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證了馬克思主義不是“硬”科學後，科琴轉向探究馬克思主義者宣稱“馬克思主義是‘硬’科學”的原因。換句話說，科琴轉向探索如果馬克思主義者相信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那麽他們這樣認為的心理優勢和政治優勢究竟是什麽?
為了便於分析，科琴把“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政治優勢和心理優勢看作一個完全獨立於“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知識層麵優勢的問題。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預設，是為了避免心理或政治上的還原主義。根據時間脈絡，科琴對“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進行了分析，他將這種分析分為以下幾個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時期、第二國際時期、第三國際時期、阿爾都塞早期以及阿爾都塞學派時期。
(一)馬克思、恩格斯時期
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這一判斷的政治優勢和心理優勢在於使得馬克思主義(或“科學社會主義”)同各種形式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徹底決裂。從時間上看，“烏托邦社會主義”是先於馬克思主義而出現在英國、法國、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的，而且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其一直是馬克思主義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這具體表現為：科學社會主義與烏托邦社會主義(尤其是無政府主義)之間的鬥爭是第一國際政治的一個顯著特征，在第二國際中其仍以某種變化了的形式繼續存在。在這種鬥爭中，使用科學社會主義的概念主要是為了在工人階級或者被壓迫者，抑或全人類致力於尋求某種理想狀態時，能夠將馬克思主義同全部社會主義理念並置，使得社會主義被視為某種道德上的對策或政治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解釋為“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①,他們沒有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看作由知識分子或夢想家從外部提供給工人階級的一種關於理想社會的一套藍圖，而是將其看作工人階級在反抗資本主義的過程中由自身創造的一套價值標準和製度。也正是基於此，馬克思對1871年巴黎公社時期由巴黎工人階級組建的民主形式的政府讚賞有加，因為他將巴黎公社看作“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的一個完美範例。
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同“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徹底決裂，似乎忽略了他們的理論曾受到以歐文和聖西門為代表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啟迪這一點。科琴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確實主觀上對此有所“隱瞞”,但這一方麵是由於盡管烏托邦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社會主義的觀點存在合理的成分，但烏托邦社會主義的闡述仍然是片麵的；另一方麵則是由於一直以來存在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爭端，尤其是第一國際時期內部的派係鬥爭，這些都使得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保護自己所提出的理論而對這種借鑒予以弱化或一定程度的忽視。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科學社會主義概念的政治運用主要是將一般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同一般意義上的烏托邦主義並置，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內核就是其政治經濟學。雖然《資本論》實際上是"關於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批判”,但這個批判的核心和目的是使政治經濟學成為真正的科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成為科學則是通過排除其政治因素，最主要的是在政治經濟學抽象“原則”的觀念形態中將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和實踐“具體化”。