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科學技術力量的認識是以現代社會發展為基礎展開的，這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認識環境有很大差別，其結論自然也不完全一樣。由於研究者視角多樣，門類駁雜，述說不一，人們對它的評價也不一樣。有的能切中要害，有的則遊移外圍，有的結論新奇，有的觀點老套。一些研究者遠離了生活實踐，在書齋裏發表見解，難免脫離實際，是需要注意的。
（一）現代技術的意識形態功能
馬爾庫塞提出科學技術就是意識形態。技術理性的運用，其本身就是對人與自然的統治，科學技術和意識形態一樣，具有明顯的工具性和奴役性，技術的力量成了解放的桎梏。在科學技術和意識形態的統治下，科技的合理性就是統治的合理性，技術力量與意識形態的力量表現出一定的同質性。由於意識形態轉化為技術合理性，其力量更具有隱晦性和全麵滲透性。另一方麵，在科學技術作用下，勞動的真正意義被隱匿了，勞動者在生產力中的地位越來越被勞動工具所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無論從經濟政治體製到日常生活，還是從科學技術到文學藝術，都進入缺乏批判精神的單向度結構。在工業文明時期，科學技術理性受到青睞，科學與形而上學、藝術的傳統關係發生倒置。本來，“高層文化”具有一種否定性，它促使人們反思現實，完成對真理的追尋。然而，現實社會中，既有的現實力量破壞了人們否定思維的力量，具有否定力量的文化不再有同現實對抗、區別的向度，雙向度的文化被消除，“文化價值”被納入既有的秩序中。其結果是：高層文化的批判功能被嚴重削弱，社會的同化力量通過吸收其對抗的內容而磨滅了藝術的批判向度；高層文化墮落為物質文化的一部分，喪失原本的理想特征而消融在現實中。麵對這種社會結構和文化狀態，為了喚醒人的自由意識，需要拒斥科學技術下的意識形態統治，其主要形式是文化大拒絕。對於馬爾庫塞的技術理性觀點，哈貝馬斯並不完全認同。他把科技看成一種“隱性的意識形態”，它雖然發揮著使人們安於眼前生活、阻止人們思考和談論國事的自由，卻沒有了傳統意識形態的壓抑和奴役人的功能。他認為，科學和技術已成為社會的第一位的生產力。技術的科學化趨勢和科學的技術化趨勢在社會發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哈貝馬斯強調技術與社會的雙向影響，激勵人們運用新技術變革社會。
（二）現代技術的媒介溝通功能
在媒介時代，人們日益依靠電子媒介及信息進行活動，從而被媒介語言重新構建。波斯特認為，電子媒介改變了社會生產的組織形式，改變了勞動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改變了勞動與休閑的結構。電子媒介不僅改變了社會生產，也改變著人們之間的交往模式，人們不再主要依靠麵對麵的口頭語言，不再主要依靠書寫語言；電子媒介的交流具有遠距離性和交流雙方的缺場性，它打破了傳統的時空觀念，實現了交流的共時性；電子媒介攪擾了現代性的自律主體，造成了去中心化、去穩定化的狀態。波斯特強調語言的述行功能，他將語言和符號看成一種規定和構建社會事件的力量。他認為，隨著電子媒介的普及，社會結構和交往模式都發生變化，語言、符號結構的述行功能得到強化，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電子媒介造成的大眾文化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人的控製和異化。在電子媒介時代，主體形式和力量重新分化組合，原來被當作革命主體的工人階級減損了它的革命衝動和力量，少數群體或邊緣群體日益成為當代反抗力量的主流。要理解這種現象，波斯特認為，隻有運用最新的語言學、符號學的方法才能對電子媒介帶來的影響進行有效分析，過去的那種以行動為中心的方法已經不能解釋語言的社會作用。因為人們日益依賴電子媒介，各種關係日益建立在語言交流和符號交換的基礎上，生產領域已不是社會的中心而是作用很小的領域了。由此，生存方式理論讓位於信息方式理論，信息方式在地位和作用上與生產方式相似，是以語言學、符合學為基礎的批判理論，它在“映照生產方式理論的同時又置換這一理論”。電子媒介對智慧個體也產生影響，使其行為出現分散化、離散化現象，政治多極化、權力多極化以及統治中心消失，不同個體都處在“超級的數據庫監獄”之中，這種權力技術是一種新的控製模式，它的代表既是每個人又不是每個人。“通往更徹底的解放的道路必須通過新信息方式的主體形式，而不必經過現代性的早期時代的主體形成以及該時代快速消失的文化。”[67]凱爾納對媒體文化的研究確立了一個新視角，他主張用媒體文化的概念代替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的概念，以避免文化的意識形態化劃分，但這並非是說他要否認文化的意識形態特征。媒體文化避免了文化術語的意識形態特征，引導人們關注文化產品的製作、流布和消費，以及有關的循環係統，因此它更能體現現實環境的需要。凱爾納試圖把各種文化概念放在媒體社會的語境裏進行闡釋，在他看來，理解了媒體文化就理解了當代社會的所有現象。
（三）現代技術的政治隱喻功能
