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曆史意義來說，文化的力量是很容易加以確認的，特別是采取妥善的預防和安全措施來確保文化朝正麵的而不是負麵的結果發展。整個曆史時期——古典時代、文藝複興時期、啟蒙時代和羅馬時期——都公認它們所帶來的文化變革。”[129]但是，文化不全是自變量，文化力量也不會完全自發地表達出來，其影響積極與否，還要看它和其他社會因素的作用情況。“文化最終還受到構成和組成文化的所有力量和因素的影響，這是造成文化十分複雜和獨特的原因。”[130]同樣的文化屬性，在不同的社會中，甚至在同一個社會的不同時期中，對於社會發展可能具有不同的影響。中國古代有“文以載道”之說，但是，“文”有力量才能“載道”。文化力量的表現是一個綜合過程，盡管個人的文化素質也在社會中起作用，但整體上說它是服從和服務於全社會的，文化的內蘊力在於對實際問題的表達狀況如何，在於對問題本質的體現是否深刻。一般而言，文化內涵越是接近事物的本質，越是體現事物的規律，其力量就越大，特別是當文化發展與國家的前途命運以及人民的生活實踐緊密聯係時，其作用力會更加明顯。
人是文化力量的實踐主體。在宗教神學那裏，文化力量是超自然的，是上帝賦予和主宰的。韋恩·克裏斯多德在《力、愛與惡：剖析我們如何相互摧毀的哲學》中提到，“作為每種力量存在的創造者——這裏說的每種力量不僅包括那些全麵的力量還是特定的力量，作為擁有無窮的力量的上帝，他不僅通過製造所有的力量，而且通過將自己的力量置於首要位置，通過使用他的超然力量而將無限的力量帶入現實、賦予現存力量以能量；而所謂無限的力量，即便將力量源源不斷地帶入現實，也不能夠使得上帝的力量製造能力有些微的削弱”。但是，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文化是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並影響和反作用於相應的經濟和政治，是社會主體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社會生活的一種認識和向往，它有時是潛移默化的力量，波瀾不驚；有時是突躍性的社會因素，洪波湧起。這需要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來發生作用，結合的載體通常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群眾。因為，“在實踐方麵，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麵，他們勝過其餘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131]這一狀況必然使共產黨人成為文化力量的表達中堅。現實的發展過程中，一切理論和技術都必須通過人的主體活動和勞動實踐轉化為生產力，而每一種文化形式，都不過是群眾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或思想傾訴。辯證唯物主義不僅承認人民群眾是物質資料的生產者和精神產品的生產者，也要求承認文化創造的多樣性和文化成果的多樣性。馬克思在談到哲學與無產階級的關係時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132]當思想成為人心中的陽光時，當知識的明燈照在人的心坎時，它必然會極大地推動人們的覺醒和覺悟，使人意識到人自身的力量。但是，“那些相信工作代表了一種反理論的思想模式，那些寧願要原則也不要理論，寧願要解讀而不是解釋，寧願要理性也不要理由的人們，與和他們相對的那些渴望傳統科學的最終性成功與確定性的人們之間，仍然存在一種張力”[133]。實踐著的不同人群，盡管都是文化主體，卻因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認識而存在思想上的爭論。另一方麵，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人活動於其中的自然，在每一個曆史時期的文化創造，都被注入人的意誌和創造性。沒有作為主體地位的人及其實踐，就不會有人的本質的對象化活動，也就不會有人類文化史和文明史。正因如此，馬克思指出：“工業的曆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麵前的人的心理學。”[134]他們認為，文化力量是通過知識分子及其他社會主體的實踐發揮出來的，他們對文化動力的認識是以實現人的價值為主要目標的。
社會經濟是文化力量的物質基礎。文化是一麵意義非凡的希望的旗幟，它鼓勵社會向著好的方向發展；文化力量作用於經濟以及經濟力量作用於文化，是一個相互的過程，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麵：一是文化對自然和社會的把握程度，那些能夠體現經濟發展規律的文化內容，對社會發展具有正向的推動作用，這也是發揮人的主體功能的重要基礎。二是對信仰、信念等人文元素的張揚程度，當一種信仰內化為情感化的人文元素時，就能以內聚力的形式對人的意誌力、行為力甚至對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產生巨大影響，由此產生的巨大心理能量可以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三是對良好的倫理規範的認可及實踐程度，經濟發展中的基本矛盾是經常性的，倫理規範具有約束人的行為而減少盲目利益衝動的作用。這三個方麵的要點在於：理想信念、倫理觀念、技術含量和人的活動的辯證統一。早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衝動”受到傳統習俗的約束，後來又在某種程度上注入了價格公平的道德原則，再後來還遭遇了清教徒節儉意識的壓製，但是，在技術的推動下，文化含量不斷飆升。正因如此，現代國家都不遺餘力地推進經濟文化化和文化經濟化，通過這樣的方式實現硬實力與軟實力的融合。藝術作品可以買賣，思想產品可以買賣，精神遺產可以買賣，市場成了文化與社會結構相遇之地，經濟發展表現為由文化展示出來的生活方式。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提出，“現代主義不再是嚴肅藝術家的工作，而是文化界——即‘文化大眾’——的財產，文化界是文化產品的分配部門，對它來說，對傳統舊事物的震驚成了新事物的印章。