然而，馬克思如何運用其政治經濟學來證明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以及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所取代?《資本論》中雖然包含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起源的大量評論，馬克思一生中也多次(1850年、1852年、1853年和1855年)預測了經濟危機的發生，但是並沒有證據可以表明馬克思曾推斷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將引發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最多隻假設過經濟危機將給社會主義革命提供有利的環境，而且隻有富有經驗的、由共產黨領導的、組織嚴密的工人階級才能對這種有利環境加以利用。馬克思還進一步假設，社會主義革命是否發生還受具體情況下決定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力量平衡的大量政治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響。
科琴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科學社會主義同烏托邦社會主義區分開來的主要依據，是科學社會主義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看作工人階級自發活動的結果，而沒有將其看作理論家從外部帶給工人階級的關於理想社會的某種抽象藍圖。然而，並沒足夠的證據可以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通過一般曆史哲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預判，可以保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工人階級活動的結果。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認為，歐洲無產階級的自發活動是否會導致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取決於無產階級內部是否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而發動政治鬥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國際及其他地方發動的就是這種政治鬥爭。因而，我們可以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其所處時代的政治和社會趨勢解讀為抗爭必將勝利，歐洲無產階級正朝著大眾社會主義政治和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而發展。
科琴指出，科學社會主義允許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證社會主義除了是工人階級自發活動的結果以外什麽也不是，而且在科學社會主義中處於核心地位的政治經濟學能給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一種科學的特權；憑借這種特權，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提出“現實的”“真正的”工人階級政治學應該是什麽樣子。總之，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提供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是洞察工人階級政治利益和物質利益的一種特權。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未將這種洞察視作他們自己的觀察和獨特的見解，而是將這種洞察視作是由科學所提供的，因此這種洞察比任何個人觀點或純主觀觀點更有力也更具權威性。科琴指出，這正是馬克思及其後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斷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心理因素和情感因素。
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為了徹底與烏托邦社會主義劃清界限，為了獲得工人階級更多的青睞，為了在工人階級運動中提供方向和策略的指導，迫切需要用科學的元素來肅清理論和實踐中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因素。出於上述政治和心理因素的考量，馬克思和恩格斯堅持“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科琴指出，盡管“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提出含有這樣的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的考量，但並不能簡單地稱馬克思主義者是“(烏托邦式)夢想的施法者和造夢師”,“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在討論社會主義的有利條件時必須加深對社會主義實踐可行性的考量”,這樣將會使“馬克思主義中經過適當修改的、分析的政治經濟學成為一種真正的力量”①。
