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
一百多年屈辱的中國近代史，使中國人深深懂得：落後就要挨打。為了改變落後的局麵，必須大力發展國防科技，增強國防實力。在邁向強盛的道路上，中國在不斷聚攏正能量，從科技主帥到回國的學子，從鈾的尋找到核研發基地的建設，每一步堅實的基礎都彰顯出中國人民自主、自強的民族風骨。
拳拳報國心
當全世界都籠罩在核武器的濃重煙霧之中，當擁有960萬平方公裏國土的中國被核壟斷國所威脅和訛詐時，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遊子沒有忘記祖國母親，那一刻，他們意識到立誌報國的心願即將實現。正是他們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毅然回國，挑起中國核事業的重任，才使中國有可能躋身核大國之列。同時，他們也點燃了中國核事業的希望之光。
師從法國科學家居裏夫婦（居裏夫人的長女夫婦）的錢三強，被譽為“中國原子彈之父”。他的毅然回國，相當於為中國的核事業種下了一粒種子，而這粒種子勢必將長成參天大樹。
1937年，錢三強赴法國留學，進修鐳學，並開始在核物理研究方麵嶄露頭角。著名的三分裂現象，就是錢三強和妻子何澤慧經過數萬次的觀測，終於在300個核裂變中發現的。正因為這一發現，才更加深化了人類對核裂變的認識，被居裏夫婦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物理界的一個重大突破。
此後，錢三強獲得了法國科學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進而晉升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導師。從初到法國留學，到在法國科學界占有一席之地，錢三強花費了10年的光陰。付出總會有回報，隨之而來的是豐厚獎勵和優越待遇，錢三強的成功使身邊的人羨慕不已。
當別人認為錢三強會這樣一直留在法國的時候，錢三強心裏卻有著另一番打算——掌握更多的理論知識和實際經驗，把它們都帶回祖國去。涉獵廣泛的錢三強在同事眼中是“拚命三郎”，所有的實驗他都要親手操作，因為他心裏很清楚：外國的科技人員眾多，都是各幹各的，而自己回國後，很可能會孤軍奮戰，隻有什麽都會幹才行。
當然，錢三強對自己在海外寒窗苦讀所換來的成就並非沒有考慮，“我和澤慧都很清楚，繼續留在巴黎，對自己的科學工作當然是十分有利的；回到貧窮落後的中國，恐怕很難在科學實驗上有所作為”。但是，作為一位身在海外，心係祖國的科學家來說，考慮更多的是報效祖國的使命感。他更加清楚：雖然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都是有祖國的。正因為祖國貧窮落後，才更需要科學工作者努力去改變她的麵貌。
在外留學10年，錢三強出國求學的初衷沒有變，“我們當年背井離鄉、遠渡重洋，到歐洲留學，目的就是為了學到先進的科學技術，好回去報效祖國。應該回到祖國去，和其他科學家一起，使原子核這門新興科學在祖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
錢三強渴望回到故土，他決心為祖國的進步、富強，貢獻出自己的力量。雖與莘莘學子相隔萬裏，祖國母親的懷抱依然溫暖似火，並且給了他很多選擇。
1945年秋，北大校長胡適和語言學家趙元任在倫敦參加製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會時，約見了錢三強。對於錢三強在國際物理界所取得的成績，胡適和趙元任大為讚賞，並當麵談及希望錢三強能夠回國，到北大繼續做研究並執教。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胡適回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錢三強寄來了聘書，聘任錢三強和何澤慧為北大物理係教授，後又給他們寄來了800美元的回國路費。
能夠得到胡適的器重，錢三強作為晚輩深感榮幸，他欣然接受了聘書，並口頭表示願意回國後到北京大學物理係工作。
此後不久，錢三強又收到了母校清華大學的邀約。1946年夏秋之際，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在參加英國劍橋國際基本粒子與低溫會議時，就曾代表清華大學表示了對錢三強的青睞。之後，周培源又親自到巴黎參觀錢三強的物理研究所，更是與錢三強促膝長談，極力希望他回到母校工作。周培源回國後，即刻以書麵形式向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提議邀聘錢三強為清華物理係教授，並得到了批準。
11月21日，錢三強收到了母校寄來的邀聘文書和500美元的歸國路費。對於周培源及母校的誠邀，錢三強也是難以回絕，“周師之盛情實令生感激”。
除此之外，北平研究院、南京中央大學和南京中央研究院都先後向錢三強發出了邀請。能夠獲得眾多著名院校、機構的邀聘，這無疑是對錢三強能力的最大肯定，但是他也麵臨著艱難的抉擇——南下還是北上。經過再三的考慮和權衡之後，錢三強定下了第一步：北上。而在北方的三個院校中，錢三強最終選擇了踏進母校的校門。
1947年2月1日，錢三強正式複信梅貽琦，“去年十一月底承蒙電約歸校物理係，不勝榮幸，銘謝不盡”。對於北京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和南京中央研究院的邀聘，錢三強一一婉辭，同時也借此機會表達了自己希望各方能夠跨越界限，聯合起來共同發展中國原子物理學事業的衷心。
在準備回國之前，錢三強與自己的恩師約裏奧進行了一番懇談。在10年的工作和學習中，居裏夫婦與錢三強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約裏奧先生最關心的還是錢三強回國後的安危，他說不希望錢三強在中國正處於戰亂時回國，並且提醒他說：“時間是寶貴的，你現在回國，不可能立刻順利地展開科學研究。”
當時，正是錢三強在科學上的重要時期，他不是不清楚，而是做了更正確的取舍。他對約裏奧說：“我同樣想到了這些，也是舍不得離開這裏。我的科學生涯，是在您和伊萊娜夫人（居裏夫人）指導下開始的，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點。但同樣，我從來也沒有忘記我的祖國，現在我的國家很落後，正需要發展科學技術，我想我應該盡早回去為祖國效力。”
