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堡劄記）
瓦爾特·本雅明 著 連晗生 譯
1934年。
7月4日。昨天，在布萊希特的病房，關於我的論文《作為生產者的作者》一次漫長的談話。布萊希特認為，我在這篇論文闡發的理論——文學藝術中技術進步的成果最終改變各種藝術形式的功能（以及精神生產手段的功能），因而也是判斷文學作品的革命功能的一個標準——隻適用於一種類型的藝術家，即上層資產階級的作家，包括把自己算在其中的他本人。“對於這樣一個作家”，他說，“真的存在和無產階級的利益團結一致的一個關鍵點：正是這一點，他能完善他自己的生產手段。因為在這一點上，他認同無產階級，他被無產階級化——這麽徹底——在這同一點上，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生產者。而他在這一點上徹底的無產階級化，確立了在這條路線上和無產階級的團結一致。”他認為我對貝歇爾（Bencher）類型的無產階級作家的批評過於抽象，而嚐試通過分析貝歇爾的一首詩改善它，這首詩出現在一個無產階級文學評論期刊最新的一期，標題是《我完全公開地說》（Ich sage ganz offen）。布萊希特比較了這首詩，首先用他自己關於女演員卡羅拉·內耶爾（Carola Neher）的教諭詩，然後用蘭波的《醉舟》。“我教卡羅拉·內耶爾所有的事情，你知道”，他說，“不隻是表演——比如，她從我這兒學會洗滌自己。在這之前她過去洗滌隻是為了不髒。但那絕對不可能，你理解。所以我教她怎麽洗臉。她在這上麵變得相當美，以致我想拍她洗臉，但這從未實現，因為我在那時沒想拍任何東西，而她沒想在別人麵前做這件事。那首教諭詩是一個典型。任何從中學習的人，被期望把他自己放在這首詩的‘我’的位置上。當貝歇爾說‘我’，他認為他自己——德國無產階級革命作家聯盟的主席——是值得模仿的。唯一麻煩的是沒人覺得喜歡跟著他這樣做。他什麽也沒講清楚，除了他對自己相當滿意”。在這種聯係中，布萊希特說，長期以來他打算為不同的行業——工程師、作家，寫一組這種典型的詩。然後他把貝歇爾的這首詩和蘭波的做了對比。他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如果他們讀了《醉舟》，將會在這裏麵感到它所表達的巨大的曆史運動。他們將會清楚地承認，它所描述的不是一個散步的古怪的人，而是一個人的飛奔和逃離，他不能再忍受活在一個階級的柵欄裏麵，而這個階級——隨著克裏米亞戰爭、墨西哥冒險——為了它的貿易利益正開辟更有異域情調的大陸。布萊希特認為，把蘭波的態度——任由自己受機遇擺布、麵向社會轉過身去的自由自在的流浪者的態度——轉變為一個無產階級戰士的典型表現，是不可能的。
7月6日。布萊希特，在昨天的交談中：“我經常想象被一個特別法庭審問。‘現在告訴我們布萊希特先生，你是否真的是認真的（in earnest）？’我將不得不承認不是，我不是完全一本正經的（in earnest）。我想太多關於藝術的問題了，你知道，關於怎樣才對戲劇好（對於戲劇什麽是好的），完全是認真的。但對那個重要的問題說‘不’後，我將會補充更重要的東西：也就是說，我的態度是被允許的（permissible）”。在談話進行了好一會兒後我必須承認他這樣說。他通過表達懷疑開始，不是關於他的態度是不是被允許的，而是它是不是有效的。他的第一個評論是回應我談到的格哈特·豪普特曼。“我有時問我自己”，他說，“是否像豪普特曼的作家，歸根到底不是僅有的真正到達任何地方的作家：我的意思是本質作家（Substanz-Dichter），他以此指那些真正完全認真的作家。為了解釋這個想法，他從儒家信徒可能一度寫過悲劇、或者列寧寫過小說的假設開始。他認為，那會被感覺是不正當的、不值得的行為。