(二)第二國際時期
科琴指出，盡管馬克思本人並不認為馬克思主義科學已經表明共產主義革命是必然的，但這種觀點在第二國際時期的確是普遍存在的，這一點在第二國際主要理論家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觀點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考茨基將曆史唯物主義解釋成一種關於“生產方式”進化的“科學”,這種進化必然使人類社會從初級共產主義發展至後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未來社會。此處，值得探討的是以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們堅持共產主義必然性的信念是出於怎樣的政治目的以及心理目的。
首先，不能忽視的是第二國際所處的曆史時期對其觀點形成的影響。第二國際成立於巴黎公社失敗導致第一國際解散、科學社會主義在歐洲盛行的19世紀80年代末，同時期的資本主義世界中，經濟危機引發了經濟的全麵崩潰和工人運動的興起。此時，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從科學理論層麵宣稱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政治、心理層麵上都給無產階級運動提供了支持。科琴將馬克思主義者宣稱的共產主義必然勝利對大眾的鼓舞作用，類比作“末日審判在傳統宗教的千禧年主義中發揮的作用”。在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信念中，軟弱的群體將在革命時期變成大眾革命的領導者，為革命提供動力。科琴指出，英國的工人革命黨和社會黨就可以被認為是這樣的群體。
然而，科琴強調，這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堅持共產主義必然性理念的主導性心理因素。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一個反例。德國社會民主黨並不是一個軟弱無力的馬克思主義群體，作為當時德意誌帝國議會中最大的政黨，它被認為是歐洲當時最強大和最具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共產主義必然性的信念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每次選舉、每次社會改革製度提供革命的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共產主義必然性的信念變成一種手段，通過這種手段，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日常政治改革在心理和理論上都同其本身的革命傳統保持一致。然而，德國社會民主黨此舉也飽受非議，最典型的就是對伯恩斯坦(Bernstein)《進化社會主義》的質疑。伯恩斯坦堅持改革本身的重要性，主張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地位和以此為基礎確立的曆史必然性提出質疑。伯恩斯坦此舉，無論在心理上還是理論上，都很難使日常改革實踐與最終的革命保持一致。
(三)第三國際時期
第三國際也主張共產主義必然性的理念，但不同於在第二國際時期，第三國際的這種主張發揮著完全不同的心理作用。在第三國際共產黨那裏，對共產主義必然性的信仰主要表現為對日常政治鬥爭艱難和挫折的心理補償。在此基礎上，任何暫時的挫折都可以從最終必然獲得勝利的信念那裏獲得心理補償，盡管他們並不清楚距離最終勝利還需要多久時間。在實踐中，這樣的信念激發出激烈的運動，通過讓人們持有上帝、曆史乃至科學都是站在自己這邊的心理暗示，而為運動的繼續發展提供心理支持。
基於第三國際主張共產主義必然性理念的心理因素，科琴指出，當人們發現這種理念並非是理性的，或者說這種理念甚至與真正科學的需求相衝突的時候，人們在心理和情感上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要回答這一問題，則需要審視阿爾都塞及其後繼者們對此問題的分析。
(四)阿爾都塞早期
縱觀以上三個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將科學社會主義與烏托邦主義並置，盡管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作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依然與烏托邦主義存在明顯區別。
在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時期，“曆史唯物主義”科學被塑造成曆史進化論的基礎，在這種理論中，全部人類社會都被設定為必然要從某種初級共產主義階段，經過各種各樣前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階段，最終成為共產主義社會。
