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元素的結合和排序方式不是自發的，而是由人的實踐能力和認識創造決定的。文化的類型、質態和量態都是多樣的，文化範疇與文化形貌、文化模式以及文化結構具有密切關係。但隨著人們創造能力的提升、技術手段的擴張以及活動空間的延伸，文化的內涵和形式也發生了變化。

（一）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文化質態

社會發展的層次性影響著文化的內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所描述的史前各階段的文化質態是不一樣的。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的文化質態與不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聯係，其中每一個時代的文化存在和發展又是由低級向高級遞進的，隻有到了文明時代，才“是真正的工業和藝術的時期”，“如果說在文明時代的懷抱中科學曾經日益發展，藝術高度繁榮的時期一再出現，那也不過是因為現代的一切積聚財富的成就不這樣就不可能獲得罷了”[1]。就文化的形式看，三次大分工造成的文化事實是不一樣的，每一個飛躍都使原有文化越出已有的邊界，使農業文化、遊牧文化、商業文化等原生態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質。分工影響著文化與文明的形式，文化與文明反過來會強化分工的成果，在交互作用中，“鐵劍時代”與“鐵犁和鐵斧的時代”遞進發展，英雄史詩與田園牧歌一同產生。就表現形式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文化內涵有很大差別，尤其是那些體現社會性質和社會存在的文化形式，具有明顯的異質特征。社會進程中，文化沿著不同路徑延伸，采集漁獵中孕育著文化的生命，萬物豐長中躁動著文化的不安，叢騎雜遝中敲打著文化的節奏，時光流淌中剝蝕著文化的痕跡。文化層次主要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建立在不同的經濟基礎之上的文化、道德、意識等內容，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表現，以至於人們把文化類型作為社會發展的代名詞。

隨著社會的變遷，次生形態的文化，如交際文化、婚姻文化、風俗文化、民族文化、製度文化等，也都以一定的形式生長起來，並且在各自的變化中發生質的飛躍。與文化發展有著密切聯係的文明時代也因此進入一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2]。到了資本主義時代，“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3]。文化、文明與社會麵貌交替推進，是生產尤其是“共同的生產”的結果，它旋轉多變而令人眼花繚亂。就文化的屬性而言，優秀文化是一種質態，劣質文化也是一種質態，文化優劣與否，既帶有主觀判識的成分，也與文化自身的存在環境有關。盡管經濟發展水平造成了不同的文化層次，但它所造就的文化內容和文化發展路向，並不是一定趨向“好”或一定趨向“不好”，一定程度上說，它與人的主觀判斷以及社會的政治標準有很大關係。文化之良窳還受到其表達方式的影響，推動社會發展的文化內容是積極的，而不利於社會發展的文化是劣質的。社會為文化定調，而定下了格調就等於確定了優劣標準，但這個標準要有合適的參照係。我們不能籠統地說愛斯基摩人的文化是劣質的，也不能籠統地說現代文化是優質的；我們不能說資本主義文化是優質文化，而封建文化是劣質文化；我們也沒有理由說隨著社會發展產生的文化一定都是進步的，因為進步與倒退要在具體的標準中進行評判。在統一體係內或統一參照物中，文化的優劣是容易區分的。當下的社會思潮具有多樣性，當下的網絡文化也品流繁雜，但我們可以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分析它，可以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來區別它，也可以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來評騭它，這也是我們樹立思想標杆和道德楷模的當代意義。

