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明確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①。事實上，幾乎沒有一本關於馬克思的書可以完全不涉及馬克思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在許多人看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概念在馬克思那裏是同義的，它們都是同馬克思思想聯係密切的詞語，這使得那些關注社會階級分化或使用“工人階級”術語的人都可能被稱作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具有馬克思主義情懷的人。
科琴認為，上述這種判斷過高估計了這些概念在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性，自馬克思去世後，圍繞他的“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就產生了許多爭論。實際上，在馬克思的全部著述中幾乎找不到任何完全是關於階級、國家或意識形態的“理論”表述。雖然馬克思在他的大部分著述中都充分使用了“階級”和“意識形態”的概念，他也時常關注政治問題和國家問題，但他並未對這些主題做出成體係的、具體連貫的闡述，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都隻是試圖將一些分散的觀點、隱喻連貫一致以使其理論化。
科琴承認馬克思在其最重要的著述《資本論》中的確以不同的方案計劃過一個關於“構成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結構的類別”和“基本階級、資本、雇傭勞動、地產”的闡述，《資本論》第三卷中著名的關於"階級”的未完成章節也的確被認為是馬克思關於階級這一主題最權威的論述。然而由於該章節並未完成，馬克思關於這個主題也就沒能形成完整的理論表述。然而其後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什麽要試圖將階級、意識形態和國家理論化呢?其目的應該是為了弄清楚這些術語的含義，例如“在馬克思主義裏，階級根據其與生產資料的關係來鑒定”,“國家是處理資產階級一般事務的一個執行委員會”,“意識形態……存在於根據意識而非物質現實去解釋人類行為”,等等。但眾所周知，馬克思本人鮮少給這些術語下定義，而且馬克思在自己的著述中對這些術語的用法是非常多樣的，以至於很難用定義的方式來把握這些術語的含義。
科琴舉例論證了定義的方式難以把握這些術語的真正內涵。例如，當人們聽到“社會階層是什麽”“國家是什麽”“意識形態是什麽”時，人們往往會求助於字典來做出回應，“社會階層就是一大群共享某種基本經濟利益的人""國家就是統治階級的一個機構""意識形態就是一係列認可或支持社會政治現狀的觀念”。科琴認為，上述回答僅僅是“指出某物”或“定義某物”。但假如上述提問變為“請展示給我社會階層”“請展示給我國家”“請展示給我某種意識形態”時，那麽上述定義方式就不適合了。在這種情況下，也許隻能給出關於階級、國家、意識形態的具體案例才能對這些問題做出回應。但即使這樣回答，也隻是列舉出了相關的特殊形態，並未對這些術語做出內涵的揭示。
科琴也提出了另一種應對辦法，他指出盡管社會階層、國家和意識形態是“事物”,但它們不是那種能夠被清楚“指出”或“定義”的事物，它們是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者用來理解人類活動而將其簡化的觀念。這裏將社會階層、國家、意識形態稱為觀念，並不是說它們不是真實存在的。由於人們往往容易將“真實”與“可感知”聯係在一起，科琴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解釋。
第一，如果觀念是用作人與人之間交流與理解的話，那麽觀念一定既能被言說，也能被書寫，還能以圖畫、電影、視頻等方式描繪出來。從被描繪的這一刻開始，觀念就可以被看到和聽到了。換言之，社會中的觀念不僅是思想。隻有當把觀念等同於反省已知思想時，觀念不是“真實”和“實質”的看法才是有說服力的。第二，像“階級”“國家”“意識形態”這樣的術語，將其用於公共交流中可以使那些本不可能或存在困難的描述和解釋變得可能。
“國家”“階級”“意識形態”這些詞是名詞，通常人們會將名詞看作是某事物的名字。在交流中，人們總是在某一時機或某一語境下使用這些詞，而社會科學家正是因為將詞語置於抽象的研究語境中，誇大了將名詞與事物相關聯的定義方法在解釋和理解事物中的作用，從而使得詞語解釋和描述現實的能力受到限製。而且他們將語言功能誤解為名詞實指定義的濫用，這種濫用導致所有名詞都被當作客觀對象的名詞，這具有科學實證主義的特點，在認識論層麵屬於一種真理符合論。這一錯誤還引發一種趨勢，即在當代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和一般社會理論中常常關注的是作為語言基本構成的單個語詞(“概念”)而不是命題。基於此，科琴提議讓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一種語言和社會實踐的複雜理論，即諸如“階級”“國家”“意識形態”這樣的抽象詞語不是作為理論研究對象的名稱，而是作為能夠在各種語句和命題中廣泛使用的語言工具。“詞語存在於句子和命題中，語境是它們保持活躍。消除其他詞語的語法語境，單個詞語就失去了一大部分活力，定義隻能帶回部分已損失的活力。”①這反映出科琴將馬克思主義定義為實踐哲學的初衷，科琴並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視作“金科玉律”般完成態的標準理論，而是選擇將其看作在實踐中獲得不斷豐富和發展的動態理論。此舉不僅能夠避免馬克思主義理論遭到“教條主義”“決定論”這樣的汙蔑，也可以從理論上確保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的科學性。