約裏奧被錢三強一心報國的執著而深深感動：“我完全能夠理解你的理由。作為一個愛國者，假如我處在你的地位，我將做出同樣的決定。”
啟程之前，錢三強與何澤慧來到居裏夫婦家最後一次做客。說是做客，更是一次道別。為了支持錢三強回國研究物理學，居裏夫人把提前準備好的一些關於放射性物質研究的資料，以及半衰期較長的放射源送給了錢三強。除此之外，約裏奧還把當時甚為保密的科學數據透露給了錢三強。“要為科學服務，科學要為人民服務”這是錢三強從居裏夫婦那裏得到的除了物質支持以外的精神信條。
與恩師依依惜別之後，錢三強的回國之路卻是一波三折。為了阻撓錢三強順利歸國，一些心懷鬼胎的人在暗中做著手腳。錢三強攜妻帶女登上了回國的客船，經過一個多月的海上顛簸，客船緩緩駛進黃浦江。伴隨著悠長的汽笛聲，錢三強熱淚盈眶，他終於回到闊別了11年的祖國的懷抱。
新中國成立後，錢三強積極參加中國科學院及原子能科學研究基地的組建工作，並全身心地投入到原子能科學事業的創立和“兩彈”的研究中，親自參與製定研究發展規劃，組織研究隊伍，確定研究課題，建設研究基地等。
對於中國的年輕科學家們來說，邁出國門、求學他國的理想是一樣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後能為人民做點事”。錢學森就是其中的一位。
1935年盛夏的一天，錢學森帶著滿腔熱血揮別父母師長，遠赴美國求學。他的計劃是去學習一門新興的學科——飛機製造。在麻省理工學院，錢學森開始攻讀航天係碩士學位，並於一年後以優異的成績順利畢業。此後，錢學森師從美國“超音速飛行之父”馮·卡門。從1936年10月起，錢學森在馮·卡門親自指導下學習和工作，長達十年之久。
憑借過人的才智和不斷的努力，錢學森很快在國際科壇上有所作為。他不但在理論力學方麵走在了前端，還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在航空結構理論研究方麵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此後，錢學森又開展了火箭、導彈的研究工作，他所做的學術研究報告曾為美國四五十年代研製成功的地對地導彈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礎，成為美國複合推進劑火箭發動機導彈的先驅。
在美國，錢學森被譽為是“幫助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流軍事強國的科學家銀河中的一顆明亮的星”，是“製定美國空軍從螺旋式向噴氣式飛機過渡並最後向遨遊太空無人航天器過渡的長遠計劃的關鍵人物”。年僅36歲的錢學森，成為了舉世公認的力學、火箭技術的權威，流體力學的開路先鋒，卓越的空氣動力學家，現代航空科學與航天技術的先驅。
然而，再高的榮譽和讚美都無法撼動錢學森的初衷，臨出國前他曾說：“現在中國政局混亂，豺狼當道，我到美國去學技術是暫時的，學成之後一定回來為祖國效力。”寶劍鋒從磨礪出，十多年的求學經曆和科學實踐成就了錢學森，同時也使他歸國的心願越發強烈。
1948年，中國的解放事業勝利在望，錢學森開始為回國做準備。他先是申請退出美國空軍科學谘詢團，然後辭去兼任的美國海軍炮火研究所顧問一職。現實卻事與願違。由於錢學森對美國軍方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美國軍方是不可能輕易讓他回國的。對於錢學森的所有申請，美國軍方均未予以批準。
1949年5月，距離新中國成立僅有五個月之際，錢學森收到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曹日昌的親筆信。信中轉達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錢學森的殷切期望，希望他能夠盡快返回祖國，為新中國服務，領導新中國的航空工業建設。
祖國在召喚，錢學森歸心似箭。不料，命運卻在此時對他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在美國當局的無理破壞下，錢學森沒有走成。當時，美國對於錢學森執意要求回國的舉動大為不滿，甚至說出了“寧可把這家夥槍斃了，也決不讓他離開美國”的狠話。
錢學森就像一隻飛得又高又遠的風箏，即使風雨再大，也絕不斷線。執意回國，是他唯一要做的事。在此期間，美國一再阻撓錢學森歸國：先是以“凡是在美國受過火箭、原子彈以及武器設計這一類教育的中國人，均不得離開美國”為由，阻止準備登機回國的錢學森一家。然後，又以錢學森所帶回國的書本及資料具有很大機密為由，非法扣留了其全部行李。更嚴重的是，美方隨後對錢學森的家和工作室進行了徹底搜查，聯邦調查局還對錢學森進行了監視。
此時，錢學森的歸國事件引起了新中國高層領導人的重視。1954年4月，在日內瓦召開的以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上，中國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抓住時機，向美方嚴正提出中國科學家返回祖國的問題，並尖銳地批評美國頻頻阻撓留美人員回歸祖國的惡劣行徑。
然而，雖然中方對美方進行了嚴厲地控訴，卻因為美方的消息封鎖，始終沒有得到足夠的證據來徹底證明，以至於美方信誓旦旦地不予承認。直到周恩來輾轉收到錢學森托人轉來的信，事情才有了轉機。“這封信很有價值。這是一個鐵證。美國當局至今仍在阻撓中國平民歸國。要在談判中，用這封信揭穿他們的謊言！”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首次在日內瓦舉行會議，中方代表王炳南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提出雙方平民回國的問題並作為第一個議程提交會議討論。當錢學森的信被當眾宣讀時，麵對鐵一般的事實，美方代表當即無言辯駁，隻好批準錢學森回國的要求。
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未在長期目標中獲得積極成果，但是能夠把科學界的巨擎錢學森爭取回國，周恩來深感欣慰，“從要回錢學森這件事來看，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
一個月後，錢學森和妻子蔣英帶著兩個孩子在紐約登上輪船，踏上了期盼已久的回國之路。為了回歸祖國，錢學森被困整整五個春秋。如今望著漸漸遠去的異國，他的心和祖國貼得更近了。
