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權理論開辟了有關研究的新視角，後續的研究已經形成一個譜係。這和西方社會發展造成的語境轉換、敘事轉換和策略轉換有關。與文化霸權相聯係的文化革命、匿名權威，都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其在現實社會中的影響是深刻而又具體的。

葛蘭西早年就重視文化和精神在社會曆史發展中的作用，他對社會主義與文化的關係有深入的論證。在葛蘭西看來，意大利的發展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思想的引領，社會主義應該是意大利工人和農民的共同話語。在意大利，要實現社會主義，就要通過文化革命來摧毀人們的思想崇拜，通過文化上的創新來統一思想。他認為，文化不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體係，不是阻隔知識分子與普通群眾的樊籬，文化是一種組織，它的力量取決於組織力的大小。這種組織力表現為人的內在的自我約束和個性的自我把握，是權力和責任意識的表達。葛蘭西看法帶有“文化啟蒙”特征，是把人的本質寄托到精神的顯現上。“人首先是精神”，“人隻能一步步地、逐時逐段地認識到自己的價值，意識到自己的獨立權利”，[36]就是說人的價值的體現與人的文化水平是一致的。葛蘭西強調人的精神和人格因素的魅力，他從精神的能動性出發，強調文化的能動性對社會曆史發展的作用。在這一點上，他不讚同經濟決定論。他認為，俄國革命的勝利，就是精神文化力量作用的結果，是反對《資本論》的革命。“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認為，曆史上占統治地位的因素不是自然的經濟事實，而是人，他們創造著社會，他們彼此聯係、相互理解。在這種相互聯係（文明化）的基礎上發展出一個集體的社會意誌。他們了解經濟事實，對經濟事實做出判斷並使之適應自己的意誌，直到這種意誌成為經濟的動力並形成客觀現實，這種客觀現實存在著、運動著，像火山熔岩一樣，能夠按照人的意誌，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開始道路。”[37]在這裏，葛蘭西把克羅齊精神和曆史相統一的曆史唯物主義思想轉化為革命的曆史主義理論，使“理想力”在革命中體現出來。葛蘭西認為，機械決定論是一種宗教，是一種畸形的力量，“在鬥爭中，當你不具有主動權，而鬥爭本身最終等同於一係列失敗的時候，機械決定論就變成道德抵抗、堅忍不拔和不屈不撓的一種巨大力量。”[38]為了避免唯我論和機械論，就要把“意誌”納入實踐活動中。

葛蘭西認為，對意識形態分析不是將觀念打碎後再尋找最初的“元素”，一種理論化的意識形態都有既定的結構，這不隻是思想家之間的傳承關係。麵對社會生活，重要的是分析其中各種力量之間的關係。葛蘭西的實踐哲學就是通過對曆史和思想史的考察，在對常識和意識形態的批判中形成的更高的認識生活的形式，即思想霸權或文化霸權。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可以從列寧的領導權思想、索列爾的領導權理論、馬基雅維利的霸權思想中找到聯係，他還將克羅齊式的倫理霸權發展為工人階級的文化領導權。他的霸權理論分析了主導力量的構成和特定政治力量奪取領導權地位的路徑，並闡述了能與現存霸權對抗並將其推翻的反霸權力量、團體和思想。在《獄中劄記》中，葛蘭西結合意大利文化和社會運動曆史，將文化和道德意義上的霸權觀念作為主要思考對象，將經濟和政治作為文化霸權理論的主體，形成了總體上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即陣地戰理論。葛蘭西通過比較東西方社會中的市民社會力量，強調了廣義的國家意義中的權力+同意（霸權）的雙重作用，提出了現代國家的意識形態功能，他把意識形態解釋為統一和鞏固已有社會秩序的統治觀念，起著“社會黏合劑”的作用。在葛蘭西看來，文化力量的主要表現形式是思想霸權。對統治階級來說，文化霸權不會因為取得統治地位而喪失作用，也不會因具有統治地位而一勞永逸，統治階級的任務是把哲學改變為優化群眾心態、傳播新事物的一場文化上的戰鬥，這需要發揮知識分子和政黨的作用。無產階級應當通過陣地戰奪取文化領導權，而不是采用傳統的暴力革命的形式。但是，沒有具有自覺意識的知識分子，就沒有堅強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就無法形成有組織的群體，無法形成明確而堅定的意誌。知識分子、政黨和文化霸權是緊密聯係的，隻有在政黨的組織下，才能真正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隻有建立有組織的政黨，才能形成文化霸權的自覺意識。葛蘭西對知識分子表述有傳統知識分子、組織化的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等。傳統知識分子是指前工業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具有“獨立性”的表象，以知識和倫理生產為主業，壟斷著文化霸權，體現著社會道義和倫理精神，影響著文化力量的發揮；組織化的知識分子與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相適應，他們通過專業分工，承擔起組織整個社會的職能；有機知識分子是作為社會的組織者、建設者和宣傳者參與實際生活，通過自己的實踐改造世界這一作用，同市民社會聯係在一起的。這三類知識分子概念的提出，體現了葛蘭西對社會發展中知識結構和文化力量的深層次思考。但是，隨著社會轉型和認識變遷，各類知識分子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和社會製度基礎發生了變化，這使得不同知識分子的文化作用也發生了變化，技術知識分子成了社會的主角，人文知識分子有被放逐到邊緣的趨勢，他們的作用也在變化。