在早期著述中，阿爾都塞(Althusser)將馬克思主義中的“科學”與“意識形態”並置，認為科學就意味著規避社會意識形態。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所包含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此類命題包括：
(1)馬克思主義依賴於某種關於人類本質的“本質主義”,即人類本質就是作為類存在。這是人道主義，也是意識形態。
(2)馬克思主義者所熟知的曆史最終指向某個終點或目標。這是一種曆史決定論，也是意識形態。
(3)任何社會的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都隻是經濟利益和力量(特別是階級利益和力量)的一種“表達”。這是階級或經濟還原論，也是意識形態的。
(4)黑格爾哲學和受黑格爾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是意識形態。因為：在阿爾都塞的解釋中，這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上述意識形態命題(1,2,
3)。命題(4)是命題(1)的根源，因為黑格爾是馬克思早期關於人的異化理論的起源。命題(4)也是命題(2)的根源，因為黑格爾哲學是徹底的目的論，青年馬克思繼承了這種曆史哲學並以一種唯物主義的形式將其引入到馬克思主義中。命題(4)還是命題(3)的根源，因為馬克思從黑格爾的曆史哲學那裏吸收了“因果律”,這樣，每個曆史時期都被視作僅僅是絕對理念自我發展階段的一種表達。阿爾都塞將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視作已經將其包含在曆史上生產方式的唯物主義形式中，因此在全部維度內，每種人類社會都隻被視作對一些根本經濟原則的表達(如“初級共產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等)。
(5)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其後繼者，特別是現代新古典經濟學。阿爾都塞在這裏的解釋是非常正統的，這直接取自《資本論》《剩餘價值理論》,以及馬克思思想成熟期的其他著述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因此，阿爾都塞隻是重複馬克思的論證，即使最好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例如，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相較於科學而言，是更為意識形態的，因為其未能發展剩餘價值概念來解決其關鍵的理論問題。它們之所以未能這麽做，是因為剩餘價值概念不能使古典政治經濟學成為科學的同時還能自圓其說。因為剩餘價值表明資本主義必然剝削工人階級，這樣，古典政治經濟學就必須具有革命性。然而，根據馬克思和阿爾都塞的觀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客觀作用就是為資本主義做辯護，使之合理化，因而在結構上不可能做出這樣的發展。
這種古典政治經濟學作為意識形態的觀點是基於對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及所有由其延伸出的其他理論(例如，利潤率下降的規律)的科學合理性的完全認可。阿爾都塞在《閱讀》中，基於對《資本論》的哲學式解讀而非經濟學解讀的基礎，假設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合理性並為其做辯護。但是，如果人們並不相信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及其衍生理論是合理的，那麽阿爾都塞關於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意識形態的解釋就有待商榷了。
(6)有關人類社會的全部概念都被認定為，社會是由社會主體或前社會主體構成的。阿爾都塞在他後期著述中，接受並發展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製度下受剝削、受壓迫，與統治階級在物質關係上不平等的人，僅僅因為他們在法律上和形式上一樣被視為選民、公民、合法的買方和賣方等，就被認為而且自身也認為是平等個體的觀點。在阿爾都塞後期關於意識形態的國家機構的文章中，他把這稱作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機構對形式上平等主體的“質詢”。此外，阿爾都塞把關於人類社會的所有描述和理論都歸結為意識形態，無論製度和實踐發生變化還是理念出現變化，人類個體都是社會變化的踐行者。因此對阿爾都塞而言，任何通過檢驗科學家個人的觀念、行為等來解釋科學發展的科學理論，其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而非科學的。
阿爾都塞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構想的第二步就是嚐試說明蘊含在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的科學概念中的“結構的因果律”。阿爾都塞試圖用“結構因果律”來描述馬克思主義科學的認識論基礎並明確地將其與所有形式的意識形態相分離。科琴認為，阿爾都塞這樣做是“浪費精力去祛除並不存在於馬克思主義中的邪魅”①。關於這一點，從阿爾都塞的6個意識形態命題中就可以看出。