錢學森回國後，第一時間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邀約。周恩來邀請錢學森夫婦到中南海見麵，親自為他們接風洗塵。不久，錢學森受邀參加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二屆二次全體委員會，並增補為委員。當晚舉辦的宴會上，錢學森有幸坐在了毛澤東的身邊，彼此交談。作為一個剛剛回到祖國懷抱的遊子，能夠得到人民領袖的尊重與厚愛，錢學森感動不已，他深深地記下了毛澤東的話——“新生的、最有力量的東西，總是同衰亡著的東西在鬥爭中生長起來的”。並暗下決心，要為國家建設事業培養更多技術人員。
此後，錢學森開始負責籌建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並任首任所長。1956年，錢學森參加中國第一次五年科學規劃的確定，受命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並擔任首任院長。他主持完成了“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規劃，參與了近程導彈、中近程導彈和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直接領導了用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合”試驗，參與製定了中國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合”試驗，參與製定了中國第一個星際航空的發展規劃，發展建立了工程控製論和係統學等，為新中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像錢三強、錢學森這樣拳拳報國心的海外赤子還有很多，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著祖國，並且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決心在最短的時間內回國，回到中國科學工作者的行列，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大潮。1950年，以鄧稼先等物理學家為代表的二百多位中國留學生衝破重重阻撓，回國參加建設。1951年至1957年，更是有大批的海外學子回國參與研究工作。從此，中國核科學領域群星閃耀，大放異彩！
鈾的探尋
在核工業北京地質研究院的展櫃中，珍藏著中國第一塊鈾礦石。鈾礦石外表粗礪，看上去沒有什麽特別之處，然而它卻見證了新中國建國初期核工業和地質事業的光榮曆程。
鈾，一種致密而有延展性的銀白色放射性金屬，是研製原子彈的重要原料。有鈾礦資源，是一個國家能夠自力更生發展核工業的重要前提。找到鈾，是中國踏上研製原子彈之路的第一步。
在對鈾的勘探過程中，中國曾經先知先覺，卻因為當時的條件錯失了一次機會。早在1934年，地質學家張定釗從光譜學上分辨出了鎢、錫、鉍、鉬，同時發現了鈾的跡象。直到1943年，另外兩名地質學家在廣西鍾山縣首次發現了鈾礦。當時正是戰亂頻發的年代，發現鈾礦的事情並沒有引起廣泛關注，逐漸不被談及。
1954年上半年，一支地質勘探隊在進行礦物全麵調查時，在廣西發現了第一塊鈾礦石。這塊鈾礦石有拳頭大小，呈黃綠色。當時發現鈾礦石的地方是個次生礦，開采的價值不大，卻正是因為鈾的出現，才證明了中國的土地上擁有鈾，也給地質勘探隊由次生礦找到原生礦增添了信心。地質部副部長劉傑第一時間把這個好消息匯報給了中央。令劉傑沒有想到的是，中央領導人對這件事極其重視，第二天就通知他去中南海向毛澤東當麵介紹鈾礦的情況。
9月，北京剛剛進入秋季，秋高氣爽。劉傑帶著那塊稀有的鈾礦石和測放射性用的蓋革計數器，來到中南海的豐澤園菊香書屋——毛澤東的辦公地點。當毛澤東見到鈾礦石的時候，顯現出激動的神情，他詳細地詢問了鈾礦石的勘探情況，之後表示：“我們的礦石還有很多沒被發現嘛！我們很有希望，要找，一定會發現大量鈾礦。”“我們有豐富的礦物資源，我們國家也要發展原子能。”
匯報完畢，毛澤東熱情地把劉傑送到門口，並語重心長地說：“劉傑呀，這個事情要好好地抓，這是決定命運的。”“這是決定命運的”——鈾礦石的出現，成為了中國進軍核事業的重要契機。此後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做出了實施02計劃的決定。
1954年冬，根據中央指示，地質部組建起了一
支針對鈾礦的勘探隊。次年3月，在國務院第三辦公室的領導下，籌建了鈾礦地質局，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第三局，由雷榮天擔任局長，同時籌建了鈾礦地質大隊。雷榮天上任以後，立即製定了一個全國性的鈾礦勘探計劃，並迅速成立了兩支勘探隊——309地質隊和519地質隊。這兩支勘探隊人數為千餘人，下轄10個小單位，分赴中南和新疆地區，秉承“初步勘察，仔細研究，實物勘探”的原則進行勘探任務。
當時，中國的鈾礦地質工作可謂是白手起家，不僅缺乏相關的技術資料和專業人才，連儀器設備都少得可憐。在這種情況下，勘探隊員們隻好在蘇聯專家和技術員的教授下學習放射性找礦的基本知識和野外工作方法，同時學會使用蘇製普查找礦儀器。
在艱苦的勘探條件下，隊員們邊學習邊工作，工作進度日漸加快。負責鈾礦勘探的309和519地質隊，可謂是雙管齊下，並且在勘探隊員的共同努力下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1955年年初，519地質隊在新疆西部發現了三個富礦。309地質隊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於1956年在湖南省南部首次進行了空中定點勘察，並計劃在郴縣興建鈾礦。
隨著國家對鈾礦資源的需要，中國的地質隊伍也在不斷發展壯大。解放初期，中國隻有二百多個地質學家，現在，僅地質行業的工程師就增加到497人，還有已從高等院校畢業的3440名技術人員。從1955年到1958年，三年的時間裏，中國地質業突飛猛進，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對鈾的大規模探尋工作。
在不斷的勘探過程中，廣東省北部的南嶺山脈也被納入了地質隊的勘探範圍，並且成了一處重點勘探區域。1957年秋季，地質隊長羅鵬飛帶領309地質隊第二分隊在連縣附近發現了很強的伽馬射線，算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突破。
