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 譯

1.對一個劇本的詩意的感受力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劇院當年即使為了滿足時代的風尚所排的一些自然主義戲劇也不乏詩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排的戲，從來沒有一個像平鋪直敘的報道。可是在我們德國就連演古典名劇也常常會毫無光彩！

2.對社會的責任感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向演員展示了演劇的社會意義。藝術對他來說不是以藝術本身為目的，但他知道，除非通過藝術，在劇院裏是什麽目的也達不到的。

3.名角的集體演出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劇院隻由名角組成——大名角和小名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指出，隻有通過整體的表演，每個人的表演才能獲得最大的效果。

4.主線和細節的重要性

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每一個劇都擁有一個從頭到尾的周密安排和大量精雕細琢的細節。兩者缺一不可。

5.將傳達真實作為一種責任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教導演員必須要非常清楚地認識自己以及他要扮演的人物，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凡是演員不是從觀察得來的、或不經觀察證實的東西，也不值得給觀眾看。

6.自然和風格的結合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劇院把自然的表演同深沉的內容結合在一起。作為現實主義者，他從不回避表現醜惡的東西，但總是以一種優雅的方式表現醜惡。

7.將現實作為充滿矛盾的現實展示出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十分理解社會生活的複雜和多樣性，並且善於表現生活，而且並非因此而茫然若失。他所有的戲都具有意義。

8.人的重要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一個堅定的人道主義者，他懷著人道主義的信念領導劇院沿著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

9.進一步發展藝術的意義

莫斯科藝術劇院從不躺在功勞簿上停滯不前。每演一個新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都要創造新的藝術手段。他的劇院培養了許多優秀的藝術家，如瓦赫坦戈夫（Vakhatangov），這些藝術家又反過來自由地發展他們導師的藝術。

——選自《戲劇工作》，德累斯頓1952年版，第413頁。

注：布萊希特有許多鮮為人知的關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手記，這些手記似乎可以分為兩組。其中一些是受美國早期“體驗派表演方法”的啟發——顯然這是布萊希特第一次美國之行所學到的想法。另外一些寫於布萊希特返回柏林之後——那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優點正被當地的評論家熱烈宣揚，以此作為效仿蘇聯文化水準的普遍嚐試之一。

因而《買黃銅》斷片（《布萊希特檔案》124/11）之一的《戲劇編劇》（Dramaturg）中說到，在莫斯科藝術劇院中持久保持活力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作品“如同一個博物館”與20世紀早期保持了聯係：“他關心的是自然，導致他劇中的一切都似乎太過自然了，任何人都無法完全暫停或走入戲劇。你並不常常審視你自己的起居和飲食習慣，對嗎？”20世紀30年代的一條手記（《布萊希特檔案》60/26）更加激烈地闡明了同樣的觀點：“觀眾銳利的雙眼驚嚇到了他。他便關上了這些眼睛。”相比之下，出版於1952年的九條意見似乎是努力要提出一個盡可能表示讚同的觀點，盡管在字裏行間仍有一些微詞。

對瓦赫坦戈夫劇院的引用令人想起一個顯然寫於20世紀30年代的一則手記（《戲劇選3》，第213～214頁），其中寫到：

資產階級戲劇已經到達了它的極限。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的進步性：1.事實就是，它是一種方法。2.它是關於人的進一步的體察，對個體因素的深入挖掘。3.心理衝突可以被描寫（這是將道德分為善良與邪惡的傳統的終結）。4.允許環境造成的影響。5.活動範圍。6.描繪的自然性。

瓦赫坦戈夫的方法：1.戲劇就是戲劇。2.關鍵在於怎樣演而不是演什麽。3.有更多的作曲。4.更好的創造與想象。

梅耶荷德（Meyerhold）的方法：1.反對私人因素。2.對精湛技藝的強調。3.移動與其技術。4.對環境的抽象。

會議紀要：瓦赫坦戈夫接受了與另外兩個人對立的因素，但同時也是未被使用的因素。相較而言，梅耶荷德是緊張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鬆弛的：後者是對現實生活的仿效，前者是對現實生活的抽象。但是當瓦赫坦戈夫的演員說“我不是在笑而是在展示笑”時，一個人從他的展示裏仍舊什麽也學不到。辯證地看的話，瓦赫坦戈夫的方法是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分離之前的複合而不是之後出現的一種調和。

梅耶荷德和瓦赫坦戈夫都來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劇院，然而在1952年布萊希特很明顯地根本不願提及前者，雖然這裏給出的梅氏方法的前兩點與布萊希特自己的方法完全一樣。（四年以後布萊希特私下裏對當時的作者說到，梅耶荷德“被恐怖的斯大林主義謀殺了”。）不過，1952年九條意見的最後一條明顯是在呼籲不要堅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這或許可以作為最近蘇聯一篇關於布萊希特的文章（B.辛格曼撰，發表於《戲劇》1961年第一號）的注解，文中寫到，在布萊希特的戲劇裏，正如在普羅科菲耶夫的音樂裏與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裏那樣，“左派藝術（或先鋒派藝術）變成了古典藝術”，文中還對《高加索灰闌記》中的場景與瓦赫坦戈夫的名劇《惡靈》進行了比較。

前麵的八條手記並不真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的最顯著特征，而是布萊希特與他共有的特征。當然，在東德引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張的熱潮僅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導致當時的主要評論家得出結論說，全體柏林人是不可能步調一致的。［參看文章《對於舞台上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勝利》（Für den Sieg des sozialistischen Realismus auf der Bühne），發表於《新德國》（Neues Deutschland），1953年4月17日，艾思林（Esslin）曾在第161頁引用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