假設你讀一部非常好的曆史小說，然後你發現它是列寧寫的。你將會改變你對兩者的看法，你會覺得這是對兩者的損害。同樣地，如果儒家信徒寫了一部悲劇，就像歐裏庇得斯的一部悲劇，對儒家來說是錯誤的；它將被感到是不值得的。然而他的寓言不是”。總之，所有這些導致兩種不同文學類型的差異：視覺性藝術家，是認真的，和頭腦冷靜的思想者，不是完全一本正經的。在這點上，我提起卡夫卡的問題。他屬於這兩個群體的哪一邊？我知道這問題不能夠回答。而恰好是其不可回答性，布萊希特把這個不可回答性看作下麵這個事實的象征：即他認為是一個偉大作家的卡夫卡，像克萊斯特、格拉貝或者畢希納一樣是一個失敗。卡夫卡的起始點，真的是寓言，它由理智駕馭，因而就其實際措辭而言，不可能是完全一本正經的。但然後這種寓言仍然是，受製於既定形式的過程。它成長為一部小說。而如果你靠近地看，你看見它從開始就包含了一部小說的幼芽。總體上它從未是明晰的。我應當補充，布萊希特確信：如果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檢察官或者神聖長老在裏麵開始發臭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其他段落的話，那麽卡夫卡不會發現他自己的特別形式。然後，在卡夫卡身上，寓言元素是與視覺元素相衝突的。但卡夫卡作為一個視覺性作家——布萊希特說——看到什麽正在到來，而沒有看到是什麽。他再一次強調（像更早在勒拉旺杜，但在用詞上對我來說更清晰）卡夫卡作品的預言性方麵。卡夫卡有一個問題，隻有一個，他說，那就是社會體製（organization）的問題。他為螞蟻帝國的想法感到恐怖：在社會中人類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而疏離於自己的這種想法。而他預感到這種異化的某種形式，如GPU[2]的方式。但他從未發現一種解決方案，從未在他的夢魘中醒來。布萊希特說到卡夫卡的精確，他是一個不精確的人、一個夢想家的精確。
7月12日。昨天，在下完象棋後布萊希特說：“你知道，柯爾茨（Korsch）來時，我們真的應該和他設計出一種新的遊戲。一種移動的方式不會一成不變的遊戲；每個棋子在同一個方格呆了一會後，它的作用就改變：它應該不會變強，也不會變弱。這種遊戲沒有發展這種方法，它保持原樣太久了。”
7月23日。昨天卡利因·米凱利斯（Karin Michaelis）來訪問。她剛從俄羅斯回來，充滿熱情。布萊希特記得特列季亞科夫（Tretyakov）領他環遊莫斯科。特列季亞科夫帶他看了這個城市，並為每件事物感到自豪，不管它是什麽。“那不是一件壞事”，布萊希特說，“這表明這城市屬於他。一個人不應為其他人的財產感到自豪”。過了一會，他補充：“是的，但最終我對它感到有點疲倦。我不羨慕任何事情，我也不想。要點在於，他們是他的士兵們，他的運貨卡車。但不是，啊，不是我的。”
7月24日。支撐著布萊希特書房的天花板的橫梁上繪著這些詞：“真理是具體的。”在一個窗台，站立著一隻會點頭的木製小驢。布萊希特在它的脖子上掛了一個小標飾，他寫著：“甚至我必須理解它。”
8月5日。三周前，我給了布萊希特我論卡夫卡的論文。我確信他讀了它，但他從未自願提及它，有兩次機會當我把談話引向它，他含糊其詞地回答。最終我沒說一句話又拿開我的手稿。昨晚，他突然開始談起這篇文章。這相當突然的轉變采取了評論一種印象的方式，這種印象即使是我也不能完全免責於一種尼采式日記寫作風格。比如，我論卡夫卡的論文。它單純地從現象觀點處理卡夫卡——這作品作為自己獨自生發的某種東西——這個人，也是——它把這作品從所有聯係脫離開來，甚至和它的作者。最終我寫的每件事總是歸結為本質問題。現在處理卡夫卡問題的正確途徑是什麽呢？這個正確途徑會問：他做什麽？他是怎樣表現的？而，在開始時，是考慮總體的，而不是細部的。