文化界在修辭上采取敵對姿態，反抗資本主義的井然有序和嚴肅節製，然而它卻強迫別人遵從自己，不許他們違背它所守護的標準”。這是經濟的強製力和文化的內聚力共同決定的，它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也造成了難以克服的文化矛盾，因為對文化界來說是“多樣性”，對中產階級來說是享樂，對大眾來說是色欲追求。而時尚之本性，正是將文化淺薄化。經濟發展對文化形式的“合法性”影響很大，也會影響到文化力量的強弱。再看看“文化霸權”一詞，其風靡全球的主要原因是，它可以提供文化或意識形態發展的解釋力，給不同時期和不同性質的統治階級或階層提供發展理據。神學靠信仰和秩序的內在烙印維護權威，使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結合起來；資產階級經濟衝動和現代性的文化驅動有著共同的源泉，體現為經濟事務中的個人主義和文化“沒有限製的自我”精神。但是，總體上看，“文化霸權”的顯示與對應階級或階層的經濟基礎有關，這一背景下的現代主義文化是道德編碼與價值目標的合一。馬克思認為，社會發展中“人對人的依賴階段”“人對物的依賴階段”“人的自由而全麵發展階段”，都和一定的文化水平相適應並受到相應文化形式的製約，自然經濟、產品經濟、市場經濟也都顯示出同樣的特征。“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麵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一方麵還沒有一定的生產力，另一方麵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麽……盡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於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135]在這裏，馬克思描述了文化發展水平與生產力發展的一致性。文化與經濟的協調發展中，先進的思想觀念、人文資源與文化設施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在經濟、製度和文化的關係中，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隻有奴隸製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使古代世界的繁榮，使希臘文化成為可能。沒有奴隸製，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製，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136]曆史的長河中，經濟、政治、文化的互動發展，在社會的所有時期都有表現。
政治活動影響文化力量的實踐方向。文化力量經常處於政治活動的注目之下，政治在規劃文化格局時，就已經規定了文化力量的實踐方向。政治製度對意識形態文化的影響尤其明顯，不同的國家形態中，各種思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葛蘭西認為，資本主義愚弄了所有階級的人民，使人民處於被動地位，既不能行使政治權利，也不能擁有支持它的文化。托洛茨基在《文學與革命》中也表達了文化與政治運動的關係，他認為如果革命成功，本民族文化的想象力和道德觀都要受到革命目的的影響，但是，本民族的一些文化以及知識分子階層難以完全融入這種革命的事實，又會將文化的阻滯力放大。在他看來，文化屬於烏托邦，與藝術是同義語，與建築的意義也相近，但文化在詮釋公正、平等等政治思想時的積極作用也不完全是烏托邦式的。為了顯示文化的力量，政治必須重新規劃和想象文化，文化力量就是將政治目標變為現實，而在奪取政權後，文化的力量在於鞏固政治權利。無產階級運動中，政治運動和精神運動大體是一致的，它們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基本上也是一致的，文化發展和社會走向也是一致的。因此，文化成為政治力量是一種意識形態轉變，這得以推動思想領域的宣傳工作，從而使得藝術、文學、教育等從多方麵得以規範。“1917年奪取政權後的布爾什維克首次為不可規劃文化的藝術導向作出輝煌規劃以明確滿足政治目的的需求”，“俄羅斯實際上提供了一個藝術與政治的和諧共處極度短暫的生動例證，同時也表達了當時最好文化的純潔簡單的一麵”。[137]這種情形中，文化不僅是生活方式的象征和體現，更是真善美的判定標準和象征，它因擁有道德權威而占據政治地位。文化力量的負能量表達與極端的政治欲望有關，19世紀初的德國、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目標決定了其政治文化的反人民性，人們對其文化力量感到不好理解卻深受其害。墨索裏尼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到意大利共和黨在北方根據地創造了一種具有極大衝擊力的意識形態，為了遏製這種力量，他以自己特有的低俗文化天才和自己特有的政治方式創造了遏製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文化形式。希特勒用另一種方式來顯示文化力量，當時的電影《意誌的勝利》和1936年奧林匹克運動會，都表明了文化與政治宣傳的衝突。20世紀兩種主要的意識形態的交匯和碰撞，是不同文化力量的重要表達方式，對此本傑明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法西斯主義將政治唯美化，而馬克思主義把美學政治化。”[138]觀點似有偏頗，思路耐人尋味。弗裏德·英格利斯使用了另一種說法：“前蘇聯的政治藝術要求無產階級看到體現在文化各個細節中的自身政治經曆；法西斯的美學藝術則要求大眾平民從屬於國家領導人的集體神秘。”[139]這兩個方麵的共性在於都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文化的力量，也以自己的方式詮釋了文化力量的表現形式，“二者都將軍事武器及閱兵隊伍的野蠻美麗描繪成精彩的庸俗作品（也就是說，非常情緒化和理想化的刻畫）；二者都將領袖孤零零地置於高台上以供民眾崇拜；二者都慶祝這種圓滿和成功，歌頌應電影的要求對民族和政黨曆史進行的改寫。”