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已經明確提出，1845年至1846年，馬克思已經建立起了他的實踐哲學，“在這種哲學中，馬克思既拒絕從思想中派生出生活(像黑格爾那樣),也拒絕從生活中派生出思想(像洛克和費爾巴哈那樣)。對馬克思來說，使人類區別於任何別的有生命的物種的是他們自覺能動活動的能力——他稱之為實行或實踐——他用這個概念既包括思想也包括生活”②。按照科琴的理解，馬克思追求的是一種關於世界的哲學、曆史和社會經濟的視野的整合，他構造了一個龐大、完美、邏輯嚴密和“科學”的思想體係；而實踐哲學則為這一體係提供了導引思路，並構成對馬克思思想中最深刻的力量或存在最嚴重缺陷的解釋。
科琴指出，實踐概念在馬克思整個思想體係中處於核心地位，然而即使在今天，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對實踐概念的豐富內涵仍存在低估和誤解的情況。科琴認為，由於種種原因，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出現了一些違背馬克思思想的現象；特別是隨著學院化傾向的不斷加劇，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或意義被降低到僅僅是關於其理論自身真或假的問題。而對於理論之意義這一邏輯在先問題的忽略，則最終導致產生了一種枯燥的形式主義，且其經常與一種同樣枯燥的實證主義聯係在一起。當代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也開始傾向於認同，“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真理性”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並且能夠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優越性是由於它能比任何其他理論更好地“解釋”事實，以及它比任何其他理論都更為邏輯一致。
科琴一針見血地指出，一旦提出“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那麽最終得到的就肯定是“純粹經院哲學的答案”。“對實踐哲學的背離，是馬克思主義學院化的首要結果或表現。”①這樣，在一種莫大的曆史諷刺中，馬克思主義不僅失去了其政治敏銳力，而且更為根本的是失去了它的哲學靈魂和力量。為了改變這一狀況，科琴呼籲，必須重新確立實踐哲學在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重要意義，即實踐哲學提供了一種深遠的認識論和人類學的洞察力——“實踐哲學的洞察力”,這種洞察力能夠將馬克思主義從經院哲學的枯燥中挽救出來。
在《卡爾·馬克思和實踐哲學》一書中，科琴專門討論了實踐哲學的形成過程。他認為，代表著馬克思主要知識成就的實踐哲學是出自對黑格爾唯心主義和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綜合，而對客觀化和異化概念的“唯物主義改造”則是實踐哲學的起點。在科琴看來，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客觀化和異化概念的“唯物主義改造”,是費爾巴哈對青年馬克思產生影響的最重要結果之一。因為從根本上講，費爾巴哈僅僅把經驗主義(“感覺表象”)哲學重新表述為一種對黑格爾的黑格爾主義式批判。在費爾巴哈看來，黑格爾把曆史過程的原因歸結為人類精神的範疇(簡單性、複雜性、普遍性、特殊性、公眾、私人),這些僅僅是對現實的、物質的人類主體的思考所產生的結果。在馬克思接受了費爾巴哈對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倒置的同時，他又堅決地拒絕了“思想”與“生活”的分離。也就是說，馬克思接受了黑格爾的觀點，即人的解放在於人類獲得對自身作為一個整體的自然，以及對世界的完全理解與統治，但他反對將這種解放局限於思想或理性的王國。對馬克思而言，客觀化和異化是人類活動的產物，既然人的被奴役是自身活動的產物，那麽人的解放就要求人的活動的根本性改變，這包括人類社會的根本性改變(科琴強調，在這裏馬克思開始脫離費爾巴哈和黑格爾左派)。因此，馬克思把實際地思想、行動的人類主體重新引入黑格爾的曆史哲學中，並堅持了黑格爾關於曆史過程與曆史進步的基本思想。
通過把客觀化和異化轉化為人類的活動，馬克思認識到，人類區別於任何其他有生命的物種的地方就在於人類自覺能動的活動，實踐就是人類的本質。首先，通過這種自覺能動的活動，自然界才表現為人類的作品和現實，而且人類在改變自然界的同時也在改變著他們自身的自然；其次，通過這種創造性的實踐活動改造對象世界，人才擺脫肉體需要開始“真正地生產”,人才真正證明自身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最後，勞動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在意識、精神中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人類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
科琴特別強調，當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到“生產”的時候，他並不僅僅指物質生產或物質客體的生產，“對馬克思來說，人類的本質在於他是客觀物質過程的生產者，同時也是思想、社會機構、價值和語言的能動的生產者”①。這種理解絕對是必需的。對馬克思而言，人類的本質就在於他是客觀物質過程的能動的生產者。所以，馬克思會認為人類生產了其他一些事物：語言、家庭、政府、美、醜、真理、謬誤、正義、非正義、房子、公路、音樂、電……人類的這種生產能力使馬克思感到驚異。但是在“私有財產”社會中，這種創造性活動采用了異化的形式：第一，人們不得不為了生存而工作，而不是為了創造而生活；第二，勞動產品不屬於它們的生產者，而是屬於其他人；第三，人們被迫去相互競爭，而不是為了彼此而工作。總之，在馬克思所看到的19世紀40年代西歐的“私有財產”社會中，人類這一能動的類存在，基本上陷於赤貧的雇傭勞動者的地位，他們被迫把創造性投入單調的、令人厭煩的、經常是損傷肉體和精神的雇傭勞動中，以獲得微薄的收入，為占有“生產工具”的其他人創造財富。