然後才探詢卡夫卡生活在布拉格，一個由記者們和自視甚高的文人們組成的不健康的環境裏。在那世界，文學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首要的現實。卡夫卡的力量與羸弱和觀看這世界的方式有密切關係——他的藝術價值，而且他在許多方麵的虛弱。他是一個猶太男孩——人們無妨也杜撰“雅利安男孩”這個詞語——一個傷心的、淒涼的生命，一個布拉格文化生活閃光的泥潭裏的小水泡，不會是其他東西。然而他身上，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方麵。人們可以把它們拎出來。人們可以想象在老子和使徒卡夫卡間的一場對話。老子說：“因此，使徒卡夫卡，你持有對你生活在其中的組織、財產關係和經濟形式的一種恐怖嗎？”——“是的。”——“關於它們你不能再找到你的道路？”——“是的。”——“一件股權證讓你充滿了恐怖？”——“是的。”——“因此現在你在尋找你能緊緊抓住的一位引導者（leader），卡夫卡。”“當然，這種態度不會有效”，布萊希特說，“我不接受卡夫卡，你知道”。而他繼續講起一個“有用的災禍”的中國哲學寓言。在一個樹林有許多不同類型的樹木。他們用最粗壯的樹木，製造船的木料；用不那麽粗壯的但相當結實的，他們製造盒子和棺材蓋；最細的樹條，被製作成鞭子；但沒長好的樹木，它們根本沒有用：這些樹木逃過了有用的災禍。“當你在這樣一個樹林裏，你在卡夫卡的寫作中四處環顧。然後你會發現全部是非常有用的東西。當然，這些描繪是好的。但其他的是純神秘化的。它是無意義的。你必須忽略它。深處（depth）根本不會讓你抵達任何地方。深處是一個脫離的（separate）維度，它隻是深處——無論如何裏麵沒物可見。”為了結束這個討論，我告訴布萊希特穿透深處是我到達兩極的旅行方式。在我論克勞斯的文章中，我實際上抵達那裏。我知道這篇論卡夫卡的文章並沒成功地到達同一高度：我未能避免陷於標記性日記體風格的那種指控。確實，克勞斯劃定的前沿研究，以及在另一途徑上被卡夫卡界定的，占據了我的大部分思想。在卡夫卡的案例上，我說，我還沒完成對這個領域的探索。我意識到它包含許多垃圾和廢物，許多純神秘化的東西。但我禁不住想起，關於卡夫卡重要的是其他事情，一些在我的文章中觸及的東西。我說，針對特定作品的闡釋布萊希特的方法應該受到檢驗。我提議《鄰村》，而我立即能看到這提議令布萊希特陷入矛盾中。他堅決地拒絕艾斯勒（Eisler）關於這個非常短的故事是“無價值的”的觀點，但他也不能在其他方麵說明它的價值。“人們應該更近地研究它”，他說。然後這談話就中斷了，因為已十點，是時候收聽維也納的消息了。
8月31日。前天晚上，一場漫長而激烈的關於我的卡夫卡論文的爭論。其根源：指控它促進了猶太法西斯主義。它增加和擴散了籠罩卡夫卡的黑暗，而不是驅散它。然而澄清卡夫卡是必要的，那就是說，確切地闡述能從他的故事提取出的實際的暗示。可以預期的是，這樣的暗示能從它們提取出來，就憑它們超然平靜的語調。但這些暗示應該在今天攻擊人類的惡貫滿盈的群魔的方向中探尋。布萊希特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尋找這些惡魔的反映。大體上，他把自己限定在《審判》。他認為，最為重要的是，它所傳達的是大城市無止境的和無法抗拒的發展的恐怖。他聲稱從他自己的切身體驗得知這個觀念的可怕。這樣的城市就是這一種表現：人類被現代生活方式脅迫而進入迂回關係的、和複雜的相互依賴相互分離的無窮迷宮。而這些轉而表現為渴望一個“引導者”。小資產階級把這個引導者看作唯一的人，在一個每個人都能把責任推諉給其他人的世界，他能為他所有的病症負責。布萊希特稱《審判》為一部預言書。“通過審視蓋世太保（Gestapo），你能看到什麽可以變成契卡（Cheka，肅反委員會）。”