具體而言，科琴認為，阿爾都塞的命題(1)是存在爭議的，馬克思早期關於異化和類存在的表述中的確使用了人類本質的“本質主義”觀點。但這種觀點中人類隻是目前已知宇宙中具有意識的創造性存在，其創造活動在道德上是不受限製的，例如，人類可以建造毒氣室，也可以組建室內管弦樂隊；可以創造人間煉獄，也可創造人間天堂。人類會做什麽是由特定時期特定的社會和政治情況所決定的。基於此，科琴認為，馬克思思想中最偉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關於人類本質的本質主義解釋，而且由於這種解釋並不旨在確立人類的某種真正道德本質，因此它不是道德上或政治上的本質主義解釋。此外，馬克思的人類概念是一個徹底的曆史概念，人類根據他們從類生活實踐中獲得的經驗來學習和定義進步意味著什麽,這一點與黑格爾將曆史概念當作某種非曆史假設的道德存在是完全不同的。
針對命題(2)和命題(3),科琴指出馬克思既不是一個曆史決定論者，也不是一個經濟還原論者。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和《神聖家族》中就已經明確否定了黑格爾的目的論。而且馬克思在其著述中也時常關注政治、文化、社會衝突的階級和經濟維度，因此他更不是一個經濟還原論者。命題(1)(2)(3)存在的爭議也使得命題(4)不能成立。事實上，科琴認為命題(1)到(4)是阿爾都塞用一些馬克思從未提到的意識形態命題來判斷馬克思。
命題(5)的錯誤則與前四個命題錯誤的類型不同。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的確解決了李嘉圖(Ricardo)經濟學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即在包括勞動在內的所有商品都根據其勞動價值而交換的經濟模式中，利潤是如何產生的?)。但是這樣一種解決方式本身並沒有根據李嘉圖問題以及馬克思主義提出的解決方式來說明勞動價值這一理論實體的科學地位。科琴認為，馬克思關於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意識形態”術語最具啟發性的使用，並不是他為人所熟知的對李嘉圖理論的科學發展，而是在《哲學的貧困》中的首次使用。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論證了通過選取一個曆史階段內在社會中占主導的經濟製度和實踐，並將其抽象化為政治經濟學的永恒原則，古典政治經濟學把資本主義視作最終的經濟形式和曆史上唯一可能的理性的經濟形式。因此古典經濟學家通過資本主義經濟理性的規定來判斷之前所有的社會形式，並把自己當作意識形態的辯護者。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並不是說古典政治經濟學是錯誤的，它隻是指出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在某些方麵存在局限，需要換一個不同的視角方能全麵解讀。
關於命題(6),科琴指出，馬克思的確在《資本論》和其他一些地方暗示過資本主義產生一個現象領域，在該領域中物質上不平等的階級主體表現為形式上平等的政治主體或司法主體。但是，阿爾都塞關於意識形態主體概念的內涵遠遠超出了馬克思所指涉的含義。因為阿爾都塞認為，主體的法律平等不僅是階級社會中的一個意識形態表象，而且做出主體是自發的社會行動者這種假設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阿爾都塞這種觀點的理由主要是，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單個主體隻是階級關係的“承載”和“支撐”,或者更廣義地說是社會生產關係的“承載”和“支撐”。這就意味著一個工人之所以為工人，一個經理人之所以為經理人，隻是適應已經製定好的規則、條例或活動形式而預先設定社會角色，之後又通過形形色色的個體活動將其再現出來。
(五)阿爾都塞學派時期
科琴認為，盡管早期阿爾都塞對人道主義、曆史決定論、經濟還原論做出批判，但其批判所指向的現實目標也許並不是馬克思，而是20世紀60至70年代的法國(或蘇聯、東德等)的共產黨領導層。因為，阿爾都塞認為在第三國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特別是他所在的法國共產黨中存在一種製度化的趨勢，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僅視為共產黨領導層在某一特定時刻所追求的政治策略的“仆役”。因此，政策和政治路線首先是由這些領導層根據某種不變的實用主義或現實政治而製定，然後黨的知識分子再用理論包裝已選定的政治路線。20世紀70年代末，阿爾都塞強烈批判了法國共產黨在其宣言中拋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因為，法國共產黨此舉主要是出於實用主義政治的考量，具體說是為了改善法國共產黨在法國政治中的民主形象，其既沒有對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無產階級的現實含義給予充分的考量，也沒有對此舉將會產生的長期政治影響給予充分的考量。這種現實背景促使阿爾都塞花費大量精力去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做長篇的哲學辯護，因為馬克思主義者迫切需要不受共產黨領導層幹涉地從馬克思主義科學中提取政治理念。