為了重塑馬克思主義觀點在理論和實踐中的科學性，科琴基於當時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經驗，分析並重構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說是共產主義觀點的3個命題。
命題1:廢除社會階級將產生絕對的物質平等，而且這將加強並實現真正的司法和政治平等。
首先，從現實的社會主義經驗來看，廢除社會階級並不會終結人與人之間的物質不平等。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推行農業集體化之後，蘇聯並不存在任何“生產資料的分配和交換”的私人所有製，因此蘇聯也不存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階級劃分。然而在當時的蘇聯，人與人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物質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不僅存在於國家和黨的幹部與工人之間，而且存在於城鄉工人之間，熟練工人、半熟練工人和不熟練的工人之間。在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存在著相似的不平等。一般而言，盡管在大多數共產主義國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要低於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但這樣的不平等是絕對沒有被廢除的；實際上，這種不平等在當時的條件下甚至還呈現出一種加劇的趨勢。
此外，除了收入的不平等，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還存在各種各樣其他形式的物質不平等，而且幾乎所有這些都是由於官僚和國家權力的濫用導致的。簡單來說，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在國家和黨派中居於高位的人能夠而且的確使用這些地位來為自己獲得大量物質特權——有權使用私用交通工具，更寬敞的住房，給孩子更好的教育，國外旅行，等等。此外，其中一些有權使用稀缺資源的人，常常會利用這樣的權力為自身謀求大量特權。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紀80年代，蘇聯對大量腐敗的黨員幹部和國家官員予以審判並開除，這些腐敗官員在當時被稱作“盧布的億萬富翁”。
基於這種理論和現實的反差，科琴提出一個拯救馬克思命題1的方法：論證在當時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階級劃分並未被徹底廢除。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不僅存在國家和黨的幹部與工人、農民之間的區分，而且還存在一種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階級劃分：掌握生產資料的人同被剝削剩餘產品的人之間的區分。科琴認為，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官僚作為一個整體在計劃經濟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倘若廢除了階級劃分，國家經濟和政治將會完全陷入混亂。命題2繼續對這一問題展開分析。
命題2:市場混亂導致資本主義製度下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人類的苦難。通過計劃生產和消費，把生產和消費置於對生產者和消費者有意識的控製之下，這些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現實的社會主義經驗關注到了馬克思並未給予足夠重視的市場經濟的一個優點，這個優點就是市場經濟是分散的或去中心化的。市場經濟是一個係統，該係統中決策權(決策將生產什麽、如何生產以及消費什麽)並非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是被分配給包括企業所有者和經理人、批發商和零售商以及市場上大量的消費者在內的群體手中。早在兩個世紀以前，亞當·斯密就已經注意到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如何用價格機製調節市場決策並產生最適合消費者的生產和消費模式。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曾試圖完全不用市場機製來調節經濟，事實證明這種用中央計劃取代市場完成調節經濟的嚐試盡管可以避免純市場經濟所導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市場蕭條，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經濟決策滯後或者錯誤，使得經濟發展長期的效率低下、市場內資源浪費。
然而，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否認這種中央計劃經濟是對馬克思計劃生產和消費觀點的一種實踐。他們認為，馬克思所設想的計劃生產和消費並不是通過政府來實現的，而是通過“相關生產者”,廣義而言就是通過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內的社會中的每個人來實現的。以歐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查爾斯·貝特爾海姆(Charles Bettel-heim)、希勒爾·蒂克庭(Hillel Ticktin)為代表的當代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實際的社會主義計劃比國家主義體係更去中心化。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良策來確保國家機構的去中心化和官員的民主責任，工人對企業的控製以及企業的定位，民主計劃的過程等。他們甚至假設完全計算機化的社會主義經濟，其中每個消費者通過他自己的末端與計劃者的電腦直接相連而能告知計劃者他的願望和喜好。科琴認為，這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由於考慮到如果市場關係得到恢複，那麽包括人類勞動力在內的所有產品將再一次變成商品，與市場相關的所有不穩定和危機都將卷土重來，因而他們都沒有提出恢複市場關係作為去中心化或民主化計劃的一部分。