卡夫卡的前景是一個被輾在車輪下的人的前景。奧德拉代克（Odradek）[3]是這個前景的特征：布萊希特把這個門童作為一個家庭的父親的焦慮的擬人化來闡釋。小資產階級必定受到懲罰。他們的狀況是卡夫卡自己的狀況。但當今天小資產階級的類型——那是，法西斯主義者——已決定鑄就不屈的鋼鐵意誌反對這個狀況，卡夫卡幾乎不反抗它；他是聰明的。在法西斯主義者把英雄主義帶進戲劇的地方，卡夫卡用問題來回答。他為他的狀況尋求防護措施。但他的狀況的本質即是：他所要求的防護措施必定是荒唐的。這是一個卡夫卡式的反諷，那個看起來甚至連所有防護措施的脆弱性也不相信的人本來是個保險公司代理人。順便說一句，他無限製的悲觀主義不同於任何悲劇的命運感。因為不僅他對厄運的期待除了在經驗論上（雖然必須說，這個基礎是不可動搖的），沒有建立在任何東西上，而且，帶著不可救藥的天真，他在最不重要的和瑣碎的事業中尋求最終勝利的準則——從一個旅行銷售員的一次拜訪，在一個政府辦公室的一次谘詢。在部分時間中，談話集中在故事《鄰村》上。布萊希特說它是阿基裏斯和烏龜的故事的一個副本。某人從未到達鄰村，如果他把旅程往下分割成最細的部分，不計算偶然事件。然後一個完全的生命對這個旅程來說太短。但謬誤在於“一”這個詞。因為如果這旅程被分割為部分，那旅行者也同樣。而如果生命的整體被粉碎，那它的短暫也這樣。讓生命像它可能的一樣短。那沒有關係，因為到達鄰村的人，不是在旅程中出發的人，而是另一個——就我來說，我給出下麵的解釋：生命真正的尺度是回憶。往回看，它像閃電經曆了生命的全部。像一個人翻幾頁書那麽快，它已從鄰村到達旅行者決定要出發的地點。那些生命已轉化為寫作的人——像故事裏的祖父——能夠隻閱讀返回的寫作。那是他們遭遇自己的唯一的途徑，而隻有這樣——通過從現在逃離——他們能理解生命。
9月27日。德拉厄。在幾天前某個晚上的一次對話中，布萊希特談到他少有的猶豫不決，這猶豫不決目前阻止他製訂任何明確的計劃。由於他是第一次指出，這種優柔寡斷的主要原因是他比其他大多數難民有更多特權這一狀況。因此，既然他通常不承認移居他國可能是一個正確的計劃和方案的基礎，這樣在自己的特定情況下，他也就更根本地拒絕承認它。他的計劃延伸到移民之後的時期。在那裏，他麵臨兩種選擇。一方麵，有一些散文計劃等待完成：一部較短的《阿圖羅·魏的發跡》（the Ui）——一個用文藝複興傳記作家的風格諷刺希特勒的作品——和一個長篇“蛻”知識分子小說（the Tui novel）[4]。這是一個“蛻”知識分子的時事諷刺劇的百科全書式的審視；看來至少部分場景，設置在中國。這項工作的一個小的雛形已經完成。但在這些散文計劃之外，他也專心於其他，追溯相當古老的問題和觀念。然而在必要時，他能夠在他的筆記和《嚐試》的引言中，記下他在史詩式戲劇的範圍內的想法，其他想法，雖然起源於同一興趣，已與他的列寧主義研究和他關於經驗主義者的科學傾向的研究結合起來，因此已突破有點限製的框架。幾年來，它們已被納入進去，現在處在一個或者另一個關鍵的概念下，所以非亞裏士多德邏輯，行為主義的理論，新的百科全書和思想的批判，依次處在他全神貫注的中心。目前，這些不同的研究都匯聚在哲學教諭詩的想法上。但他對這件事有疑問。他想弄明白，首先，他迄今為止的作品——尤其是有諷刺元素的作品，特別是《三毛錢小說》，是否為公眾接受。這種懷疑是由兩種截然不同的想法組成的。當他更加密切地關注無產階級鬥爭的問題和方法時，他越來越懷疑含諷刺意味的東西，特別是冷嘲態度本身。但是這些懷疑多是實踐性的，還會有更深刻的懷疑誤讀它們，從而混淆了這些懷疑。這些懷疑在一個更深層次上，涉及藝術上美感的（artistic）和戲謔的（playful）因素，尤其那些局部地和偶然地讓藝術難以被理性駕馭的因素。布萊希特讓藝術麵向理性而合法化的英雄般的努力，已再三地讓他求助於寓言，在寓言中技藝的高超是被一部作品所有的藝術元素最終彼此平衡的事實所證明的。而恰恰是這些與這種寓言聯係的努力，現在在教諭詩的想法中以一個更激進的形式出現。在談話中我試圖向布萊希特解釋，這樣一首詩不必從資產階級而是從無產階級的公眾中尋求認同；在教諭詩本身的教條和理論的內容中，它大概更能找到它的標準，而不是在布萊希特早期的、在一定程度上有資產階級傾向的作品中。“如果這種教諭詩代表馬克思主義，成功地贏得它的權威”，我告訴他，“那你的早期作品是不太可能削弱那種權威的”。