[140]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對文化力量的揭釋不同，采用的方法不同。因此，政治可以通過塑造文化而達到自身的目的，文化也可以通過政治強化自己的力量，一旦文化浸入政治體係和社會肌體，它就會成為具有無限摧毀力的事項。可見，文化與社會現實的兩端都有聯係，在這種政治現實中，突出地顯示了文化力量的二重性：鬥爭、暴力與理想、原則並存；負麵的、正麵的與中性的並存；過去的、現在的與將來的並存；問題與可能性並存等。它既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本土化的，既可以是個體的又可以是集體的，既可以是理想的又可以是現實的，既可以是精神的又可以是物質的。政治活動的推動下，文化力量又可以顯示出較大的負麵效應，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1848年革命失敗的原因時指出，由於山嶽黨缺乏政治理解力，導致《國民報》派的壟斷政權活動，農民落後的文化意識和輕信使波拿巴當上了總統。“如果他們不再有信仰，就會不再輕信，而他們一旦失去教皇，也就不再有信仰。”[141]波拿巴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他通過政治手段和謊言騙取了農民的支持，這也使馬克思恩格斯深切認識到，在當時法國這樣的國家裏進行革命，缺乏農民的合唱不免是孤掌難鳴的。同樣的道理，文化力量的表現也是一種合唱。“如今，文化是一個與我們世界的人性化重要內涵有關的政治問題。”[142]政治變革中，文化的動力不是表現為知識讀本，而是表現為貼近生活的生動實踐。無產階級的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如果文化教育與政治脫離，可能會失去方向性。
社會教育是文化力量實踐的基本方式。關於教育，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講到：“正如我們在羅伯特·歐文那裏可以詳細看到的那樣，從工廠製度中萌發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麵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43]這是說，生產勞動和教育的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另外，教育力量在宗教的發展中的表現也很明顯。教育和科學不斷地提升人對自然界整體性的認識，而宗教思想試圖在社會的不同階段尋求文化的整體性認識，也就是說，宗教將傳統作為內在依據，科學將現代作為發展形式，二者都以一定方式影響著社會，但影響的方式和結局是不一樣的。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一切宗教都是支配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是人間的力量采取超人間力量的形式。但是，宗教不是無條件地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內容的，其力量強弱及表達形式離不開主流意識形態決定的“底色”。“宗教一旦形成，總要包含某些傳統的材料，因為在一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144]宗教可以融合傳統的意識形態材料而形成日常生活的作用力，它在社會發展中並不全然是消極的力量，它與各種社會要素相互作用，共同體現著自身的文化功能。在葛蘭西看來，文化和教育是同義語，在教育中，文化扮演著解放和教化角色。但是，教育不能割斷曆史，舊的人文主義精神也能夠在現實的活動中發揮力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葛蘭西曾說，無論把文化歸為庸俗文學的多愁善感還是歸為野蠻主義的殘忍，它都每天存在於我們的周圍，需要解釋的問題是文化在教育中的力量表達。由於教育活動，使文化不至於定格在一個抽象的時刻，教育使人獲得了語義，也實踐了曆史，不少時候，學校教育把關注的要點集中在彌補社會群體的差異上，這有助於體現安全的身份、自信的方向以及思想上的歸流。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陶冶是社會教育的重要方麵，而社會生活的精神活力與文化精神的社會動力是互相映照的。通常情況下，思想力求成為現實，現實力求趨向理想，這是互動的過程。在文化動力與其他社會關係的協同作用中，馬克思恩格斯有不少論述。如：社會分工的影響。它“使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享受和勞動、生產和消費由不同的個人來分擔這種情況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現實……”[145]又如：市民社會的作用。“就單個人來說，他的行動的一切動力，都一定要通過他的頭腦，一定要轉變為他的意誌的動機，才能使他行動起來，同樣，市民社會的一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一個階級統治著），也一定要通過國家的意誌，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146]再如：思想力量的顯現。如果考察一下英國文化的發展，我們能夠看到斯賓塞、莎士比亞、笛福、奧斯汀等人的一貫取向，通過藝術把遙遠的世界聯係起來，從而實現英國在經濟邊界和文化邊界中的欲望，這是一種經常性的文學素養和熏陶。教育效果影響著文化資本的發揮效能。文化資本的積累儲存狀況影響著文化力量的大小，是文化競爭力的現實狀況，它與經濟資本互為映照互為遞進，但也存在著悖論。文化資本是在一定的經濟環境和集中體係中起作用的，是通過注明文化的存在和意義而顯示其競爭力的。文化資本不可能是一種階級差異，盡管要保持文化資本的高度價值就需要諸如充足的時間、空間、金錢之類的階級必備品，也需要諸如主導話語之類的“通貨”。文化資本影響著道德定位，文化習慣影響著規則意識，人們在適應與衝突中成了文化動力的載體。文化資本的影響力，不僅是教育的灌輸問題、文化的內在規定問題，以及人的參與問題，更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問題。一定意義上說，文化經濟化以及經濟文化化、政治文化化以及文化政治化、製度文化化以及文化製度化，都是運用文化資本增強競爭力和感染力的過程。
