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卡奇在認真分析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十月革命現實性的基礎上，從當時社會實際出發，闡述了物化意識和階級意識的作用。他在《曆史與階級意識》中指出，隻有無產階級才能真正超越物化意識，重新恢複總體性的階級意識。十月革命的勝利，似乎使階級意識找到了現實依據。“為社會意識而鬥爭，是與經濟鬥爭同時進行的。而社會有了意識，等於領導社會有了可能。無產階級不僅在政權領域，而且同時在這一為社會意識的鬥爭中，都在取得階級鬥爭中的勝利，因為無產階級在最近五、六十年以來越來越有效地瓦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並把它自己的意識發展成為現在唯一起決定性作用的社會意識。”[2]就是說，社會革命是在為意識形態而鬥爭，代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與代表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截然不同的，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盧卡奇並不是泛泛地談論意識的作用，他以與社會發展的特定狀況相關的客觀可能性為尺度，用以確定一定的階級鬥爭意識狀況。階級意識的真正力量在於，它可以將隱匿於複雜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分散的征兆之後的自身統一性辨識出來，並將這種統一性看作社會發展的趨勢。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真正力量在於，它“把拜物教的事物形式轉變為發生在人之間的、而且是在人之間的具體關係中具體化的過程，把不可轉變的拜物教形式導源於人的關係的原初形式”[3]。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具有為無產階級指明道路，決定無產階級的命運，在一定意義上成為“曆史運動的支柱”的功能。但是，無產階級如果不實際克服物化意識對其成員的影響，就不能形成自己的階級意識。在盧卡奇看來，階級意識推動了無產階級由自發走向自覺，因此他強調階級意識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並且強調無產階級在革命的道路上，要積極與占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做鬥爭。盧卡奇對於階級意識作用的態度是：隻有無產階級才能形成真正的總體觀念，即階級意識。這是由它的特殊曆史地位決定的，它既是物化的徹底犧牲者，又是揚棄物化的根本力量。階級意識的要點在於克服第二國家時期的舊的主張，重塑無產階級革命的主體性和革命意識，因而整體性概念就是盧卡奇的理論選擇。《曆史與階級意識》的重大成就，在於恢複了馬克思全部著作中方法論的核心地位和總體範疇，這裏的總體性特征與馬克思關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辯證法是一致的，在盧卡奇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物化現象使人走向拜物教和片麵性，進而使無產階級喪失戰鬥精神，隻有求助於總體性辯證法，才能認識和消除物化現象。“隻有這種總體觀能揭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必然產生的拜物教形式，使我們能看到它們不過是一些假象，這些假象雖然看來是必然的，但終究是假的。……隻有揭去這層麵紗，曆史認識才有可能……所以，認識現象的真正的對象性，認識它的曆史性質和它在社會總體中的實際作用，就構成認識的統一不可分的行動。”[4]這些方麵與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分不開，這就與無產階級的使命有了內在關聯。
階級意識是從無產階級革命的視野中提出的，是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而形成的意識自覺狀況，是無產階級對自己思維和行動未來的察覺狀況。階級意識與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目標論證，他不是純粹的理論學說，而是要在實踐中形成有效的革命目標。它作為當時變化的形式的反映，既想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進行重構，又想澄清當時存在的思想迷霧，這種階級意識是無產階級的“倫理學”，是無產階級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經濟必然性辯證地變為自由的地方。不突出階級主體（無產階級），而突出階級客體（無產階級的意識），這是與馬克思有關理論不同的地方。在盧卡奇看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是自覺的階級意識，這是無產階級的特殊地位決定的，它既是物化意識的徹底犧牲者，又是揚棄物化意識的根本力量。資產階級超越了自然關係，卻把物化結構當作永恒的自然狀態，這一切需要通過無產階級的總體性革命意識來打破。
在科爾施看來，修正主義力量對馬克思主義的衝擊，造成了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認同危機，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少結論是由於割裂理論與實踐的關係造成的。實際上，理論和實踐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是馬克思主義最獨特的標誌，給予理論客觀運動以外的獨立的權力，不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做法，甚至也不是黑格爾意義上的辯證法的做法，一些傳統理解中的把辯證唯物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規定，既缺乏有力的文本支撐，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語境。在這種理解之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判性被嚴重銷蝕了，重新激活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力是亟待解決的問題。科爾施指出，理論和實踐的聯係，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共產主義類型的獨特標誌，其力量也在實踐中顯示出來。但是，理論如果與自然的臍帶分離，那就會失去應有的引導力。然而，給予理論一種在曆史的客觀運動之外獨立存在的權力，是唯心主義的思維模式。把理論割裂成碎片的機械唯物主義做法，把馬克思主義看成純粹的科學考察，也隻能會減損理論的整體力量，因為迷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抽象語句，是無法維持它的原初的革命性的。