與技術文化相聯係的技術政治，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有很多影響。計算機技術與政治的結合，是現代媒介在民主政治中的運用。凱爾納認為，媒介是民主化的關鍵，真正的民主政治應該保證媒介為人們服務，保證媒介在教育中的作用。但是，媒介作用的體現依然離不開活動主體，尤其是掌握媒介技術的知識分子。凱爾納把希望寄托於批判—對立的知識分子身上，盡管他們目前有被邊緣化的趨勢，從長遠觀點看，他們應該是社會責任的主要擔當者。凱爾納的技術理論體現了技術的雙重作用，他既反對片麵強調技術方麵的專家治國論，又反對片麵強調技術消極麵的技術恐怖論；他既認為技術具有一種“烏托邦”的解放潛能，又承認其中內含著壓迫和恐懼的消極因素；既認為技術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製約和影響，又認為技術可以消滅社會。這種正負效應共生的狀態，正是技術雙重力量的表現。凱爾納認為，技術資本主義分為技術樂觀主義和技術悲觀主義，兩種技術類型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力量。前者認為，技術是人類解放的工具，它給人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和工作機會，提供了更多的休閑和消費方式，它會給人類帶來無限光明的前景。後者認為，技術是一種異化的力量，技術的發展會導致人類主體的消解，甚至會毀滅人類。技術樂觀主義是關於技術的神話，難免走向技術崇拜，造成片麵強調技術的作用而忽視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影響；技術悲觀主義往往和統治階級的壓製相聯係，會在社會中形成技術恐懼，讓人們感到技術目前無能為力。對於這兩種觀點，凱爾納都極力反對，在他看來，技術樂觀主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社會的新變化，把技術視為脫離生活、自主發展的力量；技術悲觀主義實質上是一種經濟決定論。凱爾納認為，人們具有適應社會環境的能力，一定能夠利用技術促進社會發展。可見，“技術資本主義”理論，主張辯證理解技術和社會發展的關係，一方麵，新技術的應用將成為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技術創新將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而且，技術的應用將促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發展，進而對社會進步產生影響。另一方麵，要承認資本主義的強製性原則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技術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程度。凱爾納還提出了技術文化和技術政治的概念。技術文化是資本主義重組的產物，它起源於技術獨立性、技術的文化特征以及技術和其他文化形式的結合。技術文化的出現，需要具備以下條件：文化不再由宗教、習俗、倫理等決定，而是由技術決定；日常交往的現實關係被數字化的虛擬的交流方式代替；技術日益成為社會變化的驅動力。技術文化力量的表達渠道是：滲入日常生活，幹預或改變人們的社會關係，使人有了更多的休閑時間，又使人日益依賴機器；技術領域的領導權加強，體現為意識形態功能；成為技術中介，虛擬社區逐漸代替人們的真實生活。麵對這種變化，凱爾納認為，要重塑當代技術文化，剔出其中隱含的意識形態消極因素，有效抵抗資本、技術和媒體對人們的統治。總體上看，“他既反對僅強調技術積極麵的技術專家治國論，又反對片麵強調技術消極麵的技術恐怖論；既認為技術具有一種‘烏托邦’的解放潛能，又認為它內含統治和壓迫的消極因素；既認為技術的發展受到諸種社會因素的製約和影響，又認為技術可以用來改造（毀滅）社會”[68]。新技術的出現以及我們對它的影響力的爭論，也給社會的民主政治、意識形態、文化發展等提出了新挑戰，技術樂觀主義通過強調技術在社會中的積極作用而排斥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社會中的影響，技術悲觀主義將技術視為一種和人類相異化的力量，常常和技術恐怖主義相聯係。兩種形勢下的技術文化，都帶有某種意識形態功能，顯示出技術力量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滲透和影響。
（四）現代技術的生態遷移功能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奧康納認為，生態問題的關鍵是實現馬克思主義社會勞動主體與當代文化的自然融合，體現勞動的文化特征。社會勞動的“文化特征”是指人類的勞動不僅僅是純客觀物質生產和按照價值規律交換的過程，也是建構在文化規範和文化實踐基礎上的活動過程。勞動產品在生產之前和在出售之時，當然也包括在消費之時，總是被文化中介了的，文化賦予物質產品以意義。在商品社會中，商品的使用價值已經不再是物的“自然”有用性，而是商品的“文化”有用性。離開文化，就無法理解商品的價值、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勞動的文化特征和自然特征同時表明，社會是自然、文化和社會勞動的多元交互作用係統。社會勞動與文化、自然一起成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理論核心。因為生產力、生產關係受製於具體的文化實踐活動，受製於文化價值規範的影響，具有主觀性的維度。