文化力量的二象性，既給我們提供了推動社會發展的契機，也給我們提供了關注要點。一方麵，要采取妥善的措施，推動文化朝著正麵方向發展，預防文化的負麵結果；另一方麵，要推動文化合作，揚長避短。顯然，文化之中有照亮今後道路所需要的理解深度和觀察廣度。如果需要用文化力量來改善社會體係，就必須構建一個良好的文化體係，而這個文化體係的優化與文化力量的表達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頁。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頁。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頁。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頁。
[5]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2頁。
[6]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馮雄譯，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7頁。
[7] 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想史》，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
[8]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馮雄譯，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8頁。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2頁。
[12] ［美］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上冊，楊東蓴等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9頁。
[13] ［美］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上冊，楊東蓴等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9頁。
[14] ［蘇］E.A.瓦維林等：《曆史唯物主義與文化範疇》，雷永生等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頁。
[15]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馮雄譯，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頁。
[17]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弁言”第6頁。
[18] ［蘇］E.A.瓦維林等：《曆史唯物主義與文化範疇》，雷永生等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頁。
[19] ［蘇］E.A.瓦維林等：《曆史唯物主義與文化範疇》，雷永生等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頁。
[21] ［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頁。
[23] 楊曾憲：《符號“危機”與理論生機》，《文學評論》1988年第1期，第49頁。
[2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頁。
[2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頁。
[26]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馮雄譯，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頁。
[27]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馮雄譯，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頁。
[28] 《孟子·離婁下》。
[29] ［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程克雄譯，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頁。
[30] 盧勳等：《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60頁。
[31] 司馬雲傑：《文化悖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頁。
[32] 《列寧專題文集 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165頁。
[3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頁。
[34] 《列子·楊朱》。
[35] 《易·序卦》。
[36]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馮雄譯，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7頁。
[37] K.Rasmussen，People of the Polar North：A Record，Nabu Press，2012，p.124.