盡管在後期的思想發展中，由於受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自身政治活動的影響，馬克思將異化勞動社會變成了“資本主義”,而不再僅僅是“私有財產”社會，將異化勞動者變為“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而不再是一般的所有人，但他思想的實質卻並未發生改變。因此，馬克思眼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將是這樣一種社會形態：異化將被終結，人類以一種積極的方式自由而充分地發揮他們的創造性。
在對馬克思實踐觀的哲學構造進行了深入分析後，科琴不無深意地指出，馬克思在1845年《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認為，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犯了同一個錯誤，即它們似乎都把人類看作僅僅是“思想的創造者”。就黑格爾來說，他采用了理性的範疇，認為所有人都擁有這些範疇並將其作為曆史的最初原動力；就費爾巴哈來說，一種關於接受感覺表象的大腦的解釋被認為是對人類如何思想的充分說明。因此，這兩種哲學都是不充分的，因為人類並不僅僅是思想著的創造者，而且還是行動著的創造者。由於思想是能動的創造性實踐活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因此，馬克思所強調的是一種人類的總體性實踐。
科琴指出，人類能夠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跑、跳、建造、破壞、鬥爭、談判、製造、修理、愛、恨等),思想隻是其中之一。或者用一種更好的方式來表達，思想是人類做所有事情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且思想與這些事情密切關聯。總之，思想是能動地生活、能動的目的性創造實踐所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實際上，正是思想的出現使人的活動成為一種行動，而不是(例如)一種反射性的回應。科琴舉例來說明這一點：使伸出某人的左手成為一個“左轉信號”而不是一種神經抽搐的，是(a)做出這樣舉動時所處的環境(例如當一個人正在騎自行車，接近交叉路口)和(b)做出這樣舉動所借助的思想或注意力。科琴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誌服從這個目的。”①
在科琴看來，如果馬克思必須選擇一個關於人類的本質概念，那麽它必將是“行動的創造者”而非“思想的創造者”,這也是避免黑格爾唯心主義和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一種方式。因為，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思想與世界、現實通過人類活動、實踐“已經”並且“總是”聯係在一起了；反過來說，正是對思想和從人類活動、實踐中抽象出來的思想的沉思，造成了幾乎所有的哲學難題。對於馬克思這樣一種總體性實踐觀，科琴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為這代表了馬克思的主要知識成就；但同時，他也不無遺憾地指出，馬克思並沒有在後期著作中充分利用這一知識成就，甚至實際上在某些方麵還有所倒退。
緊接著，科琴再次用馬克思的語言來證明這種觀點，即《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一、第二、第八條：
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隻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麵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麵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①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②
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③
關於這三條提綱，科琴提出了三點看法：
第一，當馬克思在第一條中說“感性客體”時，他是指“感官客體”或“通過感官被認識的客體”。
第二，當馬克思說“人類活動作為……一種客觀的活動”時，他是指“一種直接地指向客體的活動”。換言之，馬克思在此是說費爾巴哈把人對客體的感覺看作一種被動的或沉思的過程，而不是一個能動的過程。但是對馬克思來說，像費爾巴哈那樣想象“感覺客體”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似乎它們在現實中僅僅是“在那裏”;相反，僅當人類能動地把它們作為有目的的生活的一部分時，它們才成為“感覺客體”,被人類認識的客體。
第三，應當注意在第二條和第八條提綱中，當馬克思把“客觀真理”看作一個“實踐問題”,把“社會生活”看作“本質上是實踐的”時，他並不是天真地把“實踐的”和“理論的”相並列，也不是把“實踐活動”和“不切實際的”思想相並列，而是在強調所有人類思想都無法擺脫成為人類活動的一部分。在馬克思的思想中，“思想”與“世界”、“思想”與“現實”通過人類活動“已經”或“總是”聯係在一起了。可以說，正是人類活動把思想與世界“聯結”起來。反過來說，正是對“思想”和從實踐、活動中抽象出來的“思想”的沉思，造成了幾乎所有的哲學難題。
通過以上論述，科琴引入了《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最著名也是最後一條：“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①馬克思在裏對“哲學家們”的指責，並不是因為他們解釋世界，而是因為他們隻解釋世界。馬克思認為，解釋世界本身隻是世界上多樣活動的一種，關鍵在於有意識地把關於世界的解釋與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活動聯係起來。因此他在《資本論》中開始實踐這種意義上的解釋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