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觀作為對人生之域的一般看法，內含著普遍的價值取向。事實上，當科學派將人對象化（物化）和人生機械化時，已從一個方麵表現了科學至上的價值原則。後者的進一步強化，便很難避免對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價值原則的偏離甚至衝擊。在科學派那裏，我們確實常常可以看到科學的人生觀與人本主義之間的緊張。

人在受製因果法則上與物無實質的不同，這是科學派的基本理論預設之一。與人的對象化與物化相聯係，科學派往往將人與動物相提並論。胡適在論戰期間曾提出了一個所謂新人生觀，其中重要的一項即：“根據於生物學、生理學、心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人不過是動物的一種，他和別種動物隻有程度的差異，並無種類的區別。”[28]類似的看法亦見於吳稚暉等，在回答“何為人”時，吳稚暉曾作了如下界說：“人便是外麵隻剩兩隻腳，卻得了兩隻手，內麵有三斤二兩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比較占有多額神經質的動物。”[29]人與動物之辯，屬廣義的天人關係之域。從早期到近代，天人之分是人本主義價值體係的基本出發點，人與其他存在（包括自然序列中的動物）的這種區分，構成了確認人自身價值的某種本體論前提。科學派以動物界定人，從自然觀的角度看當然有其理由，但就人生觀而言，則似乎又使人之為人的存在價值失卻了本體論的根據。

人作為動物的一員，其生活曆程便不必看得過於認真，吳稚暉對人生所作的正是這樣一種理解：“所謂人生，便是用手用腦的一種動物，輪到‘宇宙大劇場’的第億垓八京六兆五萬七千幕，正在那裏出台演唱。”[30]這一人生界定，被胡適稱為對“人生切要問題的解答”。依照這種人生模式，則人生似乎便成了動物式的遊戲：宇宙即大舞台，人的演唱如同動物的出場。科學派的本意也許並非如此簡單粗陋，但由其前提加以引申，卻很難避免如上結論。從人是動物，到人生即動物式的活動，人生的人文意義和神聖向度無疑被進一步弱化了。

由以上前提出發，科學派對人生過程的具體內容亦作了相應的規定，這便是吳稚暉著名的三句話，即：“吃飯，生小孩，招呼朋友。”吳稚暉自認為，他的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已為這三句話所道盡。吃飯生子，是人的日用常行，依照這種新人生觀，人生的全部內容，便不外乎日常世界中的庸言庸行。不難看出，對人生的如此理解，明顯地蘊含著某種世俗化的傾向。曆史地看，從前現代走向現代，在人生取向上往往伴隨著一個平民化的過程，相對於貴族化的人生目標、聖賢化的人格模式，平民化的取向無疑更多地切近於人的現實存在。然而，平民化如果完全等同於世俗化，那麽，人生往往會趨向於對既成現狀的認同，從而淡化其理想的、超越於現實的這一麵。合理的人生固然不能脫離現實，但以現實為根據並不意味著僅僅片麵地接受或認同現實，人生作為一個過程，常常處於實然與應然的張力之中，應然作為理想，總是具有超越於現實的維度。科學派將人生理解為一個世俗化的過程，似乎過於強化了對現實的認同，而未能注意到人生的理想性、超越性這一麵。

作為世俗化的存在，人並無崇高性可言，相反，從宇宙在時空上的無限性看，人倒是顯得十分渺小：“在那個自然主義的宇宙裏，在那無窮之大的空間裏，在那無窮之長的時間裏，這個平均高五尺六寸，上壽不過百年的兩手動物——人——真是一個藐乎其小的微生物了。”[31]人是宇宙的中心，這是傳統人文主義及人道主義的基本信念和預設，然而，在科學派的宇宙論中，這種信念卻失去了根據。從科學的視野看，自然的現象與人及其社會活動之間也沒有高下之別：“一根地上的小草，一隻顯微鏡底下的小生物，一個幾萬萬裏的星球，一件人類忽略不經意的平淡的自然變化，到科學家眼裏，和驚天動地**精搖魄的人間事實招到同等的注意了。”[32]這種觀點，實際上從天人關係的角度，進一步否定了人在自然中的優先性。從曆史上看，人文主義總是在不同意義上追求自然的人化，傳統儒學要求化天性為德性，近代人文主義要求征服自然以為人所用，都表現了實現自然人化的意向。這種意向背後所蘊含的，是以人道為價值評判的中心。科學派將自然與人等量齊觀，多少偏離了這種人文的原則。

如前所述，作為近代價值體係的信奉者，科學派對個人自由、個性原則等始終持肯定的態度，胡適認為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最反乎人情，不合人道”[33]，便表明了這一點；但另一方麵，將人生自然化和世俗化、從天人關係上強調人的渺小性並否定其崇高性，則又表現為對人道原則的某種衝擊。這種二重性，使科學派的人生觀呈現出一種內在的緊張。類似的緊張，亦往往見於西方近代的科學主義：就其確信人類理性能夠支配自然，並力圖實現人對自然的主宰性而言，它與人文主義似乎有趨同的一麵；但就其將人工具化、對象化，並最終導向技術的專製而言，它所走的無疑又是一條與人文主義相對的路。這樣，對人道原則的認同與對人道原則的消解，似乎構成了科學主義難以解決的二律背反，科學派同樣亦未能超越這種悖論。

科學派對人類中心觀念的揚棄，無疑從一個方麵表現了對人文主義的否定，後者似乎或多或少逸出了以人的自覺和人性高揚等為內容之一的啟蒙思潮。不過，從理論上看，這種否定並非僅僅具有負麵的意義。人類中心涉及的是天人關係，就天人關係而言，人文主義要求以人為價值評價的出發點，無疑體現了人是目的的人道原則，但片麵地以人類中心為視域，往往亦蘊含著天與人的對峙：相對於人，天（自然）僅僅呈現為作用與征服的對象，這種價值取向如果過於強化，便很難重建天與人之間的統一。由這一意義而論，科學派從人是中心轉向等觀天人，顯然亦潛含揚棄天與人分離的曆史意蘊。當然，如前所述，科學派之等觀天人，在相當程度上以科學的統一為其前提；這種科學主義的立場決定了科學派無法真正達到天與人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