然而，阿爾都塞的批判和表達方式局限了其理論的影響力。首先，他以最間接的方式展開批判，這幾乎對堅定而務實的政治家不造成任何影響。其次，他更願意從他的理論思考中澄清那些含混的政治意蘊，而不是將政治意蘊的表述局限在信念的範圍內。阿爾都塞的這種間接躲閃的批判方式，造成了他的觀點隻對學院派產生影響，特別是法國、英國和美國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院。
由於科琴已經論證了馬克思主義不是自然科學，因此阿爾都塞的理論不可能確立馬克思主義是自然科學的觀點，而科琴對阿爾都塞意識形態6個命題的批判也清楚地表明阿爾都塞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科琴揭露了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問題存在的徹底的忽視，並發起了一個關於“不確定的主體”的批判。既然阿爾都塞的理論存在上述缺陷，那麽為什麽他的思想在英國和法國會產生如此大的反響呢?科琴認為，這主要是一種心理方麵的影響，阿爾都塞的作品所包含的大量元素令知識分子在心理上為之著迷。科琴將這種元素總結為三點：“對精確知識的膜拜，以及對於這樣的精確可以實現什麽的一種令人陶醉的理想主義；一種晦澀、令人費解的術語，這種術語創造了許多令人著迷的隱喻世界；對不確定的主體的徹底批判，這種批判甚至在馬克思主義著述中廢除了作為作者的主體。”①科琴指出，第三個元素對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心理層麵的影響是尤為突出的。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三點元素，科琴給出了一些阿爾都塞及其追隨者的表述。
1.對精確知識的膜拜
請讀者相信，我將盡量賦予我用的概念以嚴格的定義；為了理解這些概念，必須注意它們的嚴謹性，而假如這種嚴謹性確有道理的話，請讀者予以讚同。理論如果不具有其對象所要求的嚴謹性，就不稱其為理論，或者說，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實踐。①
如此寬宏而又如此驕傲的俄國人民何以能夠忍受斯大林的大規模鎮壓，布爾什維克黨何以能夠容忍這些罪行，一位共產黨領袖何以能下令進行這樣的鎮壓?為了不回避這個最棘手的問題，在我看來，那就必須拋開“揚棄”那一整套邏輯，而且要拋得一幹二淨。顯然，這個問題在理論上還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我說的是不僅要從曆史研究(因為曆史研究統率所有的研究),而且正因為曆史研究統率一切研究，我們要求在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研究中首先注意精確性，即要對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及其含義和論證具有準確的認識，對馬克思主義概念的特點，以及對這些概念與它們的幻影的區別，進行精細的研究並得出精確的認識。②
我們隻有在認識那些占據馬克思某些尚未完善的科學概念的位置的哲學概念的意識形態性質的絕對前提下，總之，隻有在同時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概念加以說明的絕對前提下，才能對這些尚未完善的科學概念作出嚴格規定，因為隻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概念才能夠把那些掩蓋科學概念的缺陷的哲學概念作為意識形態的概念識別和揭示出來。①
相較於意識形態理論的經驗主義實踐，科學經過了嚴格的科學概念理論建構和科學對象理論定義的過程。本書關注的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因而必須根據其概念領域和具體的問題證明形式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做出判斷。我們試圖構建某種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概念……我們的解釋和論證都是理論的，它們隻能從理論方麵得到評估——這就是隻能根據其精確性和理論上的一致性。②
科琴指出，這些引文以不同的方式表現了其在心理上對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吸引。首先，它們都呼籲重視專業知識的難以為繼，正是這一點導致人們放棄成為知識分子。因此，知識分子不會急於說他並不想給自己的概念一個精確的內涵，他們也不會否認理論和理論工作的重要性。其次，阿爾都塞和他的追隨者們通過簡單地複製其術語，展示出一種押韻的天分，這樣這些句子的發音就同它們的語義一樣嚴格。最後，阿爾都塞的論述內容和其嚴格控製的隱喻促成了一種強勢的語氣。
2.隱喻圖景
