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南北風雲 第五章 三家製衡
三家製衡
曆經千年滄桑，襄陽城終於在多年沉澱後，迎來一次舉世震驚、曠世奪目的盛會——襄陽盛會。
整個襄陽盛會由荀彧親自負責，六個講壇每日開講，持續一個月，同時在晚間舉行鑒文會，曹操都特意寫了《襄陽賦》，讓曹昂送到鑒文會賞鑒，諸葛亮也提筆寫下《南山賦》參加鑒文會。
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鹹、向秀、王戎和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暘、劉楨都親自帶著新文而來。
由於百家講壇的舉行，鑒文會成了真正的文學性聚會，而商人們乘機推廣楚地新茶和文墨寶具，避世多年的孔融、王粲等人也乘機重新在襄陽文學院任職。
在百家講壇正式開講前，對於張魯的道教講義和管寧、邴原的儒家講義要進行審核，雖然胡昭已經事先將儒、法、道三家平衡的思路和他們說過了，但為防止萬一，劉協還是在處理完南北會談之後親自過問，於楚王府召開幕僚會，讓張魯和管寧、邴原帶著講義要略前來，進行一輪審核。
按照劉協的意思，令張魯擔任道教教主，提倡老子原宗道義結合民間傳說，首尊黃帝為道教之先，尊老子為道教之祖，但卻避開莊子不談，刻意淡化莊子的避世主張，避免與儒家入世學說發生衝突。
劉協打算將對現在還較有影響魏伯陽的丹經學說和《周易參同契》視為邪論，將煉丹學視為道教的殊途，這樣一來將對整個東漢影響巨大的張道陵都形成了一種批駁，張魯非常不願意接受這個說法，畢竟張道陵是其祖父，而他能擁有今天這樣的地位也是拜其所賜。
胡昭采取折中的辦法，將煉丹學視為殊途的同時，尊張道陵為丹學之父，重新整頓丹學，同時讓張機暫時放棄在百家講壇上進行金丹對人多有害處的論證，轉述上古金丹多為天賜，非人為，後世所煉丹藥為玄丹，隻可用於丹學研學。
這次張魯倒同意了，實際上在襄陽學士圈落中，從劉協到荀彧，從司馬徴到年輕學子，從張機到襄陽醫學院都廣宣丹藥不利身體的言論，上層既然不喜歡丹學，下麵的學子醫師自然經常依靠當眾驗證丹藥有毒對自己進行攻擊，靠此博位，幾個郡醫官都是因此脫穎而出。
從丹藥的主材金、鉛、汞到輔材的害處都有過幾次大規模的討論，從劉協尊醫開始，張魯的日子就不那麽舒服了，每天都有年輕的醫師跑到侯府前鬧事。
劉協繼續做了一個折中的說法，除了說張陵的丹藥為上古仙丹之外，將五鬥米道教所煉丹藥悉數銷毀，由張機新近開創的用於滋陰補陽的六味地黃丸等醫家丹藥代替，試圖將丹學和醫術相結合，用醫道的丹藥填充原有的丹學，隻是要剝奪張機開創六味地黃丸的功績，還好目前知道的人並不多，而張機則淡淡的說：“殿下賜臣侯爵之位，令天下醫者敢自稱醫師，厚恩與天下醫者，今日殿下欲讓首創六位地黃丸之名讓與張天師，此乃借天師之名改丹學之實，使之有利於天下蒼生，功莫大焉，臣竊喜之！”
劉協知道他確實不在乎名利，感其淡泊名利，隻求利民，遂令楚王府親造四輪紫絹六馬同拉的百乘車厚賜之。整個楚地能夠乘坐這種馬車的，至今也隻有皇甫嵩和新近鬆開漢中軍權的丁原兩人而已，連荀彧、張昭這樣的重臣所乘者也不過四馬同拉的十乘車，令張機感激不已。
劉協屢次與人說，他能夠有今天，起始之時，靠的隻是盧植、皇甫嵩和丁原三人而已，故盧公勞碌而亡，令自己倍感自責，絕不可以再辜負皇甫嵩和丁原，不可讓他們過於勞累，老則安享晚年，接受楚地百姓的敬仰。與此同時，劉協則出手將他們二人的軍權收到自己手中，加強軍權的控製。
在百家講壇開壇之前，張機能夠得到百乘車的厚賜，令楚地百官羨慕不已，而在劉協任內，亦不敢再懷疑醫師的地位。
道教的新定位將是決定儒、法、道三家平衡共治的策略能否實現的關鍵，劉協和胡昭等人，誰也不敢怠慢。