（二）民族心理預設的文化型體

民族的心理因素是文化的“軟配件”，其在結構上的差異影響著文化樣態。有曆史記載的世界各地的文化形式、文明形式、文字形式等，都與民族的實踐活動和心理活動有關，即使是相同的環境、相同的活動，在不同的人那裏也可能形成不同的認識。同樣是對神靈的膜拜，但在東方人那裏和西方人那裏，基於認識差異而形成的儀式卻有很大差別；同樣是宗教文化，但世界各地的宗教內容有著很大差別，甚至大相徑庭。巫術在世界各地都有，即使到了今天也有許多殘留，它所寄托的思想卻不一樣；圖騰在世界各地都有，但其形式差別極大，其中的文化意蘊也不一樣。桑戴克在《世界文化史》中提到，“野蠻人常具敏銳之觀測能力，而處理所服習之工藝生業，極有巧才。但其信仰、學說及故事等，自文明人視之，頗易覺其幼稚、愚妄、矛盾、荒唐”。由於很多認識與原始信仰（原始宗教）中的活動有關，如祈求風調雨順的儀式、祛除邪魔的儀式、生殖崇拜的儀式等，有不少表達心理願望的舞樂、禱詞、符讖、動作，都可能是最初的文化形式，有人認為文化起源於巫術，這種觀點看到了文化的心理基礎與社會基礎的關係。《荷馬史詩》所記載的社會職業，與古希臘文化中酒神文化和日神文化所寄托的心理情感有關。但是，這種文化心理因素最初是個別“奇人”與“天”或“神”溝通的能力，他們是神祇的代言人或表達者，因此早期這種文化除了“曲高和寡”以外，也已經有了為統治階級辯護的功能。那些登上帝王之位的人都毫無例外地編造出一些奇聞，使民眾確信他擁有的地位是上天的旨意以及具有無可辯駁的合法性。上層社會的心理導引著下層的心理，下層社會的要求會反饋到上層觀念中，這種雙向作用是文化塑型和變形的重要動力。

現代社會中，民族心理更是文化發展中的必要因素，美國文化與蘇聯文化各具特色，美國被稱為“民族熔爐”，這與美利堅民族的心理有著密切關係，其兼收並蓄功能使它能夠延攬各種人才；蘇聯被稱為“民族的馬賽克”，各民族有過和諧共處，也有過激烈的衝突，文化分歧明顯存在。可以說，民族心理是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內在要素，這種“軟配件”的影響在現代國家中被描述為“軟實力”。很顯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符號選擇、敘事方式和表達技巧，從而使文化型體表現出多樣化特征。就共性而論，“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曆史人物的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曆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那麽問題涉及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曆史變遷的行動”[4]。促使文化生成和定型的不是某個曆史人物的心理動機，也不是一時的思想衝動，而是長期積累的心理準備和認識積澱，文化史不僅有曆史人物的傑出貢獻，更是廣大群眾的能動創造。就個性而言，不同民族的文化創造是在具體的環境中形成的，特定的民族心理是特殊文化形式的意識基礎，正是民族思想的多樣性造就了文化型體的多樣性。

（三）地理環境影響下的文化氣質

環境是其中的“硬配件”，“人類文化的最先開始，他們的居地，均賴有河水灌溉，好使農業易於產生。而此灌溉區域，又須不很廣大，四圍有天然的屏障，好讓這些區域裏的居民，一則易於集中到達相當的密度，一則易於安居樂業而不受外圍敵人之侵擾”[5]。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是不同環境中的文化形式，人類社會中的主要文明形式也是不同環境中的文化造物。地理環境提供了文化結構的原始要素，使文化有一個依賴空間，其形式有溫和的，有粗獷的，有神秘的，有世俗的，有“淮南之橘”，有“淮北之枳”。桑戴克指出：“氣候對於文化，大有影響，亦已無疑。無河缺雨之區，自少飛潛動植，若非人能蓄水開渠，施行灌溉，則地之所產，隻足養少數遊牧之民，而安定之文化，無從啟發。”[6]如果說，地理環境是開天辟地的“第一自然”，那麽當地理環境被注入人的因素時，它就成了具有文化內容的“第二自然”。