為了弄清楚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具體包含什麽,科琴將其置於某個商品的具體生產和消費情境中加以分析。他假設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兩種模式下都存在一個生產紐扣的企業，該企業生產的紐扣比其他企業生產的紐扣更具吸引力。
在資本主義市場情境下，該企業的紐扣生產者(包括經理和工人)由於生產出更好的紐扣而使得市場對他們產品的需求大於對競爭者產品的需求，因而他們被賦予更多工資。在這種情境下，消費者花錢購買紐扣需求的增長表現為收益和利潤的增長。增加的收益反過來刺激該企業紐扣的生產，因為企業可以購買更多的原材料、更多的機器等；此外，增加的收益也可以增加經理和工人的工資(甚至可能會雇傭更多的工人)。與該企業形成對比，其競爭者則受到了市場的貨幣需求機製的懲罰，他們的收入和利潤下降、生產削減、經理和工人的工資不會增加。如果情況足夠嚴峻的話，他們的工資會降低，甚至他們會被裁員。
在計劃經濟情境下，當該企業生產的紐扣比其他企業生產的紐扣更受消費者喜愛時，接下來會發生的情況在某種意義上是同市場經濟中一樣的，但是這裏有三個關鍵不同點。第一，增長的需求將不會影響紐扣的價格。受歡迎的紐扣價格不會上漲，不那麽受歡迎的紐扣的價格也不會下跌，因為所有紐扣的價格，就像所有其他產品的價格一樣，是由中央計劃者設定而且隻能通過這些計劃者才能改變，價格並不是由市場決定的。第二，出售紐扣所帶來的貨幣收入並不會轉換成該紐扣生產企業增長的收入或利潤。因為企業獲得的收入也是由企業和中央計劃者預先協商設定好的。第三，即使該企業的紐扣受到消費者歡迎而供不應求，當這些紐扣在國家商店中銷售一空時，其甚至會變成某種黑市交易的物品。然而該紐扣生產企業並不會直接由此獲得任何好處，甚至不可能增加產量來滿足消費者持續增加的需求。因為企業所能使用的原材料的數量、可以安裝和操作的機器的數量、可以雇傭的工人數量等都是全部預先設定好的。這就會導致一方麵該企業的經理和工人失去擴大產量的動力，另一方麵除非計劃者改變計劃，分配給他們更多的原材料、工人等(或者讓他們獲得更多金錢),否則該企業對擴大生產也無能為力。事實上計劃者也基本不會在中途改變計劃，因為改變計劃分配給一個企業更多的生產資料會產生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這意味著其他企業將會被分配到更少的生產資料。換言之，改變計劃中的一個變量會導致整個計劃的改變，計劃如果可以隨時改變的話，事實上它也就不再是計劃了。然而現實經濟中經常會出現計劃外的事件，人們不可能設計出一種能有效應對這類變化的靈活且有求必應的計劃機製。
根據以上兩種情況的對比，科琴得出結論，徹底的計劃經濟在對消費者需求的應對方麵的靈活性和敏感性遠不及市場經濟。此外，由於計劃的決策過程越民主，決策花費的時間越長，因此計劃越欠缺靈活性和敏感性。然而科琴做出這樣的結論並不是要否定現實中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優點。科琴指出，從總體上看，計劃經濟避免了經濟衰退和大規模失業現象等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最具破壞性的現象的發生。計劃經濟還可以讓貧窮落後的國家迅速奠定工業經濟的基礎，讓其經濟獲得整體的快速發展。此外，中央計劃可以出於政治首要性目的而將資源集中到特殊部門或項目(例如，空間項目、軍事或準備奧運會),讓其獲得優先發展。因此盡管計劃經濟可能是一個決策效率低的經濟發展模式，但其在完成嚴格規定的、靜態單一目標時則表現出極大的優越性。譬如蘇聯在三年內建立起鋼鐵聯合企業，1980年6月確保奧運村開放等。
科琴認為，在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觀點中，市場機製並不需要嘉獎生產者，因為馬克思設想他們將得到另一種類型的獎勵，譬如“道德獎勵”。縱觀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們都曾嚐試過道德獎勵，但其對生產乃至經濟的作用遠不及經濟獎勵那麽有效。命題3將繼續這一討論。
命題3: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物質的極大豐富將允許社會的物質產品分配采取“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
這是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觀點的一個方麵，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並未有效踐行這一理念。因為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一個表明自己已進入馬克思意義上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科琴認為，關於這一命題的分析可以合理利用馬克思去世後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展經驗，以及反思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經驗所表明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可行性及吸引力。