科爾施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識形態不是虛假的觀念體係，而是社會曆史與現實的一般存在形式，是一個需要有唯物主義來把握並由唯物主義實踐消滅的現實存在。他強調，不能割裂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否則會將統一的革命理論變為對資產階級的政治秩序、經濟體係、教育方式和資產階級的宗教、文化、科學和藝術的批判，無疑會導致理論力量的分散。科爾施也強調革命的整體性功能，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意識形態不是純粹的觀念，不是想象出來的上層建築內容，而是社會現實的重要組成部分。科爾施指出：“精神生活應當與社會的政治的生活相結合來看待；同時，社會的存在和社會的發展（在最廣泛意義上，作為經濟、政治或法律）應當與作為一般曆史過程的一個真實的然而也是觀念的（或‘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並有著許多不同表現形式的社會意識相結合來研究。否則，全部意識現象被全然以抽象的和基本上是形而上學的二元論方式來對待，並被認為是一個真正具體和實在的發展過程的反映，完全依賴於這個過程（即使是相對獨立的，最終仍然是依賴的）。”[5]在他看來，必須透過曆史情境和唯物主義的雙重向度來理解和發揮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曆史情境設計對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關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中人的能動性的發揮，曆史唯物主義向度也以社會聯係及階級關係為基點，社會是唯物主義的地平線。科爾施認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功能不僅僅是政治革命，更重要的是社會革命。
布洛赫在《烏托邦精神》中，強調烏托邦式的意識形態的作用，認為人們的烏托邦衝動具有雙重作用。他認為，彌賽亞主義是一種力量，俄國革命是“東方之光”和“靈魂革命”的力量，閔采爾式的革命是以“基督教再次降臨”的千年王國夢想作為原動力的，馬克思主義更是一種力量。《烏托邦精神》的表層文字是“戰爭”和“革命”，其深層含義卻是“災難”和“救贖”，人們在“烏托邦精神”的引領下走向外部世界，力圖使內在的烏托邦成為外在的現實，通過變革世界，使之成為精神家園。布洛赫認為，發揮喚醒和發揮烏托邦精神，需要把握兩個要點，一是處理好烏托邦意識的內化與外化的關係，讓內在成外在，外在像內在，體驗“當下瞬間的黑暗”和“作為絕對問題的訝異”，實現心靈與彌賽亞的“自我相遇”，以便喚醒烏托邦精神；二是在烏托邦力量的引領下走向外部世界，使內在的烏托邦成為外在的現實，以便變革世界使之成為我們的“家園”。布洛赫所強調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烏托邦的維度是，在日常生活的結構視域中，這種方式的政治與社會存在，既有力地接近了良知，也是深深銘刻在烏托邦之中的革命使命。“烏托邦”也是把經濟和倫理縫合起來的力量，未來的共產主義不僅要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也要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布洛赫把共產主義描繪成“無階級的因而也是無暴力的”的新教會，預示馬克思自由王國與基督教的千年王國被連通起來，在靈魂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統一中，馬克思主義與人本主義成為一體。
烏托邦的衝動可能導致救贖，也可能導致毀滅，這是一種兩麵性的力量。他在《希望的原則》中強調西方文化的烏托邦維度，以及文化文本如何傳達人們對更加美好的世界和變革後的社會的渴望。這種烏托邦的衝動向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戰，即如何清晰地闡述文化是怎樣為那些有助於推動個人解放和社會轉型的現世、形象、觀念和敘事提供選擇方案的。因為“烏托邦衝動”既可以導致救贖，也可能導致毀滅，後來布洛赫更多地使用了“希望原理”。在布洛赫的心目中，希望隻能由馬克思主義取代接管，他用“鬥誌昂揚的白日夢”和“陳腐不堪的白日夢”描述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以及小資產階級缺乏革命精神的狀況。在他看來，資產階級的白日夢隻能導致虛假和毀滅，法西斯主義則是另一種虛無主義，也不可能走向自由王國或走向希望的家園，隻有具體的和真正的希望能為人類造福。盡管希望本身不能帶來新事物，“但如果我們把注意力轉向那聲音和它代表的涵義，我們的期盼就不會漏掉那聲音了”[6]。這是“烏托邦功能”的體現，“希望”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暖流”。在這裏，“尚未意識”“具體烏托邦”和“戰鬥樂觀主義”，是布洛赫思想中相互關聯的關鍵詞。革命時代都充滿了“尚未意識”，這是上升階級攜帶的尚未意識，它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布洛赫認為，人類文化包含了一條穿越曆史的“紅色箭頭”，它像導航儀一樣在尋求社會主義的現實。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希望，不應被放棄。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實踐方式上，布洛赫主張“把握今朝”，按照他的說法，“把握今朝”乃是一種“烏托邦瞬間”，就是要抓住曆史機遇。布洛赫分析“具體烏托邦”和“抽象烏托邦”的差別，前者麵臨兩個方麵的非難，一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烏托邦的懷疑和嘲諷，二是修正主義對烏托邦的非難和指責。這兩個方麵聯手的結果，影響到烏托邦力量的發揮，群眾白日夢中的“尚未意識”無法轉化為“具體烏托邦”，希望就無法轉化為革命行動。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第二國際理論家的經濟決定論和修正主義路線是“開小差的經驗論社會主義”，它們隻看重“事實”的意義而忽視“趨勢”的意義，造成“社會主義由空想到科學的步子有時邁得太大了”。“僅僅拘泥於事實的那種‘馬克思主義’沒有把期盼、把現實可能性當做現實的一部分，結果就是無視現實中存在的種種期盼和可能性，而迷信‘社會主義正在實現中’，迷信‘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取消了社會主義革命。”[7]布洛赫的“具體烏托邦”就是以人類解放為標誌的自由王國，其前期階段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希望，其哲學精神是“戰鬥的樂觀主義”。總體上說，布洛赫的烏托邦理論中，“馬克思主義不是別的，隻是非人道化的消除；社會主義不是別的，隻是人道的進步；人類曆史不是別的，不過是勞動的人揚棄異化的‘直行道’”[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