10月4日。昨天布萊希特離開倫敦。是否我的在場在這方麵提供了獨特的**，或者還是布萊希特現在一般比以前更多這樣的傾向，無論如何，他的侵略性（他自稱的“挑惹”）現在在談話中比過去更明顯了。事實上，我是被這種侵略性所產生的一種特殊詞匯所打擊。尤其是，他喜歡用“Würstchen”（小香腸）[5]這個詞。在德拉厄我正在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他首先把這閱讀的選擇歸咎於我的不適。作為確認他說到，在他的青年時期，一種長期疾病（這無疑是潛伏了很長一段時間）是怎樣開始的，當一個同窗給他演奏肖邦的鋼琴曲，他沒有力量去抗議。布萊希特認為，肖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們的健康有一種特別有害的影響。在其他方麵，他也不會錯失戲弄我的閱讀的機會，當他自己那時在讀《好兵帥克》，他堅持對兩位作家作可比性的價值判斷。很明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簡單地與哈謝克相比，而布萊希特幹脆痛快地把他包含在“小香腸”（Würstchen）中；隻要多一會，他就會把這些日子為任何作品做準備的描述沿用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這些作品缺少一個啟迪性的人物，或者這樣的人物被他否定：他稱這樣一個作品叫一團（Klump）。
1938年。
6月28日。我在一個樓梯的迷宮。這個迷宮不完全有屋頂覆蓋。我爬上去；其他樓梯向下。在著陸時我意識到我已經到達峰巔。一個有許多土地的開闊視野在我麵前打開了。我看到其他人在其他峰頂。這些人其中一個突然一陣暈眩而跌落下來。暈眩傳播開來；其他人現在從其他峰頂跌落到下麵的深淵。當我也開始暈眩的時候我醒了過來。
在6月22日我到達布萊希特的住處。［原文如此］
希萊希特談及維吉爾和但丁優雅和冷漠的基本態度，他說，而那些特點形成了維吉爾宏偉的敘事詩的背景聲。他稱維吉爾和但丁為“漫步者”。當他著重說起地獄裏的古典行列，他說：“你可以在野外讀它。”
他談到了他對牧師根深蒂固的憎恨，一種從他祖母那兒繼承的仇恨。他暗示，那些挪用馬克思的理論學說，並接管它們的人，將永遠形成一個牧師奸黨。馬克思主義本身太容易“解釋”。今天，它有一百年了，而我們會發現什麽呢？（此時談話被打斷了。）“‘國家必定消亡’。誰這麽說？國家。”（在這裏，他隻能意指蘇聯）。他做出一個狡猾的、詭詐的表情，令自己在我所坐的椅子的前麵——他在扮演“國家”——用一個頑皮的眼神，瞥了一個假想的對話者一眼，說：“我知道我應該消亡。”
一次關於新的蘇聯小說的對話。我們不再讀它們。然後談話轉向詩歌，轉向充滿《言論》（Das Wort）的譯自蘇聯各種語言的詩歌翻譯。他說，那裏的詩人正處在一個艱難時期。“如果斯大林的名字突然沒有出現在一首詩中，那就會被解釋為一個意識不良的信號。”
