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學技術力量與資本的互動
在資本主義社會，技術力量的形成和發揮與資本的存在形式不無關係，固定資本受到科學技術含量和水平的製約，流動資本的運行由技術和管理狀況決定。社會的勞動生產力作為資本所固有的屬性而體現在固定資本裏，這既是科學的力量，又是在生產過程中內在地聯合起來的社會力量，它是最終從直接勞動轉移到機器、轉移到死的生產力上麵去的技巧。馬克思這樣說，是因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生產中的技術含量擴大，社會的有機構成被提高，由科學推動的固定資本相應增多。當這種技巧被視為一種習慣性的作用方式時，資本家就不用為此而做過多的投入，於是，“科學的力量也是不費資本家分文的另一種生產力”[16]。標準化生產、流水線作業、集成式合作等都成了社會的生產力，資本的技術構成以及生產中的勞動力構成，成為資本家關注的重點，這樣的再生產到處都是以固定資本和原材料以及科學力量的作用為前提的。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麽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已經在多麽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識的控製並根據此種知識而進行改造。馬克思認為，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必然“要把自然科學發展到它的最高點”，這其中不僅有資本家的逐利欲望，也包含著人類社會進步的曆史必然性。另一方麵，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就像“有靈性的怪物”，支配著技術走向和應用方式，影響和控製著科技發展及其在實踐中的應用狀況。科學是直接的或間接的生產力，當它被應用於物質生產或社會實踐時，就通過一係列轉化而成為現實的直接的生產力。由資本設定的生產環境和語境中，科學技術的力量是由資本喚醒的，科技力量的大小影響著資本增殖能力和增殖狀況，於是“科學在直接生產上的應用本身就成為對科學具有決定性的和推動作用的著眼點”[17]，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的真正動力來自資本增殖的欲望，科技力量的表達方式源於追求剩餘價值的內在衝動。馬克思充分肯定了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肯定了由於社會需要而造成的自然科學發展趨勢，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創造出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係，創造出一個普遍有用性的體係，甚至科學也同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屬性一樣，表現為這個普遍有用性體係的體現者”[18]。在這種情況下，屬人的自然、物質內容、精神內容都在科技的影響下成為推動資本運動的力量。
資本主義發展初期，依靠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資本服務，並使資本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明顯加強，“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也會對原資本或已經處於生產過程中的資本發生反作用”[19]。資本與技術的互動中，資本尋找最大化的效益，技術尋找最充分的表達，科學技術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互動力，在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中延伸和發展著，鋼鐵的產量、化工產品的產量、生活用品的產量，都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增長。“自從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舊的工場手工業變成大工業以後，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造成的生產力，就以前所未聞的速度和前所未聞的規模發展起來了。”[20]19世紀最後30年在自由資本主義轉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中，世界工業增長了兩倍以上，這不僅是資產階級剝削國內外廣大勞動人民的結果，也是科學技術推動的結果，尤其是內燃機和電動機的發明和應用的結果。壟斷時期的資本主義類型及其表現，或多或少與技術發展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美國是托拉斯帝國主義，實際上是以技術為基礎的經濟發展與合作形式；德國是容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是現代大資本主義技術的高度組織性的結合；英國是殖民帝國主義，優越的技術支撐使它能將經濟觸角伸向海外；法國是高利貸帝國主義，其資本輸出源於國內壟斷利潤；俄國和日本是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其基礎源於技術影響下的軍事支持。這些方麵包含著技術與資本互動的事實。
（二）科學技術力量與社會生產的互動