地理環境提供了可供選擇的空間，使人類在不同自然環境中創造出不同的文化事實。而且，“環境愈複雜，對付方法愈增多，人類精神亦愈進步，這樣就產生了許多文化”[7]，古代社會逐漸形成並延續至今的不同類型的文化，如埃及文化、希臘文化、印度文化等，它們的形成和變遷，和地理環境以及人們的主體作用有很大關係。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瑪雅文化和阿茲特克文化的消失，都是生存環境的變化和人類選擇的結果。這方麵認識中，學者心態大抵是相似的，桑戴克有一段描述：“舊時各地，有最適於文化發展，自發生，而滋長，而衰微，曆年最遠者……第一為埃及（Egypt），據尼羅（Nile）河下遊，此河歲歲泛濫，臨水之田，因以肥沃，不知閱幾百千年矣。底格裏斯（Tigris）河與幼發拉的（Euphrates）河間之地則反是，雖為文化區域，與埃及同古，然一方為阿剌伯（Arabia）荒漠飛沙所犯，一方受中亞細亞遊牧民族之侵，遂已淪為廢墟。中國有天然屏障，境內風雨以時，氣候溫和；印度之恒河（Ganges）及印度河（Indus）二流域，土質亦肥沃；兩邦文化之發展，俱已曆數千年，未嚐中衰，埃及文化，似曾傳入阿非利加洲內地，而趨於衰落；顧其傳入地中海諸邦者，則能愈進而愈美備。後來由此傳入歐羅巴洲北部，再從其西部傳入亞美利亞加洲焉。亞美利加之人種，顯非在本洲發生；實屬當舊石器時代以後，由舊世界之極東部，移入此土者也。亞美利加洲土人，或者曾經有一時傳得亞細亞洲文化不少，正似古時日本傳得中國文化也。”[8]可以說，每一種文化都在既定的範圍內存在發展著，不同的文化類型有不同的源頭，這是認識文化起源的重要基礎。但是，如果把自然環境估價太高，甚至以“地理環境決定論”看待文化，可能會走向機械決定論或形而上學。地理環境的影響及其強弱，除了與自身狀況有關以外，更重要的是看它與人的活動的結合狀況。當人們能夠充分利用自然環境帶來的資源時，往往會生成符合當時地域特征的文化形式，而當人們對當地環境因素產生排斥或不滿心情時，可能會疏遠這一空間，使這一地區的文化創造相對緩慢。

（四）科學技術影響下的文化形態

技術發展中，舊的聯係都會變得鬆弛，文化的邊界因此被打破，“傳統的中世紀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籬，同舊日的狹隘的故鄉藩籬一樣崩潰了”[9]。這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而且，每當有重大的技術發明出現並應用於社會實踐時，都會使人們的認識越出已有的文化邊界而形成新的文化形態。技術的更新是以知識的應用為前提的，其本身就是文化的轉化和實踐過程。技術杠杆撬動的文化發展，除了賦予整個社會一定的品味和格調外，同時也將負麵的文化矛盾暴露出來。這種雙重表現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當下的網絡文化及其價值觀變異，高雅與低俗、高尚與平庸、精英與平民、簡約與複雜等，都在這個空間裏叫賣。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人們關於網絡文化價值觀的理解也發生變化，公與私、家與國、人與我之間的界限也在變化。技術交流造成的交往方式變化，是引起文化變異的重要原因，便利的交通工具使人越出地理邊界進而超越文化邊界，使不同文化因濡化而淡化各自的界限，在文化的交界處最容易形成交集。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使得原有文化發生裂變和重整，新的因素被注入其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10]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隨著生產力和現代技術而來的強勢文化，往往對弱勢文化具有侵蝕和欺淩作用，弱勢文化因經常處於低位而經常保持守勢，它所麵臨的選擇要麽是融入文化大潮而發生質變，要麽固執己見而寂寞冷落。類似的狀況，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國》中曾有描述：“在波斯，歐洲式的軍事組織被移植到亞洲式的野蠻製度上；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古老國家的腐朽的半文明製度，則用自己的手段與歐洲人進行鬥爭。”[11]可見，在麵臨外來壓力時，文化應激方式有很大差別。在技術時代的挑戰和選擇中，主動適應而尋找出路，與被動適應而安於現狀，其結果是不一樣的。