羅鵬飛，1952年從中南第三有色金屬專科學校畢業，之後被分配到湖南水口山從事地質工作。1955年，中央為了集中開展鈾礦勘查，決定在全國開展一場聲勢浩大的“地質會戰”，羅鵬飛所在的309地質大隊也被編入部隊序列。當時，地質工作實行軍事化管理。“鈾是製造原子彈的原材料，當時國家出於保密需要，規定尋找鈾礦的地質隊可以不用穿軍裝，但卻是標準的軍事組織，國家很重視”。
發現強烈的伽馬射線當天，羅鵬飛帶領找礦員謝本武、周四保等人，和往常一樣上山勘察。隊員們漫山遍野地仔細勘察，卻沒有什麽進展，走著走著，來到了一片花崗岩岩體附近。在對鈾礦的勘探中，一些專家早已斷言，稱花崗岩內是不可能形成有工業價值的大型鈾礦的。因此，花崗岩也被勘探隊員們默認為“禁區”。然而，羅鵬飛卻不甘心，堅持要到花崗岩岩體附近勘察一番。他說：“既然來了，就不要錯過這次機會。繼續前進，分散勘探！”
羅鵬飛話音剛落，幾名勘探員四散開來，各自開始探尋鈾礦的跡象。不久，找礦員謝本武飛奔著向羅鵬飛跑來，口中不住地喊著“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什麽？”羅鵬飛抓住謝本武的手，讓他慢慢說。
謝本武喘著粗氣，手指著一處花崗岩的方向說：“找到了！1000伽馬以上！……”
1000伽馬以上！羅鵬飛來不及聽完，拿起伽馬儀朝著謝本武手指的方向飛快地跑過去。
羅鵬飛跑到一塊巨大的圓形花崗岩石旁停下腳步，開啟伽馬儀，慢慢地靠近這塊巨石。儀器離石頭越來越近，羅鵬飛的心裏越發激動，手心都冒了汗。隻聽伽馬儀器發出了“嘎嘎”的聲音，指針像是失去了控製，朝著高擋位撥動——100、500、1000。羅鵬飛不斷調高擋位，數值達到了最高指數。接著，他擴大了探測麵，從巨石向懸崖方向不斷前移，最終確定這裏是一條厚度大、品位高、極富開采價值的鈾礦帶。
這一重大發現，無疑給中國的地質業打了一針強心劑。然而，羅鵬飛的發現最初並未獲得支持，甚至差點被權威否定。由於當時中國的鈾礦地質勘探是由中蘇合營開始的，雖然已在逐步轉變為由中國人自己領導和管理地質勘探工作，卻還是沒有脫離蘇聯顧問的指揮。大型鈾礦帶在花崗岩發現，這一事實始終被蘇聯專家予以否定，而羅鵬飛便成了挑戰權威的對象。
羅鵬飛是找到鈾礦帶的功臣，怎麽能孤立無援呢？關鍵時刻，黨組織和上級領導成為了他的堅強後盾，並給予了大力支持。“用事實說話”，羅鵬飛和勘探隊員們又經過了幾個月的努力，在翁源下樁打出了近200米長的坑道，連續發現三個礦體，品位更由原來的0.03%增加到0.1%。隨著勘探工作的不斷推進，1號普查鑽孔中200米以下又見到了鈾礦化特征。
這時，羅鵬飛滿懷信心地向上級建議，“由普查揭露轉入深部勘探”。此後，這個鈾礦帶經深入勘探，終於發展成為中國第一個花崗岩中具有工業開采價值的大型鈾礦床，名為“希望礦床”。羅鵬飛和找礦員們為核工業所作出的貢獻也被載入了地質史冊。
著名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曾說過，原子彈的製造有1%靠才能，99%靠汗水。在中國的核事業當中，99%的汗水中無疑要包括對鈾礦的探尋。1958年年初，地質部第三局局長雷榮天從全國計劃建設的十一個鈾礦方案中，確定了郴縣鈾礦和另外七個鈾礦。郴縣鈾礦的所在地正巧位於湘南瘧疾的多發區，負責建礦的工程隊員們冒著身患瘧疾的危險，堅守在崗位上。
由於交通不便利，工程隊在進入郴縣後隻能徒步行進。由一千多人組成的工程隊，在大山中浩浩蕩蕩地前行。當他們準備駐紮下來的時候，一個更難解決的問題擺在了眼前——如何解決礦工們的住宿。麵對交通條件受阻，缺少建築材料的窘境，工程隊隻能在臨時搭建的帳篷中度過了這段艱苦的歲月。
礦工們大多都來自北方地區，而南方的氣候既悶熱又潮濕，有些人憋悶得簡直喘不過氣來，過多的雨水也在不斷增加這個瘧疾多發地區的患病率。在重重困難麵前，工程隊員們沒有低頭，他們不斷適應，不斷發展，在1958年春全麵鋪開基礎建設工程，並於1960年9月1日進行部分投產。
在探尋鈾的道路上，中國走過捷徑也走過彎路，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用於第一顆原子彈的鈾卻並不出自規劃內的八個鈾礦。
原子能事業被正式提上日程以來，國家對鈾的探尋工作一直在不斷加快腳步。1958年，第二機械工業部提出“全民辦鈾礦”的口號。這個口號的提出，調動了專業地質隊伍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眾多縣市，甚至農村公社都組建起了地質隊，成千上萬的農民都加入到探尋鈾的行列中。與此同時，大、中、小型礦業采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也在逐步實現。
在專業勘探隊的指導下，群眾學會了使用蓋革計數器和閃爍計數器（一種利用射線引起閃爍體的發光而進行記錄的輻射探測器），並能夠通過簡單有效的方式從地表幹層的小礦床中采礦。在“全民辦鈾礦”的熱潮中，湖南、廣東、遼寧等地的群眾勘探隊獨立地把地表鈾礦找到並收集起來。
這是一場群眾性采礦運動，不但打破了關於原子能的神秘感，更有助於原子能方麵的知識普及，最主要的是為探尋到更多的鈾礦石開辟了無數條道路。戰爭年代，毛澤東把人民戰爭作為戰略思想的核心，在尋找鈾的攻堅戰中，人民又成為了一股強大的力量，他們用最基礎的方法為中國的原子彈計劃提供了最初的上百噸鈾。
那黃綠色的鈾礦石，不單是原子彈的重要材料，更是中國核事業的奠基石！
鄰國之助
新中國成立之初，雖然還是“一窮二白”，但是對核事業的重視程度卻毫不遜色於歐美國家。
1949年4月20日，以郭沫若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在法國召開的世界保衛和平大會。此次大會的主題是反對侵略和戰爭政策，要求無條件禁止核武器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當時，作為代表團成員之一的物理學家錢三強敏銳地感覺到，反對使用核武器首先就要對它有所了解，和平利用原子能才是關鍵。錢三強曾在法國留學，他想借此機會，通過老師約裏奧·居裏教授幫忙訂購一些與原子能研究相關的圖書資料、設備儀器等，大約需要花費20萬美元。
錢三強把這個想法匯報給中央，並迅速得到了批準。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中國科學家順利地采購了一批科學設備，先後在二十多個學科領域開展了研究工作，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才。即便如此，中國的科學技術基礎還是相對落後的，想要直接探究核武器領域，難度可想而知。