6月29日。布萊希特談起史詩劇，並提到由孩子們扮演的、實行間離效果而有若幹表演缺陷的戲劇，給予作品以史詩特性。類似的事情會發生在三等的地方劇院。我提到《熙德之歌》在日內瓦的演出，在那看到的國王王冠戴歪在他的頭上的景象，給我的思想第一個暗示，九年後我終於在論悲悼劇的書中闡發了那些思想。布萊希特相應地引述史詩劇的念頭最初到達他大腦的那一刻。那發生在《愛德華二世》在慕尼黑演出的彩排中。劇中的戰鬥設定占用舞台四十五分鍾。布萊希特無法指揮戰士們，他的演出助理阿西亞（Asya）［拉西斯（Lacis）］也不能。最後他在絕望中轉向參加排練的卡爾·瓦倫丁（karl Valentin），他那時最親密的朋友，並問他：“好了，它是什麽呢？關於這些士兵的真理是什麽？他們怎麽樣？”瓦倫丁：“他們很蒼白，他們害怕，就是這些！”這評論解決了這個問題，布萊希特加上：“他們累了。”士兵的臉塗著厚厚的粉，就是那天演出的風格被確定下來。
後來的“邏輯實證主義”的老問題被提了上來。我采取有點不妥協的態度，而談話似乎要轉到令人不快的方向。這個被布萊希特避免了，他第一次承認他的爭論是膚淺的。他用討人喜歡的客套話做到這一點：“深層的需要走向膚淺的把握。”後來，當我們走到他的房子（剛才談話是在我的房間）：“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有人已采取了一個極端的位置，然後進入一段反應的時期。在那條路上他到達一個中途客棧。”他解釋，那已在他身上發生過：他已經成熟了。
在晚上：我想要讓某人帶一件小禮物——一雙手套——給阿西亞（Asya）。布萊希特認為這或許有點複雜。可能有人會認為這手套是揚（Jahn）[6]為了報酬阿西亞間諜活動的方法。“最壞的情況永遠是整套指令已全部地收回，但其包含的教諭大概依然生效。”
7月1日。無論何時我說到俄國的狀況時，希萊希特的評論都是高度懷疑論的。前幾天當我打聽奧特瓦爾德（Ottwald）是否還在坐牢（德語口語：他是否“還在坐著”），他的回答是：“如果他還能坐著，他就在坐著。”昨天，格列特·斯特芬（Gretl Steffin）表達了特列季亞科夫已不再活著的意見。
7月4日。昨晚在關於波德萊爾的交談中，布萊希特說：“我不反對反社會（asocial），你知道；我反對非社會性的（non-social）。”
7月21日。盧卡奇、庫列拉（Kurella）和其他人的出版物正給布萊希特大量的麻煩。然而，他想人們不應該在理論層麵反對它們。然後我把這問題放在政治層麵上。在這兒他沒有抑製他的重拳。“社會主義經濟不需要戰爭，這就是為什麽它反對戰爭。‘俄國人民愛好和平的天性’是這個而不是別的事物的表達。在一個國家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經濟。改良軍備不可避免地把俄國無產階級置於曆史漫長的回頭路上，回到被超越之前已存在很久的曆史發展階段——其中有，君主政體的階段。俄國現在在個人的統治下。當然，隻有傻瓜才能否認這一點。”這個短暫的談話不久被打斷了——我應該補充，在這個上下文中，布萊希特強調，作為第一國際解散的一個後果，馬克思和恩格斯失去了和工人運動的聯係，然後給出僅有的建議——私人性質的，不是為出版而準備的——給個別領導者。它也不是一件事件——雖然令人遺憾的——恩格斯在他晚年轉向自然科學。
他說，貝拉·昆（Béla Kun）是他在俄國最大的仰慕者。希萊希特和海涅是昆研究的僅有的德國詩人（原文如此）。（希萊希特偶爾暗示在中央委員會支持他的某個人的存在。）
7月25日。昨天早上布萊希特來到我的住處，讀他關於斯大林的詩，它的標題是《農民對著他的公牛》（The Peasant to his Ox）。首先我沒完全明白它的意思，一會兒之後我的腦袋閃過關於斯大林的想法，我不敢接受（entertain）它。這是布萊希特或多或少想要的效果，在後來的談話中他解釋他的意思。在這次談話中他強調，除此之外，這首詩積極的方麵。事實上它是一首紀念斯大林的詩，在他看來斯大林有巨大的功績。但斯大林還沒有死。另外，一種不同的、歌頌斯大林的更熱情的態度，不是在流亡中坐等紅軍進軍的布萊希特的職責。他正跟蹤著俄國的發展，還有托洛斯基的寫作。