總體上看，葛蘭西認為，意識形態的作用在於造就一種自覺意識的個人，意識形態在當代的作用是通過融會貫通的研究，改變大眾心態，使之從常識中提升出來，成為聯合一致的整體，使個人成為“人”。葛蘭西在談到意識形態的作用時，認為它在保持整個社會集團的統一中起了“水泥”作用，這個形象的比喻深刻揭示了意識形態所具有的社會“黏合劑”的功能。葛蘭西對以上形態力量的認識集中體現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中，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實質是通過先進的知識分子批判舊的意識形態，並傳播新的意識形態的方式來實現的。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表明，文化是一種能夠顛覆社會製度的異乎尋常的力量，他看到了意識形態和文化問題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中的重要性。他認為，如果說在東方專製國家裏，政治領導比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作用更大，那麽，在西方工業國家，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導作用更大。而文化霸權的實現，離不開知識分子的推動作用。盧卡奇認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曆史是不斷破壞其信念的曆史，根據這一信念，它的說明就是通過社會資產階級的整體來拯救世界”[39]。“對於無產階級來說，‘意識形態’既不是加入戰鬥的旗幟，也不是反對其真實目的的掩蓋：它是客觀的，並且就是武器本身。”[40]科爾施指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決不會自動消失，必須通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鬥爭才會消失。他讚同恩格斯致梅林的信中關於意識形態反作用的觀點，強調意識形態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重要地位。盡管都引入“文化”概念來討論意識形態，葛蘭西和毛澤東的文化動力思想有著不同的話語環境，前者是適應西方社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理論的話語，後者是適合東方社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理論的話語體係。

拉克勞、墨菲的領導權概念以話語理論為基礎，他們認為，社會是話語的世界，是通過話語鏈接的實踐活動。話語是由社會建構的，是社會實踐的產物，沒有社會就沒有話語，“社會概念被理解為話語空間”，沒有話語就沒有社會。正因為社會生活中話語具有特殊的力量，拉克勞、墨菲極力主張話語領導權，將其視為當代社會主義的新策略。在話語領導權中，對某種話語的認同形成了不同的身份，社會主義者認同社會主義話語，女權主義者認同女權主義話語，生態主義者認同生態主義話語。這些不同類型的認同之中，顯示了不同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也表達了認同主體的立場和身份。因此，他們強調：“承認任何形式的意見一致都是霸權連接的結果，對於民主政治都是至關重要，而且這個一致總是阻止民主政治被充分實現的‘外界’。”[41]拉克勞認為，社會關係是一種力比多關係，它把社會的各種因素看成一種力量。就是說，它既承認社會是多種力量的聚合，也是多種力量的衝突，“這一力比多在凝聚社會力量方麵具有重要作用，同樣在解釋社會分裂方麵也具有重要意義”。拉克勞和墨菲認為，列寧主義話語中來自“霸權”中心的矛盾作用是重要的。這個概念無疑與更嚴重的權力主義和列寧主義傳統消極的傾向聯係起來，因為它假定在大眾範圍內，領導因素和被領導之間明確地相互分離。“由於提供了超越列寧主義‘階級聯盟’範疇的‘領導權’聯係理論，葛蘭西比同時代的其他理論家更大地拓寬了政治重組和領導權的領域。”[42]總體上看，其一，“霸權”的“零度”（起點）存在於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這一著作中，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第一次談到無產階級，談到無產階級宣告現存世界製度的解體，談到無產階級一旦掌握了哲學這一精神武器，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這其中蘊含著一種力量。其二，“霸權”在葛蘭西那裏是權威和勢力，是一種控製力、支配力，這些力不是靠“強製”和“武力”來獲得，而是以“同意”的方式取得哲學和倫理道德上的領導權。這明確表現為一種力量。其三，“激進與多元民主”的理論是對20世紀第二國際各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三國際各國共產黨所進行的革命鬥爭的“反思性”批判，對“政治地形學”做出新的研究，即重視當代西方新社會運動的各種力量，改變革命的主體，從而從“霸權”過渡到“激進多元民主”——“新霸權”理論。這也是一種力量表達。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一書中，拉克勞和墨菲認為，經濟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主義的最後堡壘”，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經濟決定論已“不合時宜”。在拉克勞看來，決定本身必須是一種權力，是一種生產性的也是壓製性的權力，即生產出新的事物狀態，也壓製那些不現實的可能性。在這裏，拉克勞和墨菲堅守著葛蘭西對文化霸權鏈接的底線：並不是所有的意識形態都可以成為霸權意識形態，隻有在生產方式占主導地位的階級的意識形態才能具有“接合”其他意識形態的力量。就是說，霸權隻能是一定階級的霸權，而接合不過是“基本階級”爭奪意識形態的思想鬥爭和文化鬥爭，其外在力量的強弱在於自身引力的大小。