可以看得見的東西是在一定場所和範圍內，即在某一理論學科的理論總問題的一定結構領域內的一切對象和問題……這樣，看就不再是具有“看”的能力並且在注意或者不注意的情況下運用這種能力的個別主體的行為。看就是看的結構條件的行為，就是總問題領域所內在的對它的對象和問題的反思關係……嚴格地說，不再是主體的眼睛(精神的眼睛)去看理論總問題所決定的領域中存在的東西，而是這個領域對它的對象的必然反思(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古典哲學對看的“誤解”,古典哲學陷入了窘境，不得不同時說，看的光是來自眼睛又來自對象)。①
馬克思通過他的概念來規定經濟的時候(我們暫時用空間的比喻來說明他的思想),他不是在同質的平麵空間的無限性中，而是在區域結構所規定的、並且是總的結構的組成部分的特定領域中來說明經濟現象的。因此他是把經濟現象看做是一個複雜和深刻的空間，而這個空間又是另一個複雜而深刻的空間的組成部分。現在我們拋開這個空間比喻，因為它的作用在剛才那個對比中已經發揮完了。實際上，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種深刻性或更嚴格地說，這種複雜性。②
結構對階級鬥爭領域的影響，在這裏表現為一個階級作為一個不同的階級，作為一種社會力量而存在的限度。根據一個階級所達到的特殊組織(權力組織)階級，這些影響也表現為這個階級所可能包含的領域的擴大；這個領域擴大的範圍就是它的客觀利益擴大的範圍。如果我們用這種方式說明這個領域的雙重限界(每個領域都有一個“近邊界”和一個“遠邊界”),那麽,一個階級的客觀利益並不直接表現為它作為一個不同的階級，作為“自在”的階級的某種類型的“地位”而存在的限度，但表現為它作為一種社會力量而行動的範圍。①
整個結構歸根到底決定於經濟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經濟在這個結構中總是起著同質作用。由占統治地位的結構構成的統一體意味著每種生產方式都有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方麵或環節；但事實上經濟之所以起著決定性作用，是因為經濟讓某一個環節起同質作用，而由經濟掌握著起決定作用的環節的轉換，這種轉換是由於各個環節分散活動的結果。②
生產方式理論在其形成中占主導地位……將國家的一般特征(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等)確定為由經濟的基礎作用所給的實例的具體表述功能。③
堅持初級共產主義的存在，這是另一個需要確立的概念。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經濟結構在決定中的基礎作用，用生產方式的概念定義了實例表達的具體形式。因此，在缺少關於初級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的詳盡概念的情況下，我們並不具備區分初級共產主義和高級共產主義的理論依據，而這兩種生產方式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是與眾不同的。①
“純粹的”生產方式是由不同環節的聯結構成的，社會階級正是把這種“純粹的”方式作為它的模式對它的支持者的影響來研究時才在這種聯結中表現出來，記住這一點是重要的：例如，在從理論上研究“純粹的”封建生產方式時，這種方式中的階級已經作為特殊的政治經濟“社會階層”表現出來。②
階級……並不在結構內部表現出來，而完全是社會關係領域內各種結構產生的全麵影響，在階級社會中，它們本身就包含著承擔者/支持者在社會階級中的分布情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社會階級決定著承擔者/支持者與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結構之間的關係。③
科琴指出，阿爾都塞學派的著述在心理上最令人著迷的地方就是這種多樣的隱喻圖景，它創造並邀請讀者同各種各樣的“結構”(例如，“錯綜複雜的情況”“生產方式”“社會形態”)共存，而且這些隱喻圖景在讀者產生困惑前就已經發生變更了。然而，隱喻圖景和結構隻是一個認知過程中的兩個概念結果，這種認知過程中混合著深刻的哲學錯誤以及同樣深刻的心理訴求。因此，要想理解阿爾都塞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就必須檢驗並理解這種認知過程。
阿爾都塞和他的追隨者認為思想就是概念化。實際上，“概念”是阿爾都塞主義語言體係中最重要的詞語，這一點從上麵的引文中就可以看到。對阿爾都塞而言，在思考、分析、解釋之前，想象是最重要的，想象是必要的而且它常常將物體與名稱相關聯。因此，阿爾都塞所使用的的概念都是名詞(例如，“或然性”“知識”"理論""意識形態""科學""經濟”“政治”)或名詞詞組(“社會形態”“生產方式”“剩餘勞動的占有方式”“自然的占有方式”“生產力”“生產關係”等)。
然而，阿爾都塞並不認為認知過程就是給外在於思想的先在客體貼上名詞標簽。人類思想不能被動地反映外在的現實世界，因而人類思想需要積極地通過理論，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通過理論實踐而占有世界、塑造世界。將一個對象概念化的過程就是一種創造，因為概念化的過程創造了討論中的對象，這種討論對象是“思維對象”或“知識對象”,而不是一個“真實對象”。阿爾都塞的“知識”“理論”和“科學”都是通過創造一個對象世界來運作的。因此，阿爾都塞無論在描述科學的結構、科學與意識形態的關係時，還是在描述生產方式的結構以及生產方式同社會形式的關係時，他都是在描述事物及事物之間的關係。然而，由於幾乎所有關於“事物”的詞匯和關於"對象"的詞匯都來源於空間關係中實體的詞匯，阿爾都塞自然會趨向創造空間結構和隱喻圖景。科琴認為，許多關於阿爾都塞在多大程度上是或不是一個結構主義者的討論並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因為阿爾都塞的概念化以及他將名字一對象的關係視作思維本質，這些必然會導致他采取結構分析，也導致他形成隱喻圖景。