1950年初，毛澤東造訪蘇聯時，斯大林率先談及了關於原子彈的事情，並請毛澤東觀看了蘇聯進行原子彈試驗的紀錄影片。“美國有了原子彈，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的想法在毛澤東心中開始萌生。中國和蘇聯作為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地理位置又相互接壤，具有友好邦交的曆史。中國把蘇聯作為“老大哥”，頻頻發起學習蘇聯的運動。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更是為中蘇在軍事合作上架起了橋梁。因此，在發展核事業的初始階段，毛澤東想到了尋求蘇聯的援助。
然而，在斯大林看來，蘇聯擁有核武器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可以向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提供核保護，卻絕不情願分享這個碩果。即便中蘇關係友好，他也堅持吝惜關於核武器的一切。這也無形中切斷了中國在核技術方麵得到蘇聯幫助的路。
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蘇聯在核問題上才開始有了轉變。1953年2月至5月，蘇聯接待了錢三強率領的由26位專家組成的，以“學習蘇聯科學研究發展的經驗，並且就兩國間廣泛的科學合作交換意見”為目的代表團。1954年9月29日，赫魯曉夫開始了第一次訪華之行，並積極調整對華政策。在與毛澤東會麵時，赫魯曉夫主動問及中國是否需要幫助。在中國準備向核事業邁進的關口，毛澤東合乎時宜地表示中國對核武器、原子彈感興趣，並婉轉地說中國擁有了核武器“一旦發生戰爭，就可以保衛自己。如果你們不願意把這種武器分給我們，那麽給我們提供製造原子彈的技術也行”。
赫魯曉夫一方麵不希望蘇聯失去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壟斷地位，另一方麵也怕失去中國對自己的支持，便以中國的經濟現狀和困難國情為由，力勸毛澤東放棄研製核武器的打算，同時表示蘇聯會向中國提供核保護。當然，毛澤東在中國研製核武器方麵的態度是樂觀的，並且是非常堅持的。在這種情況下，赫魯曉夫最終表現出全力支持的態度，“我們同意派遣蘇聯的軍事專家，輸送大炮、機關槍和其他武器給中國，是為了加強中國力量，由此也就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
1955年1月17日，蘇聯政府宣布將幫助中國和幾個東歐國家開創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這個承諾很快在三個月後進行了細化：蘇聯將向中國提供一台回旋加速器、一個核反應堆以及用於研究的核裂變物質。但是這些都是有前提條件的，中國必須向蘇聯提供“必要的原料”，以此作為交換。
在中蘇兩國的秘密商議下，很快達成共識，簽訂了合作開發鈾資源的協議。同時，蘇聯政府同意向中國出售某些用於鈾濕法冶煉和鈾的提純過程的設備，以及部分濃縮鈾成品。能夠得到蘇聯在核技術方麵的幫助，中國懸在心頭的石頭總算落地了。周恩來在國務院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指出：蘇聯幫助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這方麵，我們很落後，但是有蘇聯的幫助，我們有信心、有決心趕上去”。“美國想用恐怖嚇倒我們，但嚇不倒我們。我們要掌握原子彈”。
1955年4月27日，以錢三強、劉傑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在莫斯科與蘇聯政府簽訂了《關於為國民經濟發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協議》，確定由蘇聯幫助中國進行核物理研究以及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進行核試驗。協議規定：蘇聯將在1955至1956年派遣專家幫助中國設計和建造一座功率為6500~10000千瓦的實驗性原子反應堆，以及一個使粒子獲得12.5～25 MeV（百萬電子伏特）能量的回旋加速器；無償提供有關原子反應堆和加速器的科學技術資料，提供足夠維持原子反應堆運轉所需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直到中國不需要進一步援助而且能夠保持自己的反應堆為止；培訓中國的核物理專家和技術人員。
8月2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批準了蘇聯高教部關於幫助中國進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滿足中國政府的請求，幫助在北京和蘭州組織教學，培養原子能專家。10月，經中共中央批準，選定在北京西南遠郊坨裏地區興建一座原子能科學研究基地（代號為601廠，1959年改稱401所），並將蘇聯援建的科學儀器安置於此。12月，以諾維科夫教授為團長的蘇聯原子能科學家代表團訪華，向中國贈送了一批有關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書籍。期間，蘇聯代表團還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報告會，講授了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項問題，周恩來及黨政軍各機關1400多名高級幹部出席了報告會。
為配合蘇聯的核技術援助，中國在人力資源方麵做了積極的準備。195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當前最急迫的是必須由全國各地和中央各部門抽調一批優秀的技術幹部和行政幹部，以及一定數量的技術工人和普通工人，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立即開始學習和工作。”為此，中共中央決定：1956年所需的2462名高等學校畢業生和760名中等技術學校畢業生由國家計劃委員會直接分配，同時限令當年5月和7月從全國各地和中央各部門中抽調幹部1895名（其中技術幹部819名）、工人5055名參加這一工作。