[38]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馮雄譯，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頁。
[39] 《禮記·曲禮下》。
[40] ［澳］韋恩·克裏斯多德：《力、愛與惡：剖析我們如何相互摧毀的哲學》，王曦影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頁。
[41] ［美］邁克爾·H.普羅瑟：《文化對話：跨文化傳播導論》，何道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頁。
[42] ［美］邁克爾·H.普羅瑟：《文化對話：跨文化傳播導論》，何道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頁。
[43] ［荷］馬歇爾·範·林登：《西方馬克思主義與蘇聯》，周穗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頁。
[44] 參見［荷］馬歇爾·範·林登：《西方馬克思主義與蘇聯》，周穗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頁。
[45] ［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島子譯，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頁。
[46] 孔明安等：《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181頁。
[47] 轉引自［澳］韋恩·克裏斯多德：《力、愛與惡：剖析我們如何相互摧毀的哲學》，王曦影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頁。
[4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頁。
[4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頁。
[50]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160頁。
[51] 劉敏中：《文化模式論》，《學習與探索》1989年第4—5期，第16頁。
[52] 範麗珠等：《中國與宗教的文化社會學》，時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頁。
[53] ［法］鮑德裏亞：《生產之鏡》，仰海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1—2頁。
[54] ［法］鮑德裏亞：《生產之鏡》，仰海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2頁。
[55]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下，馮雄譯，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20頁。
[56]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下，馮雄譯，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21頁。
[57] 孫金燕：《“遊戲江湖”的虛擬快感：從“再中心化”到主體間性》，《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第76頁。
[58]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頁。
[59]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頁。
[60]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頁。
[61]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頁。
[62]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頁。
[63]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複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頁。
[64]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複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頁。
[65] ［美］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董書慧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頁。
[66] ［美］邁克爾·H.普羅瑟：《文化對話：跨文化傳播導論》，何道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頁。
[67] ［德］考茨基：《倫理與唯物史觀》，董亦湘譯，上海新文化書社1926年版，第103頁。
[68] ［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頁。
[69] ［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嚴蓓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頁。
[70] E.Laclau. New 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104.
[71] E.Laclau. New 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215.