命題3中最容易引發質疑的就是“物質的極大豐富”這個概念，通常質疑者會論證由於人類對物質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會隨著這些產品和服務的增加而增長，所以產品和服務對於人類的需求而言總是稀缺的，因此人類社會不可能出現“物質的極大豐富”這種情況。馬克思也的確在《德意誌意識形態》等著述中論證過，人類曆史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人類新需求不斷產生的曆史，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所說的“物質的極大豐富”似乎就很難出現了。此外，自馬克思去世至今，全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物質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也呈現出持續上漲的勢頭，因此現實社會中也很難出現物質極大豐富的情況。
此外，質疑者認為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觀點是不合理的，原因在於，其根據“能力”和“需求”分配物質產品和服務回避了問題的實質，即不同的人的能力和需求是如何被決定的以及由誰決定的。人的能力和需求的不同意味著，無論是根據能力還是根據需求進行分配都是不公平的分配，或者至少不是一個“絕對”公平的分配。實際上，針對產品和服務的絕對公平的分配原則在任何社會中都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譬如，一個嬰兒的需求能等同於一個成年人的需求嗎?年長的人的需求能等同於青年人的需求嗎?一個喜歡音樂的家庭的需求能等同於一個喜歡運動的家庭的需求嗎?女性的需求能等同於男性的需求嗎?一個有著三個小孩的媽媽的需求能等同於沒有孩子的未婚女性的需求嗎?如此等等。同理，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明確承認的，人們的能力也是不平等的，這表明在任何社會中那些擁有超出常人能力的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滿足那些不具備這樣能力的人的需求。因此從能力和需求的角度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是一種不平等的原則，這種不平等不僅體現在生產產品和服務的貢獻上，還體現在產品和服務的分配上。
這種不平等並不是這個原則最大的問題，其關鍵問題在於誰決定了每個人的能力和需求是什麽,它是如何決定的。科琴認為，對於這個問題隻有兩種可能的回答。第一個，個體自己來決定。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我”決定我的能力是什麽,並且“我”決定我需要什麽。但假設事實的確如此，那麽問題就產生了：如何來保證我不認為我有能力而事實上我有能力呢?如果來確保我(或任何其他人)不會認為我的需要大大超過別人的需要，而我有權利根據我的“需求”得到滿足呢?此處也有兩個答案可供選擇，既可以說這種需求是由資本主義物質占有欲所產生的“虛假”需求，它們將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消失而消失，也可以對需求做出區分，例如，鄉間別墅和私人飛機也許是我的“欲望”的一部分，但是他們不是我的“需求”的一部分。而第二種答案又會引發類似的問題，即欲望和需求之間的區別是由誰規定的。馬克思對此的回答是“社會”。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提出“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①。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他指出每個工人“從社會獲得一個證書”來表明他提供了什麽樣的勞動並允許他從“社會的消費資料份額”中得到他投入勞動所應得的，“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②。顯然，社會來決定並不意味著每個個體的人在做決定，因此倘若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應用到一個社會中，這個社會中市場被廢除，生產和消費都是計劃的，那麽這個原則將導致巨大的權力被授予那些做計劃的人，那些計劃者有權決定每個個體的“能力”和“需求”是什麽。這其實暗示，一定程度的權力淩駕於每個人生命的最不可侵犯的部分之上(尤其是在“需求”方麵)。
再加上科琴對命題2分析得出的結論：為了在現實中得以實現，一個徹底的計劃經濟必須是一個由一個專業的且強有力的國家官員集團來計劃的經濟；這個計劃是非常不靈活和低效率的，而且經濟越複雜這種計劃的低效和不靈活越明顯；民主形式的計劃並不能根除這種低效和不靈活。我們可以從上述論述中大膽地推出這樣的結論，如果馬克思意義上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曾經存在過，那麽那些未能有幸生活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人將繼續過著痛苦的生活，因為他們將花費大部分工作時間到無止境的計劃會議或與其他人持續的電腦聯係來製訂每日關於他們生產和消費喜好的上千種計劃。人們大量的剩餘時間將全部用於“民主”決策過程，用於決定別人的能力和需求是什麽以及這些能力和需求是否需要改變以及如何改變。與此同時，由於被計劃占用的時間內並未發生任何生產活動，因而社會中許多物品和服務會出現持續的缺乏，這也將導致計劃決策的付諸東流和實際需求的減弱。
基於此，科琴指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比高級階段更具吸引力。因為初級階段中產品和服務不是根據需求或能力來分配，而是根據勞動表現而分配。在徹底的計劃經濟中，無論是由國家官員來做勞動表現的評估，還是由每個人進行民主評估，勞動者都會認為自身的勞動表現沒有得到準確或公正的評估。因此科琴指出，應該由市場來評估勞動表現。