3.廢除主體
總問題領域把看不見的東西規定並結構化為某種特定的被排除的東西即從可見領域被排除的東西，而作為被排除的東西，它是由總問題領域所固有的存在和結構決定的。看不見的東西禁止和壓製了某種領域對它自己對象的反思即總問題對它的對象之一的內在的必然關係。①
這裏談到的“思維”並不是同作為物質的現實世界相對立的超驗的主體或絕對意識的能力，這種思維也不是心理主體的能力，雖然人的個體是這種能力的承擔者。這種思維是曆史地自然現實和社會現實中產生和形成的思維器官所構成的體係。思維由現實條件的體係來規定，正是這些現實條件使思維，恕我冒昧地這樣說，成為認識的特定的生產方式。思維本身是由一種結構建立起來的。這種結構把思維所要加工的對象(原料)、思維所掌握的理論生產資料(思維的理論、方法、經驗的或其他的技術)同思維借以生產的曆史關係(以及理論關係、意識形態關係、社會關係)結合起來。正是理論實踐條件的這一體係賦予思維著的主體(個體)在認識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②
作為認識的科學命題的確實性是在一定的科學實踐中通過特殊的形式得到保證的，這些形式保證了認識產生過程中的科學性的存在。換句話說，這種確實性是通過這樣一些特殊形式得到保證的，這些形式賦予認識以(“真正的”)認識的特性……我們看到，這些特殊形式在科學論證的表述中，也就是說，在迫使被思維的範疇(或概念)按照順序出現或消失的現象中起著作用。因此我們說，認識作用的產生機製就是作為順序形式在論證的科學表述中發生作用的基礎的機製。①
我們在這裏不能研究這樣一些問題：這種引起目光改變的“場所變化”本身隻是在極為特殊、極為複雜而且常常是戲劇性的場合下完成的；這種“場所的變換”絕對不可以歸結為關於改變“看的角度”的精神決定這種唯心主義的神話；“場所的變換”開始了不是由主體的看引起，而是主體在它所處的場所進行反思的過程；在認識的生產資料的實際變換過程中，無論是“構成主體”還是看的主體都無權對可以看得見的東西的生產提出承認自己的作用的要求；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理論結構變化的辯證危機中發生的，在這種變化中，主體所起的作用並不是它自認為起到的作用而是過程的機製賦予它的作用。我們在這裏隻滿足於作出這樣的論斷：主體必須在新的場所占領它的新的位置，換句話說，主體必須，部分地說是不知不覺地，置身於新的場所，才能夠把使它能夠看見看不見的東西的有教養的目光轉向以前沒有看到的東西上。②
科琴指出，從上述引文中不難看出，阿爾都塞的思維圖景具有強烈的廢除思維主體的特征，他將理論、科學、意識形態當作積極的對象，而把人類僅僅看作它們的“承擔者”或“代理人”。這一點從心理上也對馬克思主義者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吸引——從心理上免除了知識分子對自己做出的知識主張所應負的責任，而且他們的知識主張同時也被確保是“科學的”。總之，阿爾都塞著述在心理層麵的主要吸引力就在於，其令20世紀70年代英國、法國和美國的一大群青年知識分子能夠不用向前輩們解釋就可以直接去斷言前輩們不曾擁有的理解。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理解並不是個人主觀的理解，而是對一個理論或者一個問題的理解，這種理解是科學的。
綜上所述，科琴通過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時期、第一國際時期、第二國際時期以及將“保衛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科學性”作為首要任務的阿爾都塞時期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表明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堅持“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主要是出於一種心理訴求。因為19世紀中期至今，所有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都需要直麵殘酷的現實：現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有著複雜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強有力的國家機構，無論在資產階級中間還是無產階級中間都獲得強大的支持力度，最重要的一點在於，這使得工人階級成為隻具有極小革命性的組織且他們相信資本主義的未來以及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自然會產生尋求對馬克思主義信念的迫切心理支持，他們希望通過將馬克思主義同科學聯係在一起，以此賦予馬克思主義在心理層麵和政治層麵更大的優勢，繼而能夠同業已取得一定優勢的且無所不在的資本主義現實做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