[72] ［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嚴蓓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4—355頁。
[7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頁。
[7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頁。
[7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頁。
[76] ［英］以賽亞·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嶽秀坤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頁。
[77] ［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嚴蓓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頁。
[78] ［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嚴蓓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頁。
[79] ［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賀麟等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7頁。
[80] 賀來：《邊界意識和人的解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81] ［美］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8—19頁。
[82] 馮梯雲：《講學習是講政治、講正氣的前提和基礎——學習〈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第46—47頁。
[83]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下，馮雄譯，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617頁。
[84]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下，馮雄譯，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17頁。
[85] ［德］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曹衛東等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頁。
[86] ［法］孔多塞：《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何兆武等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頁。
[8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頁。
[8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頁。
[8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頁。
[9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頁。
[91] 賀來：《邊界意識和人的解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頁。
[92]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下，馮雄譯，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08頁。
[93] ［美］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前言”第4頁。
[94] 賀來：《邊界意識和人的解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頁。
[95] ［英］休謨：《人性論》上冊，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509—510頁。
[9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頁。
[9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7頁。
[9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頁。
[99] ［英］邁克·費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後現代主義與認同》，楊渝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頁。
[10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534頁。
[101] ［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於曉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39頁。
[102] 張明霞：《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機製的製約因素分析》，《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第6頁。
[103] ［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嚴蓓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頁。
[10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頁。
[105] ［美］保羅·福塞爾：《惡俗》，何縱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版，“譯者序言”第1頁。
[106] Antonio Gramsci，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27.
[107] Bernard Ostry，The Cultural Connection，Toronto：McClland and Stewart，1978，p.1.
[108] ［英］弗雷德·英格利斯：《文化》，韓啟群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頁。
[109] ［美］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0頁。
[110] ［德］雅斯貝爾斯：《曆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雄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頁。
[111] ［澳］韋恩·克裏斯多德：《力、愛與惡：剖析我們如何相互摧毀的哲學》，王曦影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頁。
[112] ［澳］韋恩·克裏斯多德：《力、愛與惡：剖析我們如何相互摧毀的哲學》，王曦影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頁。
[113] ［澳］韋恩·克裏斯多德：《力、愛與惡：剖析我們如何相互摧毀的哲學》，王曦影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17頁。
[114] ［英］弗雷德·英格利斯：《文化》，韓啟群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頁。
[115] ［加］D.保羅·謝弗：《文化引導未來》，許春山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116] ［美］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前言”第4頁。
[117] 轉引自［加］D.保羅·謝弗：《文化引導未來》，許春山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118] ［美］理查德·尼克鬆：《1999：不戰而勝》，朱佳穗等譯，長征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頁。
[119] ［美］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39頁。
[120] ［美］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476頁。
[121] ［美］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07—108、108頁。
[12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頁。
[123] Antonio Gramsci，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p.263.
[124] ［加］D.保羅·謝弗：《經濟革命還是文化複興》，高廣卿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11頁。
[125]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
[126] 馬戎、周星主編：《21世紀：文化自覺與跨文化對話（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頁。
[127] 《傳習錄》。
[12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520頁。
[129] ［加］D.保羅·謝弗：《文化引導未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3頁。
[130] ［加］D.保羅·謝弗：《文化引導未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頁。
[13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頁。
[13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頁。
[133] ［英］弗裏德·英格利斯：《文化》，韓啟群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頁。
[13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頁。
[13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頁。
[13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頁。
[137] ［英］弗裏德·英格利斯：《文化》，韓啟群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頁。
[138] Walter Benjami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Penguin，2008，p.244.
[139] ［英］弗裏德·英格利斯：《文化》，韓啟群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頁。
[140] ［英］弗裏德·英格利斯：《文化》，韓啟群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頁。
[14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頁。
[142] 轉引自［加］D.保羅·謝弗：《文化引導未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頁。
[14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9—340頁。
[14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頁。
[14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頁。
[14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