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學術上的成功，王守仁因修煉養生術，而開始了對道教和佛教的探索。

在道教上，王守仁又開始修煉鐵柱宮道觀裏，自道長那裏學來的“導引術”，也就是吐納養生之法——再也沒有撥亂反正的重任壓在肩上，忽然間，所有事情似乎都獨立在自己的人生之外了，王守仁修煉起來竟然如魚得水，最後能如婁一齋一樣，有了一些“預知”的能力。“預知”並非遙不可及的事情，而是看心是否夠靜。人的很多本能，在俗世間蒙上了太多塵垢，隻有真正靜下來，才會找到這最初的本能。

一次王守仁正在洞裏修煉，忽然有種預感——有朋友來訪了，於是他對仆人說：“你去把山下的四個朋友迎接一下！”，仆人都不以為然，決定下山驗證一下，結果王守仁猜的人名都全部正確，眾人十分詫異。

對於這種預知的能力，連他自己也無法言狀，不過他把這些稱之為：“簸弄精神，非道也！”，就連動物都有預知地震等自然災害的能力，人類有這一份預知的能力也算不了什麽大事。

又有一次王守仁在杭州虎跑寺見到了一位禪師，聽人說這位禪師已經閉關修煉多年，一天到晚坐著，一直閉目不語。王守仁看他卻是嘴裏一直嘰裏咕嚕地說著什麽，於是大聲問道：“你這位和尚，一天到晚念念叨叨地在說什麽？！”

禪師大為驚駭！都說這位禪師長期參佛，修行高深，而且已經悟透生死，看破紅塵。閉關修行的這年，從來沒有睜開過眼睛，而王守仁卻能聽到他心裏的話，這讓高僧大有挫敗感。

王守仁請教了這位禪師關於“天理”和“人欲”的問題，問他是如何看破紅塵，高僧則顧左右而言它，隻是與他談論一些他早已熟知的佛經禪理，他慢慢地失去了興趣。而禪師也漸漸無言，雙方陷入了沉默的僵持中。

在這漫長的沉默之中，王守仁突然有了一個念頭。

他開口發問，打破了沉寂。

“有家嗎？”

禪師睜開了眼睛，答：

“有。”

“家中尚有何人？”

“母親尚在。”

“你想她嗎？”

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即刻的回應，空蕩蕩的廟堂又恢複了寂靜，隻剩下了窗外淩厲的風聲。

良久之後，一聲感歎終於響起：

“怎能不想啊！”

然後禪師緩緩地低下了頭，在他看來，自己的這個回答並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

王守仁站了起來，看著眼前這個慚愧的人，嚴肅地說道：

“想念自己的母親，沒有什麽好羞愧的，這是人的本性啊！”

聽到這句話的禪師並沒有回應，卻默默地流下了眼淚。

他莊重地向王守仁行禮，告辭而去，第二天，他收拾行裝，舍棄禪師的身份，還俗回家去探望自己的母親。

王守仁終於領悟了一條人世間的真理：

無論何時，何地，有何種理由，人性都是不能，也不會被泯滅的。它將永遠屹立於天地之間。

那位禪師不是高僧，僧亦為人，人即有情。說什麽看破紅塵，無欲無情，其實那隻是被強行壓製在心底，沒有表露的機會而已。

隨心而動，隨意而行，萬法自然，便是聖賢之道！

存天理，去人欲？

天理即是人欲。

王守仁問禪僧的那番話，實際上也是自己的體會——母親和爺爺都去世了，這種徹骨的思念，自問無論如何都無法割舍的。

情，無論是愛情還是親情，都是一種責任。如果免得了應承擔的責任，那就不複為人，是人是僧已不重要，因為沒有了“人性”，高僧跟植物人沒有什麽兩樣；既然免不了責任去不了情，又何必去遁入空門呢？

天下萬物本為一體——天理即人欲！

王守仁開始看到了道教和佛教的局限性，就不再遊移於佛教、道教等各種學說之間了，而是堅定的將自己的思想定位為“聖學”——將理論知識運用於生活實踐中，將生活的實踐經驗轉化為知識。

他開始正式接收學生，宣講自己的“聖學”，門下漸漸網絡了許多有誌向的青年。與此同時，有位叫湛若水的人（廣東增城），思路和王守仁如出一轍，兩人彼此因為知己，陽明對湛若水的評價是：守仁立世三十年，未見此人。湛若水對王陽明的評價是：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

倆人認為已經八股化了的理學，是為今之大患，“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因此，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從理學中突圍出來，倡明真真正正的聖學，從此王守仁不再有曲高和寡的孤單感，這讓他更加堅定不移地走下去。最終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在一種不間斷的澎湃的激情中，心學已經茁壯成長起來。兩年的假期一晃而過，收獲的卻碩果累累。

王守仁欣然整理行裝趕赴京城就職——這將是王守仁講自己的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最好機會。

弘治十七年，他受命主持山東鄉試，又在親撰的鄉試錄中論及“老佛當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提出“分封清戎、禦夷息訟”等經世主張。

王守仁以刑部主事的小官身份來任主考，麵對的是到孔夫子之鄉來典試儒學生徒，他自然感到這是“平生之大幸”。孔門高弟，也大多出於齊魯。人傑與地靈互生共長。王守仁要在這片“靈秀奇特”的聖賢故鄉、實踐學做聖人的夙誌，也算來朝聖的一點“貢獻”。

最重要的是，終於可以從官場中找到了可以熱血沸騰、一試身手的興奮點。他此刻自我實現的意欲，躍馬騰飛的衝動溢於言表。

他出的各科題目都很大膽，如首場“四書文”（八股文）問的居然是:“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是儒學原教旨而不符合統治者心思的問題。當年孔子就因堅持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則周遊列國，而無可行其道之君，最後以終身不仕為代價。孟子更為激烈，幾乎是不遺餘力地狙擊那些不講道義，苟取富貴，以妾婦之道事君的無恥之徒。“不可則止”包含著“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氣節。

這個命題在大一統君主專製體製中，是相當有衝撞性的。因為“不可則止”，包含著士子對君主“道不同不相與謀”的獨立立場，包含著不給“地主首領”當狗、當家仆私臣的道義原則，價值取向。朱元璋大罵孟子，先毀後刪改《孟子》就因為他要打擊孟子的這種“革命”傾向。若朱元璋看見王守仁這樣出題非誅九族不可！從這一點來講，不得不對孝宗朱祐樘給予一個公正的評價——太老實了！

王守仁針對的是士人品節普遍滑坡的現實，他想重建“以道事君”的士人原則。“不可則止”貌似消極卻體現著高貴的不合作精神，是士人保持道統的下限做法，這樣才能杜絕為了往上爬無所不用其極的無恥行徑。世相士風，但明代士人及士大夫追逐權力奔走權門的風氣不是一日養成的，王守仁已痛感此風必須遏止，否則不但士將不士而且國將不國。

另一題目也見王守仁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這是孟子之熱心腸一脈儒者信守的教義，但真普照士林，成為士風，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範仲淹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號召；張載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信條，都是傑出的體現，又春風化雨，廣澤人心。

王守仁的心學就直承這一脈“仁者與萬物一體”論而來。以天下為己任，事事皆關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等，強調小我統一於大我的曆史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