8月17日，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協議。協議規定，蘇聯援助中國建設一批原子能工業項目和一批進行核科學技術研究用的實驗室。在此基礎上，中國政府專門設立第三機械工業部（簡稱三機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為二機部），負責中國核工業的建設和發展。1957年3月，三機部製定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提出要建立一個規模小而門類全的核工業體係。
蘇聯在中國核事業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之所以這麽說，也正是因為蘇聯對於中國的誠心之助。為更好地幫助中國進行核物理研究，蘇聯不惜派遣蘇聯“原子彈之父”庫爾恰托夫的得力助手沃爾比約夫來到中國。由沃爾比約夫和另外十幾位蘇聯專家組成的專家組為中國核物理研究所編製了教學大綱，並培養出了研究濃縮鈾和鈈方麵的專家。在此之後，沃爾比約夫等人還參與指導了反應堆的實驗工作。
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從1957年底開始，原子彈研製的配套企業和基地陸續進入設計。蘇聯專家主要負責初步和主工藝設計，中方負責輔助設計和施工。由此，中國核武器研製工作開始全麵鋪開。
在導彈研製方麵，1957年11月26日，蘇聯代理軍事總顧問沙甫欽柯轉達了蘇聯國防部的通知：蘇聯將於12月下旬用兩列火車60個車皮載運P－2型地對地導彈及地麵設備到中國滿洲裏口岸站；蘇方將派103人隨同前來，教授中方對其的使用和維護，教學期為三個月。12月20日，裝有P－2型導彈及其器材的炮抵達滿洲裏火車站。此次，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兩枚P－2型地對地訓練導彈和一個營的主要技術裝備，包括地麵測試、發射、校正、運輸、加注等設備45件。12月30日，以列米·蓋杜柯夫少將為首的蘇聯專家組抵達北京，開始幫助中國進行導彈試驗靶場的勘察設計工作。
到1958年下半年，在蘇聯的援助下，內蒙古包頭核燃料元件廠、甘肅蘭州鈾濃縮廠、甘肅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西北核武器研製基地等核工業的首批主要工程項目的基礎工程和附屬工程都陸續開工。同年9月，蘇
聯援建中國生產原子彈的關鍵設施——7000千瓦重水反應堆和直徑1.2米的回旋加速器移交中國，這標誌著中國正在向“原子能時代”躍進。
此後，蘇聯在援助中國發展核武器上顯示出高度的熱情，持續不斷地向中國提供導彈、原子彈等絕密技術資料。中國從此看到了原子能工業發展的恢弘前景，正如周恩來所說：“現在世界上隻有社會主義國家，像蘇聯，才能無代價地把整個藍圖給我們。凡是它一種定型的東西，包括原子彈、導彈這些東西，都願意給我們。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
聶榮臻出任“科技主帥”
“用科學技術來改變舊中國貧窮落後麵貌”，這是聶榮臻青年時期就有的夙願。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元帥之一，在結束了幾十年的戎馬生涯之後，他又馬不停蹄地踏上了科技興國的道路。
1949年，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新中國國防現代化建設的奮鬥目標。為了加快軍工產品定型和審批工作，聶榮臻出任國務院軍工產品定型委員會主任，直接領導武器裝備的試驗定型工作。1956年，聶榮臻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共和國的科學技術工作，成為了統領全國科技戰線的元帥。之後，聶榮臻又兼任國務院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
正如聶榮臻自己所說：“我的前半生參加了組織和建立武裝隊伍的工作，後半生我致力於組織和建立科技隊伍的工作。”在向現代科學技術進軍的路上，聶榮臻充滿鬥誌，在他看來，“這是在和平環境中進行的另一種形式的緊張戰鬥”。
出任“科技主帥”以後，聶榮臻整日都在思考——如何讓中國的科學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他首先想到的是必須要有一個切實可行的科學研究計劃，“我們現在需要科學技術，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軍隊一樣”。
在周恩來發出的“向現代科學技術進軍”的號召下，聶榮臻參加了國務院科學技術規劃委員會工作，並和陳毅、李富春等密切配合，迅速組織起全國六百多位科學技術專家及工程技術人員。為了有一個切實可行的科研規劃，聶榮臻和六百多位科學技術專家在北京進行了四個多月，無數次的激烈討論。最終，製定出《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簡稱十二年科學規劃）。規劃中提出了57項重要的科技任務，六百多個中心課題，同時參照國際先進水平，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解決中心課題的多種途徑和措施。
這個宏偉又細致的規劃，洋洋灑灑六百多萬字，凝結了聶榮臻和數百位科學家的心血，是發展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奠基石。規劃中，原子能技術、噴氣與火箭技術、半導體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和自動控製技術五項主要技術的發展，排在十二年科學規劃中十二項重點任務的前列，被譽為是中國科技發展的“五朵金花”，而之後的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無不以此為源，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奇跡。
在當時，蘇聯科學技術先進，中國的很多武器裝備和科研機構，都是仿造和借鑒蘇聯的。在製定長遠的科學規劃時，自然少不了與蘇聯這位“老大哥”打交道。1956年8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率領代表團到蘇聯首都莫斯科訪問。此前，聶榮臻特意叮囑李富春，讓他利用這次訪問的機會向蘇聯政府提出需要核工業技術的援助問題。