（五）社會製度影響的文化變遷

不同的生存環境對於文化觀念的形成並建立各自的社會製度具有重要作用，生產方式也影響著不同地域的思維方式，進而形成不同的文化觀念，並最終在這種文化觀念中孕育出相應的製度體係。“原始的思想胚胎對人類的心靈和人類的命運產生過最有力的影響，這些思想胚胎中，有的關係到政治，有的關係到家族，有的關係到語言，有的關係到宗教，有的關係到財產。”[12]隨著一定的生產方式的形成和不斷地再生產，社會的生產方式可能會取得有規則、有秩序的固定形式。也就是說，“人類的一切主要製度都是從早期所具有的少數思想胚胎進化而來的。這些製度在蒙昧階段開始生長，經過野蠻階段的發酵，進入文明階段後又繼續向前發展”[13]。製度原則體現的是一種群體上的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並不是“誰想做什麽就做什麽”。政治製度隻能是政治價值的規則保證，“人工製品”的政治製度隻能為不同的政治價值而創設。因此，我們講文化孕育製度，主要是指文化為特定的製度提供了社會環境、思想源泉和社會基礎。就製度選擇文化的可能性而言，製度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行為模式框架，從而將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連接起來，為人類文化創造提供了條件和基礎，也決定了其發展的空間和潛在的可能性。從製度的角度看，文化是一組人格心理特征在規範、習俗和製度上的投射，隻要製度客觀存在著，隻要人們的行為還必須依靠製度規範而動，隻要製度還是一種強製性的客觀存在，它就必然作用於人的心理，產生給予製度基礎的觀念、認知和價值判斷。製度選擇文化的現實性表現在以下方麵。其一是製度影響著文化的樣式。製度的生成是一種文化選擇，又意味著一種文化創造。製度製定之初，一個主要著眼點是基於當時的文化事實。而製度一旦形成，會在已有文化基礎上催生出新的文化形式和內容，使製度更接近現實社會的文化發展，顯示出與時俱進的特征。其二是製度影響文化內容。製度選擇不僅僅關注文化模式，更關注文化的內容。因為文化內容是體現製度的質的方麵的東西，文化內容不同，製度內容也會不同。製度作為人類的創造物，必然包含著人們的意誌以便增進和維護他們自身的利益，人們基於利益差異而產生不同的心理效應和行為選擇，會產生與之對應的文化精神。因此，在文化的具體內容中充分體現了製度的文化選擇。其三是製度影響文化的變遷。製度的變化影響著文化的變化，通常情況下，製度變遷孕育著文化變遷，文化變遷影響著製度變遷，二者在交互作用中更新著原有的形式。製度內容影響文化內容，尤其是新思想新觀念注入製度體係以後，它又會以其獨特的能動性激發社會的文化精神，使文化日新又日新。文化對製度的內在要求與它在製度形式上的反映並不完全一致，這是文化與製度的偏離，它們往往在互動交叉中扞格叢生。當某種文化受到製度抑製時，就會形成一種外顯的張力，造成文化與製度的衝突；當製度麵臨某種文化的衝擊時，製度本身會產生一種應力，會對文化力量做出反應，進而引起自身變遷。一方麵，多元文化生態給製度生成提供了一個複雜的情景，這個氛圍中，製度如何反映各種文化主體的思想傾向和利益要求，反映哪一部分人的利益並兼顧哪一部分人的利益，是一個原則和方向問題。另一方麵，正是由於製度的一元取向和文化的多元傾向，使製度在體現不同群體的文化態度時，不一定能夠恰當地平衡各個群體的利益要求，從而造成階層之間的差別、群體之間的差別、族際之間的差別等。可以說，能否做到“一碗水端平”，是製度規範麵臨的重要問題，如果不能協調各種文化主體的利益傾向，那麽製度的約束力也會減弱，製度的剛性特征和製度的柔性靈活，都會因文化形式的多樣而發生變化，在一定彈性限度內，製度走向反映並折射出文化的形態和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