一是物質生產與科學技術力量的互動。在馬克思看來，社會需求對科技力量的影響至關重要，一方麵社會需求極大地推動了科技進步，另一方麵社會需求方式影響著技術力量的表達方式。人們發明火車頭，主要是因為大工業“要求新的交通工具來迅速而大量地運輸其產品”；人們研究摩擦規律，主要是因為“傳動機構規模的擴大同水力不足發生了衝突”；人們製造遠洋輪船、修築鐵路等，主要是因為舊的交通運輸手段難以滿足社會需要了；人們發明紡紗機，主要是因為“手工紡紗已經不能為織布業提供所需數量的原料”。“當市場擴大到手工勞動不再能滿足它的需求的時候，人們就感到需要機器。於是人們便想到應用18世紀時即已充分發展的機械學。”[21]如果我們構設一下當時的技術場景，一方麵是社會經濟和生產發展中的繁榮景象，它呼喚與更高的生產水平和生產能力相適應的科技手段；另一方麵是現實中的技術無奈，老牛拉破車式的生產現狀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動力要求。“機器勞動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於需要超過了用以前的生產手段來滿足這種需要的可能性而引起的。”[22]當現實的社會需求超出現有生產力水平時，科學技術的推動作用也會凸顯出來，社會需求與科學技術之間的聯係越來越多樣和深入，滿足社會需求與發揮科技力量密切地聯係起來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的物質欲望是通過對超額剩餘價值的追求實現的，它對技術力量的依賴是顯而易見的。在資本主義競爭中，不管是要獲得更有利的地位，還是要獲得更多的利潤，充分運用技術手段都是必不可少的。資本家要實現上述目標，除了細化社會分工，還要“全麵地應用和經常地改進機器”，為了獲得更多的相對剩餘價值，“就要探索整個自然界……要把自然科學發展到它的最高點”。[23]於是，對超額剩餘價值的追逐激發了技術潛能，進而導致“在所有生產部門中用機器代替人的勞動”。正是資本家之間的競爭給技術力量的發展提供了現實場景。
二是精神生活與科學技術力量的互動。在資本增殖的欲望中，一些技術如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等，都改變了被發明時的美好初衷，變成了實現物欲的手段和精神發展的有力杠杆，科學技術的曆史成為逐漸消除愚昧的曆史，成為“文明”的曆史或曆程，科技知識的積累過程與文化力量的積澱過程以及精神品質的養成融為一體。“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複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24]但不能認為，古代的巫術文化中沒有科學成分，古代的神話傳說沒有科學元素，古代的天地傳說沒有合理想象。煉丹術對化學的啟蒙和推動，酒神精神對醫學的推動，天地傳說對自然觀念的推動，都是精神生活對技術理性的渴望。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促進了大工業的發展，造就了世界性的物質市場、文化市場和生活市場，這對打破封建束縛和推動資本主義精神的勃興產生了巨大作用。“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曆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25]從石器時代技術含量很低的時期，運用水力風力促進生產的時期，到蒸汽機廣泛使用的時期，再到電力時代和現代技術時期，表明了科學技術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無限地貼近自然的人類，同時與自然的心理距離越來越遠，盡管他在物理空間上難以擺脫自然的束縛，卻在技術上有了遠離這一空間的可能。“這種發展可以說從同其出發點起的時間距離的平方成正比，仿佛要向世界表明，對於有機物最高精華的運動，即對於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種和無機物的運動規律正好相反的規律。”[26]科學技術改變了人們的行為，增強了人的主體精神和獨立精神，改變了人們衣食住行的具體內容和方式，擴大了人類交際的頻率和範圍。科學技術的發展呈現加速趨勢，也使與之相應的文化力量不斷擴大。科學的力量摧毀了精神獨裁，打破了舊的界限，體現了新時代的最高度的藝術發展，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使以往的一切舊跡黯然失色。
在技術不夠發達的社會中，人對世界的理解是不夠客觀和全麵的，在較多依賴自然界和自然之物的情況下，其獨立性明顯不足，那時人們往往把問題想象得很簡單，把思想表達得很幼稚，基本上是以猜測的形式來解釋社會現象的。在技術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對事物之間的聯係有了較多的認識，對事物發展的唯物辯證性質有了較多的理解，在此基礎上的不同學科也為分析現實問題提供了依據，因此，“隻有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對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認為是自為的力量”[27]。隨著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智力支持不斷加強，形成的精神動力也越來越強大，並且呈現出加速發展趨勢，新理論、新知識轉化為實踐的過程大大縮短。這樣的情況下，技術的擴張能力大大增強，它不僅表現為外在的膨脹能力，也表現為內在的突破能力，在外部形式上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區域疆界的延伸，在內部結構上的張力表現為矛盾及其解決思路，“科學和技術使執行職能的資本具有一種不以它的一定量為轉移的擴張能力。”[28]反過來，資本擴張的結果必然是觀念的改變和關係的重整。通過技術滲透和應用，“從人類精神的一般勞動的一切新發展中，以及這種新發展通過結合勞動所取得的社會應用中，獲得最大利潤的，大多數是最無用和最卑鄙的貨幣資本家”[29]。體現科技力量的機器大工業的作用非常顯著，它們共同促進世界市場的擴大，商品種類的增多，對於打破生產的封建束縛起到了巨大作用。科學技術還改變了人類的審美標準，使精神產品的境界隨之提升，人們不斷地采用新的尺度來構造自身的美學需求。在這裏，神對人的統治被顛覆，自然界對人的統治被瓦解，外在於生活世界的聖靈和超自然力量的地盤被壓縮。
