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萌 譯
親愛的×先生，
我邀請您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待戲劇，那是因為我希望社會學將成為我們現存戲劇的死亡時刻。正如您很快看到的那樣，社會學有一個簡單而激進的任務：去證實這種戲劇的繼續存在沒有正當的理由，而任何（現在或將來）基於曾經令戲劇成為可能的設定都沒有未來。引用一個社會學家的話，我希望我們都能夠接受他的措辭——即戲劇沒有它的社會空間。您的學說是可以享受足夠的思想自由的知識的唯一分支。其餘的一切都太過拘泥於保持我們時代的普通文明水平。
您對慣常的迷信有了免疫，即認為一出戲劇要滿足人的永恒的欲望，而這唯一的試圖滿足的永恒欲望就是去看戲的欲望。您知道其他的欲望在改變，您知道原因。由於您沒有感覺到一種欲望的消失意味著人性的流逝，您，一位社會學者，孤單地準備去接受：作為我們戲劇基礎的莎士比亞的偉大戲劇再也沒有效力了。這些作品之後的三百多年，個體發展為資本家，而殺死他們的不是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後果，而是資本主義本身。再提後莎士比亞戲劇也沒什麽意義，因為它慣常地更虛弱了，而且在德國因拉丁情結而走向墮落。在地方愛國主義之外，它仍然得到支持。
一旦我們接受了社會學的觀點，我們就認識到隻要牽扯到文學，我們就身處沼澤。我們也許能說服唯美主義者去接受社會學家的看法——目前的戲劇不好——但是，我們不能使其放棄“它可以轉好”的信念。（唯美主義者會毫不猶豫地承認，他隻能設想戲劇通過此行業的陳舊的技藝來達成“改善”：對於舊意識更好地重建，或者更好地調動那些習慣老式戲劇動機的觀眾等。）顯然，隻有當我們說這種戲劇已經是朽木不可雕並請求把它廢除之時，社會學家才會支持我們。社會學家知道會有這樣的情況：無論做多少改善改良都於事無補。他的評價標準不是好與壞，而是對與錯。如果一出戲劇是錯的，那麽他不會因為它是好的（或美的）而讚美它。他對於一個“虛假”作品的審美訴求熟視無睹、充耳不聞。隻有他知道什麽是錯的，他不以相關性行事，他以重要利益作為自己行為的基礎；證明所有的東西對他來說沒什麽意思，他隻想發現那個值得證明的東西。他對什麽都不負責，但是隻對一件事情負責，社會學家對我們負責。
美學觀念並不適合當前寫作的戲劇，即使獲得讚譽的作品也一樣。您隻要看看支持新劇作家的任何一個運動就可知道。批評家的直覺引導他們糾正其美學詞匯，即便如此也沒有給他們積極的態度提供多少值得信服的論據和適宜的公之於眾的方法。更有甚者，在鼓勵出品新作的同時，劇院根本沒給出實際的指導。最終新劇目隻能在老劇院上演，延遲了老劇院的坍塌，而這正是它們未來得以存在的前提。如果忽視當前這代人對之前發生的事所采取的反抗態度，並且持普遍觀點，認為那也隻不過是吵鬧著想要被接受以及受重視的表現，那麽是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作品的。這一代人不想俘獲劇院、觀眾和一切，不想在同樣的劇院為同一群觀眾上演好的或者純粹當代戲劇；他們也沒有機會這麽做；為不同類型的觀眾而占領劇院，這是一個任務，也是一個機遇。現在所作的劇本正在越來越多地通向與社會形勢相適應的偉大的史詩劇；除了少數人可以理解人之外，沒人能夠理解這些劇本的內容和形式。他們不再滿足舊的審美，他們要摧毀它。
與你一同希望
布萊希特
——摘自《柏林信使報》（Berliner B?rsen-Courier）1927年6月2日
注：X先生是後來的弗裏茨·施坦恩貝格（Fritz Sternberg）教授，他在同一份報紙的5月12日發表了一封信。兩人在來年冬天一個創作《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的計劃裏涉及皮斯卡托（Piscator）。[1]施坦恩貝格的信和回信附於其《詩人與理性》（Der Dichter und die Ratio）之中（哥廷根：Sachse und Pohl出版社，1963年版），其中對於二者的關係做了簡短介紹。回信評論道：“不是馬克思引導你提及戲劇的沒落以及談論史詩劇。是你自己。因為，文雅點兒說，就是‘史詩劇’——是你，布萊希特先生。”
布萊希特自己第一次在刊物上使用此詞是在5月16日的《新道路》雜誌（柏林），其中他指出“偉大的史詩劇和紀實劇的創造適合我們的時代”。7月一篇未署名的《馬哈哥尼城的興衰》的首版演出筆記（很有可能為布萊希特所作）稱其為“一部小型史詩劇，從我們所存在的階級結構不可避免的崩潰中做出了邏輯上的總結”，並說道，作曲家庫特·魏勒“開始轉向一種去劇院純粹找樂的觀眾”。
[1] 見《戲劇選1》，第153頁，布萊希特與施坦恩伯格和耶林（Ihering）的電台談話，同上書，第1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