科琴從20世紀晚期的視角出發，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三個命題做了理性分析後，重構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念，提出他所認為的可行且具有吸引力的社會主義圖景。科琴認為，在20世紀晚期，一個理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堅持的能夠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必然是一個“市場社會主義”。這就是說，企業生產出的絕大多數產品和服務在一個市場體係中彼此競爭，產品和服務也通過市場而得到分配。這就意味著，所有產品和服務都將作為商品被生產出來銷售以獲得金錢，即貨幣和價格都將發揮積極的作用。由於此處的市場包括勞動市場，因此勞動的薪酬將由市場機製決定，同樣市場機製也決定這些工人作為消費者有權使用其他產品和服務。這樣，在市場社會主義之下，一個人的貨幣收入越高，他就能負擔越多市場上的產品和服務；反之，一個人的貨幣收入越低，他能負擔起的產品和服務就越少。
盡管科琴提出的可行且具有吸引力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市場經濟，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是一種生產、分配、交換各手段都由私人所有的經濟。科琴指出，在市場社會主義經濟中所有企業都將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為社會所有。例如，一些大的企業被社會所有可能通過由工人、經理和企業所在的當地社區代表們集體承包；小的企業也許是通過各種各樣的合作形式，比如工人合作，工人、消費者和當地社區成員的合作。所有這些企業都將需要管理層，但大企業中的管理人員可能是由臨時的集團一般會議所指定或選舉出的，管理人員對大會負責；小的企業則可能采取一種更直接的方式，由工人控製企業。
此外，科琴認為，一個可行且具有吸引力的社會主義經濟應該是一個市場占主導地位的經濟，但這並不意味著其將成為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市場社會主義經濟也有大量國家部門，國家部門負責生產那些更具政治意義或道德意義的產品和服務，如醫療保健、教育和兒童福利。國家部門也生產基礎性產品和服務，如房屋、公共交通和其他經濟基礎機構。國家部門還可能會生產一定數量的食物和衣物，或者可以補貼這些基本產品的市場價格來確保所有公民都能輕易獲得這些物品和服務。除此以外，國家還可以製定並推行個人所得累進稅製，給予失業者失業補貼(因為在這個體係中可能會出現失業),以及製定並推行民事和刑事法律等。
由於國家在市場社會主義的經濟和社會中將發揮重要作用，國家官員數量將很龐大且國家將擁有巨大的權力，因此科琴指出一方麵有必要讓官員活動受到嚴密審核並保持公開，以此來防止權力的濫用，另一方麵有必要讓官員活動從實質上和形式上都對民主選舉的政府和公民大會負責，政府和公民大會將擁有憲法權力來確保官員製度的公正公開。在這種情形下，政治辯論的範圍將涉及諸多方麵，因此科琴提議應健全言論和媒體自由、議會自由、抗議示威的自由等，讓持不同觀點的人組織起來成為政黨，通過選舉以獲得政治權利。此外，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中也還應有大量其他組織來發揮政治作用、社會作用和經濟作用，例如獨立的貿易聯盟和企業組織、集團聯合、合作社等。
盡管科琴盡可能詳細地描述了他所認同的市場社會主義圖景，但他承認他關於市場社會主義的看法仍存在許多複雜的、未被解決的問題，這些需要在具體的語境下才能予以分析、討論和解決。但科琴對市場社會主義的前景設想是樂觀的，他認為市場社會主義會從一個民族國家逐漸蔓延到另一個民族國家，最終其將成為一個世界範圍的體係，擁有世界範圍的機構和計劃來監督世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他仍指出這個體係範圍越大，其民主控製能力會變得越弱，世界各地的計劃者和企業管理者的權力就會被約束得越小。對此科琴指出，人們隻能寄希望共產主義這一“消滅現狀的真正運動”來解決這個問題。
總之，科琴分析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觀念的命題，並不是為了指出這些命題與現實社會主義經驗之間不相容的地方，並不是為了否定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的看法。相反，科琴承認馬克思所提出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樣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原則在19世紀40年代所具有的鼓舞人心的意義。因此，他指出“一個標準不可能適用於一般或抽象，但當被用於具體社會曆史語境下的具體問題時，這個標準則是完全清楚的”①。這裏，科琴依然是從實踐的視角出發去審視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他建議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拋棄冗餘的知識包袱，正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代麵臨的具體社會曆史語境和具體問題，在充分理解馬克思觀點的基礎上，從實踐中繼承、發展並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隻有這樣馬克思主義理論才能成為一個具有吸引力且可行的改造世界的方案，才有可能構建一個更完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