這證明存在著一種懷疑——一個正當的懷疑——要求一個懷疑論者的對俄國事態的評估。這樣懷疑論是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精神中。是否這種懷疑某一天將被證明是正確的，然後它將必然地反對這政權，公開地。但“很遺憾或被稱頌的神，你更愛哪一個？”目前這種懷疑還不是一個確定的東西。沒有理由在它之上製定一項像托洛斯基主張的政策。“無疑，某些可恥的派係在俄羅斯本地活動。通過他們時不時所造成的損害，人們可以看到它。”最後，布萊希特指出，我們德國人尤其為在我們自己國家裏遭受的倒退所影響。“我們不得不為我們所取的立場付出代價，我們傷痕累累。我們應該特別敏感，這隻是正常的。”
天快黑的時候，布萊希特發現我在花園讀《資本論》：“我認為，你現在研究馬克思相當好，人們越來越少接觸他，尤其是在我們中間的人。”我回答說，我更喜歡研究被談論最多而現在不時興的作家。我們繼續討論俄國文學政策。談及盧卡奇、加博爾（Kábor）和庫列拉，我說：“這些人不是你寫信回家所要談及的（字麵意思：你不會和這些人一起建立國家）。”布萊希特：“更確切地說，一個國家是你能和他們一起建立的所有東西，但不是一個社區。坦白地說，他們是生產的敵人。生產讓他們不安。你從不知道你和生產在哪；生產是不可預見的。你從不知道什麽將生產出來。而他們自己不想生產。他們想要搞官僚，操縱其他人。他們每一個批評都包含一個威脅。”然後我們開始討論歌德的小說，我不記得是怎樣討論的了；布萊希特隻知道《親和力》。他說，他讚賞它是由於作者有朝氣的優雅。當我告訴他歌德寫這部小說是在六十歲時，他非常驚訝。他說，這本書沒有庸俗的東西。它是一個極大的成果。他知道不少庸俗的事情；所有德國戲劇，包括最重要的作品，都有這方麵的印記。我說到當《親和力》出版的時候，收到相當不佳的評價。布萊希特：“我很高興聽到這個——如今的日爾曼民族是個差勁的民族（ein Scheissvolk）。有觀點說，人們不能從希特勒身上得出全體德國人的特質的結論，但事實不是這樣的。我也認為，所有跟德國沾邊的東西都是不好的。關於我們德國人無法忍受的事情是我們心胸狹隘的獨立性。任何地方沒有像日爾曼帝國的自由城市這樣的，如差勁的奧格斯堡。裏昂從來不是一個自由的城市；文藝複興時期的獨立城市是城市國家。盧卡奇是一個自願的德國人。他的內心空無一物，一點也沒有。”
談到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的《強盜沃衣諾克最美麗的傳說》，布萊希特讚揚這本書，因為它表明西格斯正不再為約稿寫作。“西格斯不為約稿寫作，正如沒有一個約稿，我甚至不會知道怎樣寫作。”他也讚揚這些故事讓一個反叛的、孤獨的人物作為他們的中心人物。
7月26日。布萊希特，昨晚：“關於它不可能有任何懷疑：反對意識形態的鬥爭已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7月29日。布萊希特給我讀一些辯論文本，這些東西是他作為和盧卡奇論戰的部分所寫的，研究一篇即將在《言論》（Das Wort）出版的論文。他問我的建議，是否要出版它們。同時，當他告訴我盧卡奇的地位“在那兒”目前是相當牢固的，我告訴他我不能提供什麽建議。“涉及權力的問題。你該從那兒得到某人的意見。你在那兒有朋友，不是嗎？”——布萊希特：“不，實際上，我沒有。莫斯科人他們自己也沒有——就像死人。”
