煩惱事件。留守兒童遇到的留守日常煩惱中，思念父母、擔心父母身體、害怕父母不回家、擔心監護人的身體和在親戚家居住不舒服是最經常發生的煩惱事件。留守兒童的留守日常煩惱是普遍性的，不存在性別、年齡和留守情況上的差異。

社會經濟地位。單親在外、雙親在外的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的整體社會經濟地位之間存在著顯著差異。雙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社會經濟地位顯著高於單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而單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社會經濟地位最低。

可獲資源。與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家庭月收入分布偏高，但是有借債的家庭所占的比率也較高。留守兒童家庭中擁有物質資源和教育資源的比率小於非留守兒童。留守兒童擁有的維持自身發展的資源中，除了零花錢的數量以外，能夠獲得的食品和獨立房間等資源均少於非留守兒童。

溝通。留守兒童與在外打工的父母溝通頻率和溝通時間分布不均，但從整體上看，留守兒童與父母溝通的頻率和時間不能滿足他們的心理發展需求。

社會支持。小學階段的留守兒童獲得的社會支持主要來自父母，同時，來自監護人的社會支持對雙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起著重要作用，他們感受到來自監護人的社會支持多於父母的社會支持。不同年級的小學留守兒童在同學的情感支持、陪伴、肯定價值以及父母的工具性支持和肯定價值方麵存在顯著差異。

父母是初中階段的留守兒童獲得社會支持的主要來源，留守兒童感受到的來自監護人的社會支持都少於來自父母的社會支持。男女留守兒童在老師的情感支持、親密感以及父親的工具性支持方麵存在顯著差異。除了老師的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陪伴和親密感，初一年級和初二年級留守兒童在社會支持的其他方麵均存在顯著性差異。在留守時間方麵，時間長短不同的初中兒童在老師和同學的情感支持、陪伴及價值肯定方麵存在顯著差異。

來自母親的社會支持能夠顯著預測非留守兒童的孤獨感，而對於留守兒童，雖然母親的支持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麵，但更為重要的則是來自老師的支持。

社會網絡。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在家庭與親戚和鄰居的聯係情況上的差異均達到了顯著性水平，而在與朋友聯係情況上的差異達到了邊緣顯著水平。非留守兒童家庭與親戚、鄰居的聯係情況顯著好於留守兒童家庭。

孤獨感。雙親在外的留守兒童的孤獨感略高於非留守兒童，但三類兒童的孤獨感無顯著性差異。並且，留守兒童的孤獨感也不存在年級、性別和留守時間上的差異。

抑鬱水平。單親在外、雙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抑鬱水平之間存在著顯著性差異。單親在外的留守兒童抑鬱水平顯著小於雙親在外的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雙親在外的留守兒童群體的抑鬱水平略高於非留守兒童，而二者之間無顯著性差異。留守兒童的抑鬱水平隨年級變化所呈現的趨勢是，四年級和初二年級的抑鬱水平較高，而處於這兩個年齡段之間的留守兒童抑鬱水平較低。

留守兒童的一般日常煩惱、積極生活事件和留守煩惱能夠顯著預測他們的抑鬱水平。

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總的來說，留守兒童積極情緒高於消極情緒。積極情緒在兒童留守類型間存在差異，非留守兒童高於留守兒童；留守兒童的積極情緒沒有性別和留守時間上的差異，但在年級間存在差異。消極情緒在兒童留守類型間也存在差異，非留守兒童低於留守兒童；留守兒童的消極情緒存在性別、年級和留守時間上的差異，女生的消極情緒高於男生，留守時間越長消極情緒越強。

單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積極情緒之間存在著顯著相關，而雙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積極情感之間相關不顯著。

生活滿意度與主觀幸福感。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有顯著差異，留守兒童的更低，而留守兒童中單親外出打工和雙親外出打工的生活滿意度不存在顯著差異。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隨著年級增加而下降，非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則沒有發現年級差異。

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在留守類型間存在差異，留守兒童低於非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在留守兒童的性別、年級和留守時間上都不存在顯著差異；單親在外的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他們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主觀幸福感正相關，但雙親在外的兒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主觀幸福感相關不顯著。

留守兒童的家庭與親戚聯係情況能夠顯著預測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然而對於非留守兒童，他們的家庭與親戚、朋友和鄰居的社會聯係情況均不能預測非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