然而，中方得到的回複並不令人滿意。蘇聯政府痛快答應了給予援助的事情，卻隻接受50名中國留學生去學習火箭專業，並派5名教授來華教學。另外，還同意提供兩枚教學用導彈樣品，供中國研製導彈。聶榮臻很清楚，蘇聯的這個援助計劃，表麵上是一一照辦，各方麵支援，但是如此下去的話，中國成功研製出導彈，恐怕還要七八年的光景。當然，中國的經濟水平、先進經驗雖顯落後，但是科研人員的能力並不落後，有些甚至是全世界尖端的科技人才。於是，聶榮臻開始盤算起“兩條腿走路”的方法，並根據中國的國情，有了從研究試製初級逐漸過渡到試製高級的設想。
聶榮臻心裏有了想法，便開始動筆給中央寫報告，建議在與蘇聯談判援助事宜的同時，開始籌備導彈、原子彈、新型殲擊機等先進武器的研究工作，“隻有自己先搞起來，才可能獲得國外的支援”。
為了加快培養科技人員，聶榮臻提議除選派50名導彈專業的留學生到蘇聯學習外，還應在軍事工程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工業學院、通信學院、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等高等院校設立有關的導彈專業，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同時，聶榮臻還提出合理使用科學技術幹部的原則，充分發揮科技人員的作用，組織力量翻譯、複製外國的科學技術情報資料，設法從西方國家購買相關的元件、儀器。
當時，毛澤東對聶榮臻的這份報告印象很深，認為先研究試製初級，再研究試製高級的設想猶如書法中的兩種字體——楷書和草書。楷書是漢字書法中常見的一種字體。草書筆畫連綿，錯綜變化，難以掌控。而這個先易後難的設想恰恰符合了中國的國情，於是，毛澤東在批示中明確寫道：中國的核工業建設要“先寫楷書，後寫草書”。
聶榮臻的提議得到批準後，1956年10月8日，根據“以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的方針，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錢學森擔任院長，專門負責研究導彈。
不久，蘇聯在援助中國發展間斷技術的態度有所轉變。聶榮臻決定抓住這個機會，先與蘇聯專家談了自己的想法。1957年6月18日，聶榮臻找到當時蘇聯駐中國負責經濟技術的總顧問——阿爾希波夫，雙方進行會談。會談中，聶榮臻坦誠地表示：“為了更好地編製我國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和遠景計劃，並考慮到在原子工業方麵將來濃縮鈾工廠生產鈾－235和原子堆生產鈈－239後的下一步生產，以及較合理地建立和發展我國的原子工業、生產原子彈、導彈及與此相聯係的飛機型號的確定等一係列問題的安排，能取得蘇聯政府必要的援助，我國政府想與貴國政府進行談判。此事，以前我已多次向您口頭表示過我們的願望。今天，我正式提出我國對原子彈、導彈和飛機的生產及原子能的發展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應如何安排，請蘇聯政府協助提出方案的請求，也請您向貴國政府反映。”
在聽了聶榮臻的一番肺腑之言後，阿爾希波夫表示自己完全願意援助中國，但是事關兩國大事，還要再征得蘇聯政府的同意。7月22日，在阿爾希波夫轉達了中國政府的要求後，得到了這樣的回複：蘇聯政府理解中國的要求，同意中國代表團訪蘇談判。
1957年9月7日，聶榮臻率領代表團遠赴莫斯科，同以別爾烏辛為首的蘇聯政府代表團開始談判。雙方各組成了軍事、原子、導彈、飛機和無線電五個小組，進行了長達35天的談判。10月5日，蘇聯政府向中國代表團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工業的協定（草案）》。中共中央迅速針對這一草案進行了細致深入的研究，同意按照蘇聯提出的協定簽字，並建議把完成的期限延長一些，保證這些項目有足夠的資金支持。
10月15日，聶榮臻和別爾烏辛分別作為中蘇兩國的全權代表簽訂了《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即《國防新技術協定》。根據協定，蘇聯將援助中國建立起綜合性原子工業；援助中國的原子彈研究和生產，並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作為原子彈製造的關鍵環節，向中國出售用於鈾濃縮處理的工業設備，並提供氣體擴散廠初期開工所需的六氟化鈾。1959年4月前向中國交付兩個連的岸對艦導彈裝備，幫助海軍建立一支導彈部隊；幫助中國進行導彈研製和發射基地的工程設計，在1961年底前提供導彈樣品和有關技術資料，並派遣技術專家幫助仿製導彈；幫助中國設計試驗原子彈的靶場和培養有關專家等。
作為對協定內一些項目援建、設計限製期限的補充，1958年9月29日，中蘇又簽訂了《關於蘇聯為中國原子能工業方麵提供技術援助的補充協定》，對每個項目的規模都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項目設計完成期限和設備供應期限得以確認，多數項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和1960年。
《國防新技術協定》的簽署，標誌著蘇聯對華核技術援助從民用轉向軍事用途，真正開始向中國提供原子彈和導彈研製方麵的技術裝備援助。這其中，聶榮臻從計劃到談判都是親力親為，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嘔心瀝血，功不可沒。
科技戰線的工作人員都親切地稱聶榮臻為“聶老總”。在穩定科技隊伍，關心科學人員方麵，聶榮臻說到做到。為了讓科學家們安心工作，發揮各自的專長，聶榮臻於1961年4月提出了“凡是技術上過了關的科技人員，都要固定下來，不準調動”的口號。在關心科技人員的事情上，聶榮臻有三個原則：第一，搞科研的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第二，無論遇到什麽風險，都不要放棄科研。第三，用我的名義，想辦法為他們解決困難。
當“左”的思想不斷蔓延的時期，在學術上頗有成就的專家反倒被孤立起來，甚至失去了原有的自由。在這個時候，作為科技主帥的聶榮臻明確表態：“我們應該創造條件，讓他們安安心心地開展科研工作。”