8月3日。在7月29日晚上，當我們在花園裏，談話回到一個問題，即組詩《孩子們的歌》的一部分是否應該收入新詩集。我不同意，因為我認為政治詩和個人詩之間的反差令流亡經驗特別清晰，而這種反差被一個完全不同的序列的混和物削弱。在說這句話時我可能暗指，這些跡象再次反映布萊希特性格的破壞性方麵，而這在它幾乎取得成功前就讓一切處於危險中。布萊希特說：“我知道；他們會說我有狂躁症。如果我們時代的曆史傳到未來，理解我的狂躁的能力將隨它傳下去。我們所處的時代將給我的狂躁提供一種背景聲。但我真正喜歡的東西，是人們會說到我：他是一個適度的狂躁症者。”布萊希特說，他對適度的發現應該在詩集中找到表達：承認不管希特勒如何猖獗的生活在繼續，承認未來有孩子們。他在考慮在他致藝術家們的詩中說到的“沒有曆史”的時代。幾天後他告訴我，他認為和對法西斯的勝利相比，這樣一個時代的到來更有可能。但然後，帶著他很少表現的憤怒，他又補充另一種意見，讚成把《孩子們的歌》放在《流亡之詩》中：“我們必須在我們反對那種命運的鬥爭中不忽視任何事情。他們計劃中的東西不是小兒科，別搞錯它。他們為三萬年後計劃。巨大的事情，巨大的罪行。他們從不停止。他們力求摧毀每一件東西。每個活細胞在他們的風暴中緊縮。那就是為什麽我們也必須想到每件事物。他們在母親的子宮裏弄瘸嬰兒。我們絕不忽略孩子們。”當他這樣說時，我感到作用於我身上的在強度上抵得上法西斯的一股力量——我的意思是，從曆史深處湧現的不弱於法西斯的一股力量。它是一種非常奇妙的感覺，對我來說很新奇。然後布萊希特的想法轉向另一個方向，更增強我已有的感覺。“他們極冷酷地計劃摧毀，那就是為什麽他們不能和教會達成協議，教會也調整了數千年。而他們也令我無產階級化了。他們不僅僅拿走我的房子、魚塘和汽車；他們也剝奪了我的舞台和觀眾。作為原則的問題，從我今天的立場，我不能承認莎士比亞的才能比我大。但莎士比亞不能隻為他的抽屜寫作，而我能。另外，在他麵前他有他的人物。他所描述的人們在街上跑著。他隻是觀察他們的行為，挑選出少數特點；還有許多其他，就像那些重要的，他忽略了。”
8月初。“在俄國，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應該避免和這種專政分離，因為隻要它還為無產階級做些有益的工作，也就是說，隻要它促成以無產階級為主導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同盟。”幾天後，布萊希特說到一個“工人”君主政體，而我把這種組織比作捕撈於深海以角魚和其他怪物形式出現的某種畸形變種。
8月25日。一個布萊希特式的馬克思主義：“不要從好的舊事物開始，而要著手於壞的新事物。”
[1] 本文選譯自Walter Benjamin：Understand Brecht ，translated by Anna Bostock，London：Verso，2003，pp.105-121.（瓦爾特·本雅明：《理解布萊希特》，安娜·博斯托克譯，倫敦：Verso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121頁。）——譯者注
[2] “國家政治保衛局”，1922年2月由契卡（Cheka）改組而成。——譯者注
[3] Odradek，是卡夫卡《家父之憂》中描述過的一個“初看上去像一枚低矮的星狀的紗芯”、“居無定所”、“或在屋頂，或在樓梯間，或在人行道，或在走廊”、“嬌小可人”又“經常閉口無言，默不作聲”的“東西”。——譯者注
[4] 布萊希特不喜歡那些或以販賣知識為能事、或高談闊論的知識分子，故而把德文“Intellektuelle”（知識分子）一詞分成三段（in、tellekt、uelle），再顛倒它們的次序，分別取其開頭字母，組成一個新詞“Tui”（音譯為“蛻”）。——譯者注
[5] 德語Würstchen有小香腸、無足輕重的人、（兒童用語）條狀糞便等意。——譯者注
[6] 這名字，大概是提議的中間人的名字，從手稿難以絕對確定地辨認；可能是Hans Henny Jahn，手稿顯示不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