一定時期的文化，如習俗、道德、藝術、宗教以及哲學既是該時代的一定的物質力量所造成的後果，又對特定的社會形式的維係或解體構成動態影響。文化已成為當代政治的焦點，而法西斯主義正是資本主義權威及其合理化的表現。“要理解為什麽一個社會以某種方式發揮作用，為什麽它是穩定的或紛亂的，就要求對處於不同社會集團中的人的當代心理結構有所認識。這反過來又需要對他們的性格是怎樣在時代的所有構造性文化力量中形成這一點有所認識。”[43]然而，在集權主義國家中，人的心理結構和文化是一種“精神水泥”，它是通過對冒犯強製者的處罰與個人及家庭的饑餓的記憶來形成的。人的活動中，無論是道德的還是宗教的，都可以歸結為這些力量獲得的記憶，人們正是借助這些力量使自身“社會化”和“文明化”，這些力量在人們忘記之前一直起著作用。霍克海默把文化看成一種動態結構，認為文化是一個在作為整體的社會進程中有依附性的然而又有自己特殊性的領域，文化盡管與物質力量緊密聯係，但並不是物質的附屬品，它有自己的運動規律。“特定文化是通過創造這些文化的人所作的反應，來施展其效力的；而這些反應也就正是那種文化的特性……社會特定成員由於他們在整體的社會中的境況，發展起了一套心理機製；在這套心理機製的運動和形成中，某些態度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些態度本身屬於社會結構的整個體製的係統，與這種心理構製相互作用，以至於進一步強化這種構製，幫助它擴大範圍；相反，該心理構製反過來又使整個體製的係統得到維護和發展。”[44]按照霍克海默的觀點，權威行為和霸權文化往往隱含著一種推動曆史發展的力量，有益於人類力量的發展。但是，對於那些失去了合理性的文化形式和社會觀念來說，權威又會成為盲目的卑下的力量。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匿名權威”是一種力量。相對於早期明顯的強製性統治特征，技術社會中的強製特征大大減弱了，形成了一種手法巧妙的隱形的或匿名的統治方式，原有的權威消失了，控製社會的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它偽裝成一般常識、科學、心理健康、正規性、公眾輿論。它是心照不宣的，無須采取命令式。它不是一種粗暴的強迫而隻是一種溫和的說服。”[45]這種“匿名權威”的權威比公開的權威更有力量，它是從內心出發對人的控製，迎合了一些人的心理取向。那些統治者也不再是強施暴力的老板，反而成了理性和真理的化身。“匿名權威”造就的文化氛圍中，盡管有關的命令清楚地擺在麵前，卻不知道這個命令是由誰發出的，即使想反抗，卻難以找到明確的目標。“人們對命令和命令的下達者都一團漆黑。就像一個人中了槍彈卻不知道射手是誰。於是，人們即使想還擊也找不到還擊的對象了。”[46]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權威獲得了新形式，它維護著資本主義的精神框架並極力在社會宣傳中普及它，使之貫穿於精神生活領域。這實際上是以一種精神因素表現出來的，“這種因素證明文化是使一個處處充滿崩潰裂紋的社會勉強支撐下去的水泥骨架”[47]。馬爾庫塞認為，這種權威不再是強權政治，而是科學和正義，統治階級成了科學和理性的代言人。“以技術的進步作為手段，人附屬於機器這種意義上的不自由，在多種自由的舒適生活中得到了鞏固和加強。”[48]當這種權威隱匿在社會深層時，成為一種神秘的因素，資本主義通過意識形態的總動員喚起這種神秘的力量，使社會成員難以窺視其真相。這造就了一種狀態：科學理性支配著民眾，法理型權威成為社會的控製者，當代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煙幕之後，隱藏著社會的真正主宰者（壟斷資本家階級）。

在新媒介造成的主客體情勢變化中，思想的傳遞是通過編碼解碼程序實現的，表現為：一是霸權立場，這時受眾和傳播者立場是一致的，意義服從於編碼者的設想；二是協調的符碼或立場，受眾一方麵承認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一方麵又持有自己的獨立態度，試圖形成具有競爭能力的協商態勢；三是對抗的符碼，受眾以格格不入的態度解讀信息，不接受文本傳遞的信息。媒體的話語霸權是不能忽視不同聲音的，需要構建出一種創新的個性化的文化形式，通過技術對文化價值理念進行修正和補償。過去的文化傳播形式麵臨新情況：社會與文化之間的藩籬重新調整，舊的訓示方法不再適用，公共文化模式呈現分裂狀態，這使得文化霸權的產生機製和實現模式有了新的變化。新技術新媒介構成的話語係統起到了新的語言構建作用，新的文化霸權語係中，話語權力對主體的支配作用中增強了技術因素，它日益控製人們對世界的感情和價值觀，話語霸權隱匿在機器背後，形成將人們進一步推向異化的符號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