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發展的建模技術庫。這個方法是對20世紀思想史的一大貢獻。反對這一立場的指責可被看作向日益發展的資產階級秩序表達歉意的工具，為資本主義辯護。因此，對它們的使用必然帶有資產階級的陰影。這種主張是我所批評的功能主義類型之一。
我相信，運用新古典主義工具研究可能被稱為馬克思主義問題的規劃已經產生了。當然，在使用這些模式的時候，仍然存在一些關鍵的問題。我要舉例指出，有一種將代理人的偏好當作根據的情況。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目前主要關注明確的說明，通常(盡管不總是)假設個人的偏好是已知的前提。我認為，這種假設不隻是方法論上的，它還是意識形態的，並且來自“我思故我在”這句格言。馬克思主義顛倒了笛卡兒的警句，斷言人的偏好很大一部分都是社會決定的結果。如果打算用理性選擇模式描述福利，並對理性行為的結果做出規範判斷，那麽這是一種很重要的考慮。理性選擇模式將被用於發展一種內在偏好形態的理論。唯物主義心理學有必要將偏好從天賦和曆史中分離出來。這個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問題的一個範例將通過使用標準工具而最終得到解決。①
羅默著眼於“理性選擇”理論工具的目標是剝削概念。由於接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羅默拒絕勞動價值論和勞動剝削理論。他認為，導致剝削的不是對勞動的占有，而是對生產資料的控製。羅默將剝削的成因從對勞動的支配轉換為對生產性財產的支配。②
羅默在取代基於價格的價值概念時，發現馬克思的價值論是無效的。對馬克思而言，勞動價值存在於價格之前；但對羅默來說，價格出現在勞動價值之前。羅默做出這種轉變的原因是，他覺得不先了解這些產品的價格就決定哪種生產過程有利是不可能的。正是對決定價值的利潤的期望，而不是價值論的存在，取決於勞動的成本。①
羅默對馬克思的勞動剝削理論和價格理論的消解仍然沒有回答被占有的人何以認識到他是被剝削的這一問題。他何以能做出決定，離開被剝削的境遇?在回答這個問題時，羅默訴諸博弈理論。
此前，這等於說經濟結構的代理人聯盟在玩這個遊戲。聯盟可以參加或退出這個經濟結構。為了給這個遊戲下定義，我詳細說明了隻要從經濟結構中退出，一切具體的聯盟就都能實現自身。鑒於這些詳細的說明，如果一個聯盟能通過“退出”而使它的成員做得更好，那麽就應當“退出”。②
羅默假設，社會中的團體堅持一種可撤銷條款，或可以選擇退出規則。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團體在條件A中存在，而這個團體覺得條件B能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那麽他們就能夠選擇退出條件A並進入
條件B。選擇退出規則允許他們識別剝削的條件，並找到一種使他們的生活環境得到提高的位置。
可撤銷條款不是一個被剝削的團體，如無產階級，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路徑。轉換剝削社會勞動或勞動市場、生產性財富的擁有者的基因，在羅默的平等理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成比例的捐贈，經由特殊團體的生產性財富捐贈的支配，是不平等的原因。
據羅默所見，要克服不平等，就要依賴於建立一種使被剝削的階級得到人均占有社會的生產性資產的秩序。①羅默沒有采用推翻資本主義或生產力國有化的布爾什維克的經典意識形態。更確切地說，他認為，按照再分配的方案，首先，一種人均占有一個社會的生產性財富的決定必須是由被剝削的階級做出的；其次，一種生產性財富的利潤的再分配必須得到落實，以便被剝削階級的每個成員都能得到自己的人均占有。當羅默在生產財富不平等的捐贈中定位剝削時，他確立了自己的再分配正義理論的標準。羅默沒有呼喚推翻生產性資產的私人所有者，而是呼喚財產的重新分配和調整。
羅默保持了英美分析哲學傳統，發現德國唯心主義學派是晦澀難懂的。他將黑格爾與目的論思想和功能思想聯係起來，認為這兩種方法一文不值。在他看來，馬克思汲取黑格爾主義方法論的範圍損害了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