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姆遜把後現代主義看成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的邏輯產物，他認為，晚期資本主義對文化表象是：“主體之死”導致了它的曆史感的蒼白；時空之死導致了“歇斯底裏式的崇高”；“情感的消逝”導致了無深度的狀態。文化的變化與技術或資本的發展一樣，也依據生產的變化而變化。“資本已經經曆了三次特定的變異，在這過程中，經濟基礎的持續性和完整性是通過幾個擴張的階段（對資本的安排組織方麵的量變）來維持的，這看起來也像是幾次斷裂，仿佛在文化與上層建築中也出現了嶄新的現實存在的文化邏輯。”[29]資本主義文化發展與生產力、生產方式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生產方式並不是那種令人生畏意義上的‘總體係統’，它包括種種對立的力量和在自身產生的一些新的趨勢，既有‘殘存’的成分也有‘初生’的力量，而生產方式則必須力圖管理或控製這些東西”[30]。這裏所說的種種力量，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內在能量，所謂的“唯生產力論”實際上是把國家、文化等作為經濟的附屬物來看待的，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文化的力量。麵對這種事實，傑姆遜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概念。與“文化革命”相應的是生產方式之間的過渡，“先進的”生產方式應該與先進的文化理念相對應。“‘文化革命’這個概念伴隨的就是從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的過渡，在這個過渡過程中，‘先進的’（後期的）生產方式總包含比自己更早的生產方式，在這個‘先進的’生產方式中幾種生產方式是並存的，但是較早期的這些生產方式總是被正在發展著的‘先進的’生產方式壓製著的，同時將來的生產方式同樣也已存在於‘先進的’生產方式之中。”[31]按照傑姆遜的解釋，文化革命是一個創新型的生產方式發展機製，是一個滅除根深蒂固的屈從習性的戰略，因為這種習性在人類發展史上已深深地內化在勞動大眾和受剝削階級的心底，並形成了他們的第二天性。“文化革命”的重要功能是發現新的生活世界的習慣，塑造新的意識形態主體，任何一種文化都離不開標誌著重大生產方式轉換的“文化革命”。
在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看來，由於資本主義的變化，革命主體的構成悄然轉變，其力量也在變化。哈特、奈格認為，大眾支撐著帝國的大廈，是反抗資本邏輯的革命主體，是推翻帝國的新的革命力量。“帝國和它的全球網絡的構造是對各種各樣反抗現代權力機器的鬥爭的、具體而言就是對大眾獲求解放的欲望所推動的階級鬥爭的一種回應。正是大眾促成帝國成為現實。”[32]就構成看，大眾是一種動態的“創構性力量”，帝國是一種固化的“構成性力量”。固化的靜止的帝國力量不可能永遠壓製動態的靈活的大眾化力量，帝國控製的合法性必然要被大眾力量的運動所顛覆。“當帝國的行動有效時，也並不是源於它自身的力量，而在於是對大眾反抗帝國力量的一種反彈，它的力量不是自生的，而是來自於另外一種力量，大眾的抵抗優先於帝國的權力。”[33]因此，帝國本身不是一個積極現實，而是不斷適應大眾需要而產生的應激形式，是大眾解放動力的反映，帝國的製度規範是根據大眾的抵抗行為確立起來的。按照哈特、奈格的觀點，大眾的力量是不證自明的，它自己表征自己，它用自己的力量來表征自己，這些大眾不是人民，不是公民，而是永遠保有反抗精神、革命和創構力量的反對資本主義奴役的革命主體。這樣的身份變遷包含著明確的文化含義，在形式上由無產階級文化擴展到大眾形式的文化，由人民文化轉變為大眾文化，於是大眾體現出更為廣泛的勞動者集合，體現出與工人階級不同的特質，非物質勞動和物質勞動都被作為大眾的活動形式。“勞動已經沒有固定處所，但卻是腦與手、思維與身體的合作，是活勞動的創造性的社會發散，是流動的、靈活的工人的欲望和情感，同時是知識分子勞動者與情感勞動者的智能和語言、交流的構造，因此是人的力量的全部，是絕對的社會活動和它所包容的一切力量。”[34]非物質勞動者構成的大眾群體，本身就是具有政治、經濟、文化多重意蘊的綜合主體，它不再具有馬克思所講的工人階級那樣嚴格的範疇，而是多維度多角度多樣化的群體。勞動也不再是傳統文化意義上的勞動，而是由知識、情感、科學和語言的力量激活的社會創造。大眾的文化使命還表現在主體話語重構上，“人民”語境轉向“大眾”語境，使得話語的“單一性”被“多元性”代替，成分的“純潔性”被“混雜性”代替，思想的“一致性”被“差異性”代替。“他們所重構的主體話語追求的是一種整體化的、總體性的維度，而不是碎片化的維度，是對後現代主義差異邏輯的診治，是用一種集體革命的宏大敘事將後現代的差異邏輯整合起來。”[35]這樣的大眾是作為“獨一體”形式而存在的，他們基於共同性而行動，是對自由主義主體話語的否定，可以說，“獨一體”挖掉了西方文化中占主流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