當反右派運動之風在1957年席卷大批知識分子之後，一些科學家在政治、思想上都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幾乎快要斷送了科研之路。聶榮臻得知後，親自找他們談話，說“真金不怕火煉”，讓大家不要放棄對科研工作的執著。
科研人員無論什麽時候，遇到怎樣的困難，聶榮臻隻有一個回應：一定要盡快了解清楚。他親口告訴身邊的工作人員，可以用“聶榮臻”的名義直接給有困難的科研人員的單位寫信，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解決困難。
錢三強說過：“聶老總既抓原子能，又抓航天技術，而更多側重抓航天技術。就這樣，我國的原子能和航天技術，剛一起步就有了強有力的領導。”作為“科技主帥”，聶榮臻確定了組織五個方麵的科研力量，即中國科學院、國防科研機構、工業部門、高等院校和地方的科研力量，大力協同，攻克各種科技難關。這五個方麵的科研力量被聶榮臻稱之為“五個方麵軍”。在聶榮臻這位“科技主帥”的統領下，中國的科學技術正在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
建設核研製基地
隨著核武器計劃的不斷推進，中國開始進入建設核研製基地階段。
1957年夏天，核工業部的負責人宋任窮找到原西藏軍區副司令兼參謀長李覺，安排他負責核工業部下轄的一個高度保密的核武器局。1958年初，李覺又接到任務，去檢查一個設計小組的籌備工作，並擔任小組的負責人。這個小組就是核武器研究設計院的前身。當時，對於核武器研究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研究院對外稱呼“九院”。
上任之初，李覺就接受了一個重任：為綜合計劃中的核武器研究院、原料加工廠、倉庫和核試驗基地選擇適當的場地。核武器的研製是一項危險性大、放射性高，技術性強、要求嚴格保密的工作。為探尋一個修建核武器研究院的地方，李覺帶領相關人員來到了中國的大西北。李覺等人乘坐飛機盤旋在甘肅、四川等地上空，經過反複幾次俯瞰與勘查，最終選定金銀灘草原為原子彈研製基地的廠址。
金銀灘草原，位於青海省海晏縣境內。其西部同寶山與青海湖相臨，北、東部高山峻嶺環繞，南部與海晏縣三角城接壤（三角城是西海郡遺址，建於西末年漢王莽秉政時期）。方圓1100平方公裏的金銀灘分為金灘和銀灘，一條小河穿流其間，北岸草灘上盛開著一種叫金露梅的金黃芳香的小花，故稱金灘；南岸草灘上則是潔白如銀的銀露梅的天下，謂之銀灘。
選定青海金銀灘作為核研製的基地，李覺給出的理由很明確：一是這裏四麵環山，中間平地，宜於建廠；二是這裏人口稀少，地域寬闊，便於疏散；三是這裏邊遠閉塞，利於保密。隨後，他把分析意見提交給中央領導。時任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立即針對這一意見主持了中央會議並批準籌建報告，確定核武器研製基地為02工程，代號為XXZ或二二一廠，對外稱青海礦區。
在批示下達後的三個月內，上萬人組成的先遣隊開赴青海金銀灘。在這批先期到達的隊伍中，包括2000多名解放軍戰士、7000多名從全國各地征召的農民，以及2000多名技術熟練的建築工人。
核研製基地所在地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牧區，氣壓低，缺氧，水燒不到沸點，飯煮不到全熟。加上高原氣候多變，霜凍期長，時有風雪冰雹，年平均氣溫零下0.4攝氏度，一年內有八九個月要穿棉衣。工人們就是在這樣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展開建設的。
在核研製基地建設剛剛拉開序幕不久，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直接影響了建設的進度。困難時期，全國上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糧食匱乏，為保證核研製基地的正常建設，“科技主帥”聶榮臻當即決定：海軍、北京軍區司令部和廣州軍區司令部節省消耗，把共計25噸大豆和罐頭集中運送到青海金銀灘營地。
作為核研製基地建設的領頭人，李覺身先士卒，帶領幹部和後勤人員種植馬鈴薯、采集蘑菇，為工作在一線的工人們增加供給。
在荒涼的高原上，近萬人頂酷暑，耐嚴寒，共同克服了重重困難，終於使占地數百平方米的核武器研究設計院在1962年底拔地而起。之後，發電廠、機械廠、炸藥車間、試驗場地等一係列建築相繼落成。
在核研製基地完成前期建設的同時，中共中央批準了實現首次核試驗的“兩年規劃”，即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按照“兩年規劃”的安排和科研進展的要求，核武器研製基地必須在15至21個月內基本建成。
為了加快工程建設進度，1962年12月，中央專委辦公室邀請建工部、交通部、水電部、郵電部、工程兵、鐵道兵等部門，研究搶建西北核武器研製基地的問題。會議之後，中央專委調集13個部門、15000人的施工隊伍，攜帶500台設備、300輛汽車進入青海高原，與先期在研製基地的二機部建築安裝隊伍會合；並重新組建施工現場指揮部，由李覺任總指揮，統一領導工程建設，全力突擊搶建。在已進行大量前期工程的基礎上，1963年3月開始施工準備，5月工程全麵展開。
基建工人和官兵，不顧天寒地凍、朔風刺骨，加緊施工，於1963年底完成水、電、暖、路等一係列主要工程。隨後配套工程和福利設施相繼竣工。在13個月的搶建期內，共完成包括13萬平方米建築的搶建工程和設備安裝任務。至此，國家斥資3個億興建的核武器研製基地基本建成投入使用。
研製核武器，必須有一支龐大的高級知識分子隊伍。核武器研製基地具備了科研、生產、生活的基本條件後，一直集中在北京攻克原子彈理論設計的科研生產人員，從1963年3月起陸續遷往研製基地。其中包括最早歸國的物理學家王淦昌、被美國海軍次長稱之“抵得上五個師”的錢學森、師從居裏夫婦的錢三強、中國第一個親眼目睹核爆炸的物理學家趙忠堯，以及後來被稱為“兩彈元勳”的鄧稼先等。
在搬遷工作中，所有人都以“奉命於危難之時”的責任感，毫不猶豫地服從工作需要，踏上征途。時間緊、任務重，為了在1964年內實現首次核試驗目標，負責理論、設計、實驗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們遠離首都北京，告別家人朋友，集中到青海這片荒蕪的高原，投入到核研究的工作中。
由此，中國第一支核武器研製力量都集中到了青海金銀灘，為成功研製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