（三）科學技術力量與辯證思維的互動
科學的產生和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因為生產實踐不斷提出新的要求，使科學不斷拓寬研究領域並加速自身的分化與發展，生產實踐為科學發展不斷輸入“新鮮血液”，提供新的研究事實和研究手段。這個過程是一個互動的和互為因果的狀態，生產發展推動自然科學的發展，反過來科學對生產也起著同樣巨大的作用。這種互動並不完全是積極的，有時甚至是人為地受到阻礙的。資本主義製度下，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與停滯趨勢是並存的，生產力水平的製約則是客觀的經常性的因素，那些錯誤的認識方式、世界觀和思維觀念的阻礙作用也是經常存在的。
一方麵，自然科學的發展彰顯了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及其相互之間的聯係和關係，使社會發展的辯證唯物性質以不同的方式顯現出來，使人們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體係的構建有了現實的可能性。早期的形而上學觀點以及片麵的認識，既難以適應自然科學發展的需要，也無法有效解釋其中的新問題新現象。在唯物辯證法提出之前，舊哲學難以勝任指導自然科學的全部任務，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關係沒有得到合理地展現和確證，以至於認識上不是相互促進而是紛亂不堪，不是有機聯係而是任意割裂。“我們很難拿到一本理論自然科學書籍而不得到這樣一個印象：自然科學家自己感覺到，這種紛擾和混亂如何厲害地統治著他們，現在流行的所謂哲學如何絕對不能給他們以出路。除了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從形而上學的思維複歸到辯證的思維，在這裏沒有其他任何出路，沒有達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30]要實現從形而上學複歸到辯證法，就需要運用自然科學揭示事物的真相，揭示客觀事物之間的聯係和關係，使人們認識到事物對立麵的轉化，認識到事物變化的永恒性與相對性，也認識到否定之否定的進化道路。科學發展中，過去看似不相幹的事物，看似水火不相容的東西，看似沒有必然聯係的內容，隨著認識的深化被確立了不同形式的關聯。或許在16世紀以前人們沒有認識到蒸汽機的出現以及它所帶來的新氣象，或許在17世紀以前人們也沒有充分意識到對雷電的認識能夠開辟一個新時代。“正是那些過去被認為是不可調和的和不能化解的兩極對立，正是那些強製規定的分界線和綱的區別，使現代的理論自然科學帶上狹隘的形而上學的性質。這些對立和區別，雖然存在於自然界中，可是隻具有相對意義，相反，它們那些想象的固定性和絕對意義，隻不過是由我們的反思帶進自然界的——這種認識構成辯證自然觀的核心。”[31]
另一方麵，唯物辯證法是推進科學思維和辯證發展的方法論基礎。辯證法提供了認識事物的重要工具，所謂歸納與演繹、抽象與具體、分析與綜合、形式與內容，都是辯證思維的體現，“辯證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隻有辯證法才為自然界中出現的發展過程，為各種普遍的聯係，為一個研究領域向另一個研究領域過渡提供類比，從而提供說明方法”[32]。自然過程的辯證性質顯示出一種自證和自明的力量，而辯證法能夠幫助自然科學理論克服困難；自然科學的發展能夠揭示事物發展的辯證唯物性質，辯證法則把這種唯物性質係統地表達出來。即使那些不是係統研究辯證法的科學家，它們之所以能夠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取得成就，也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辯證方法的結果，信仰神學的科學家可以運用辯證方法，唯心主義者也可能在自己的行為中運用辯證方法，甚至詭辯論者也把自己的表達說成是辯證法，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點：不是唯物主義的。“由於學會辯證地思維的自然科學家到現在還屈指可數，所以，現在理論自然科學中普遍存在的並使教師和學生、作者和讀者同樣感到絕望的那種無限混亂的狀態，完全可以從已經發現的成果和傳統的思維方式之間的這個衝突中得到說明。”[33]辯證法方法有助於精確地描述宇宙發展和人類發展，有助於理解事物的“產生和消失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隻有當自然科學和曆史科學本身接受了辯證法的時候，一切哲學的廢物——除了純粹的關於思維的理論以外——才會成為多餘的東西，在實證科學中消失掉”[34]。自然科學和曆史科學在辯證分析中的作用在於，證明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和方法論意義，逐步提出其中的“廢物”以便淨化其理論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