隻有把握了文化維度，發揮文化的力量，才能理解技術條件下的不同生產力以及人們的不同協作模式。奧康納認為，馬克思的生產條件概念缺少曆史文化含義，他以文化—勞動—自然一體論為基礎，把生產條件理解為：不是根據價值規律或市場力量作為商品生產出來，卻被資本當成商品來對待的所有東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生產條件對主體化和曆史文化性被忽視而引起的社會危機，不是生產過剩而是生產不足，最突出的原因是缺少文化理性。由此他提出了“文化生產力”和“文化生產關係”的概念，認為文化生產力是生產力中的文化內容和生產力存在及其作用的文化方式，文化生產關係就是生產關係的文化內容及其存在和作用的文化方式。“生產力始終是文化力量的一部分。勞動關係是由各種文化實踐、技術和工藝水平、生產工具和生產對象的發展水平、維持勞動力價格穩定的能力、階級的力量等因素多元決定的。”[69]作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協作模式的勞動關係，在一定意義上總是一定勞動者群體的文化結果，如果對文化的主導模式、法律體係的作用、管理者控製勞動者的意識形態不甚了解，那就根本不能理解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結合（協作）的具體形式，連對生產關係本身也難以獲得真切理解。奧康納對“文化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與“自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以及自然和文化相互作用關係的揭示，充分表明了自然、文化和社會勞動在整個社會曆史發展中的互動性。一些女權主義者認為，現代社會，異化已經滲透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要消除女性壓迫，就要改變現存的社會製度和文化結構。費爾斯通指出，現代社會中，物質性的生物基礎與征服女性的意識形態存在必然聯係，需要發揮基因技術的作用，實現兩性共同撫育子女。米利特認為，父權製文化具有極大的負麵作用，它充斥文化的每個角落，滲透到生活的每個方麵，男性統治了女性，文化因素中剩餘權利優先就成了最有力的意識形式。因此，要實現女性解放，就必須變革現有的意識形式，改變大男子主義，這是推動社會前進的重要步驟。
按照安德瑞·高茲的設想，發揮文化的作用，由工作社會向文化社會轉變，使社會的文化發展與人的全麵發展相適應，乃是解決生態問題的重要途徑。高茲認為，技術改變對於改變社會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沒有技術上的改變，那麽社會的改變隻能是形式上的改變甚至是幻想。他在強調技術對社會改變的作用時，並沒有把它作為唯一的作用因素。他很重視社會在文化層麵上的轉變，把“文化革命”作為社會變革的先導，這標誌著全社會思想觀念的轉變，在本質上是一種思想解放。高茲在談到教育的危機時指出，要把學校的社會功能和教育功能統一起來，使文化和生產、科學和技術、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不再相互分離，這將是扭轉資本主義文化機製的重要途徑。高茲還提出了與經濟策略對應的文化策略，“對日常生活的殖民化的文化抵抗本身確實是一種新的社會運動，但是這些運動本身並沒有有意識地攻擊具體化在資本主義統治中的經濟理性。這些運動是直接反技術的——也就是直接反對統治階級和領導階層的文化霸權，但是它們所反對的隻是這種統治關係的文化假象和社會結果，而不是他們的經濟物質的核心”[70]。文化鬥爭要以經濟鬥爭為基礎，目的是提高工人階級的思想認同，這種文化轉變隻有體現為政治實踐或政治計劃時才能實現。
國外馬克思主義還對技術力量的雙向性有過較為深刻的分析。南斯拉夫的實踐派認為，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顯示了雙向的力量，它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大規模的信息交流手段使人類文化普及化，也造成了人的全麵異化，影響到人的生活的一切領域，使技術成了衡量人類進步的最高標準。喬治·科沃爾認為，技術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組成部分，隻有外部力量才能克服資本主義弊端。在他看來，工業技術無論怎樣更新，都解決不了資本主義的能源危機和生態危機，不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任何科學技術都無法阻止人類的災難。在生態方麵，科學技術的二重性在於，雖然它對生態環境具有負麵作用，但客觀上它又是解決問題的重要力量。戴維·佩珀指出，馬克思主義觀點為綠色分子提供了很多分析材料，而生態中心主義所主張的“綠色資本主義”隻是一種生態的烏托邦。革命性的生態社會主義理想如果不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上，就可能滑向實用主義和改良主義。高茲提出，生產方式的重新確立必然以一種文化革命為前提，對資本主義生態問題的反思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和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