漢初，文景之世，竇太後好黃老之學與相國曹參實行以黃老之術(黃帝老子的學說)治國，省刑薄，與民休息，民皆便之，國以大治，老子學說於漢初見其大效，足見其非徒托空言之流。
故以黃老之說治世，也確實為可取，但要融儒、法、道三家平衡共治，則必須避開三家衝突的地方。
老子有言：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謂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這和儒家的愚民學說，頗為雷同，皆取意權民於輕賦，治民於少識。
而這裏也是劉協不太喜歡的地方，但也不能突破，畢竟百姓掌握知識過多，確實不容易控製。
對老子退而求其次的避世思想，即與儒家力求救世的上進心態采取折中處理，講究民當自求善，而學士則應將報國救天下為己任，將百姓和知識分子分開，避開漢朝以來兩家爭論最多的地方。
對老子哲學思想的取舍，則完全吸納，尤其是對於道的詮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讓張魯進行詮釋的時候，著重落實在這裏和無為的細致解釋，即人以地為法則，地以天為法則，天以道為法則，而道是依照自然的法則而存在的。人應該遵從自然去隨道而行，自然是無限大的，沒有人為思想或行為存在其間的，人要把損害身心的壞思想或行為去掉，那就是「無為」，能夠無為，心與自然是萬能的，無所不為的，那就是無不為，也就是自然所表現的道。
通過這種詮釋，告訴百姓和學士們，世界存在著無數的道，人必須遵守道的約束，不要做違規道的法則的事情，同時對法家的律與策視為人的道，而要這種道成立，必須承載著地之道的皇帝來認可，隻要皇帝認可的律策就是人之道，人就必須遵守。
但是，人之道是變化的，它不是從一不變，在變化追尋新的平衡，這就於法家學說的法不考古亦不鑒今的學說相吻合，避開法道相爭之處。而天之道和地之道卻是永恒不變的，隻是人們不能完全認識，學士們要去認識他們，發現這些道，用以支持新的人之道誕生，讓人之道更符合天地之道的要求，實現天地人的諧和。
對於修身養性的原則，采納老子說的：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常使名無欲，使夫智者所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為)。
虛其心，所以人要受道，要客觀研究自然；實其腹，所以要充實所要學的事物；弱其誌，所以從理而無所攖，不受無理事物影響；強其骨，所以要自立而幹實事，要身體強健可以任事。
老子對軍事是排斥的，這點卻是劉協堅決不允許的，故在老子關於軍事的論證一律采取抹殺的行為，將《老子》與此相關的部分進行修改，在兵家思想中融入道家思想，取其為兵道，承認兵道為衛國之本。
劉協要求新的道教必須宣揚：國之盛，源於農之穩健，求於商之厚利，依兵道之強盛，兵道之盛在於威震欲有為之臨國，擅動兵者為有為，擅威者為無為，令四海皆歸無為，乃地之道；民之健，源於農之薄賦、求於醫之防患，依於弓馬武道。
PS：老子的無為被很多後人認知錯了，老子的無為是指不做違背道的事情，或許我們可以這麽解釋，不要去破壞自然的和諧就是無為，而不是簡單的避世，隻是老子之後的莊子過分強調避世，使人們忽略真正的無為。所以要實現儒、法、道三家共存，莊子的思想必須首先從道家中剔除，雖然莊子的思想也有非常多的閃光點，但確實不適合推廣用於治國，實際上曆代當政者推廣道教都首先把莊子的思想偷偷排除掉，他那種無政府主義確實很要命。
要求張魯在講壇上將國家強盛和百姓安康聯係在一起，先有國之盛，後有民之安康；先有兵之強，後有國之盛；先有民之健，後有兵之強；先有道之昌，後有民之健。
張魯並不願意完全按照劉協的意思來說話，但命懸於其手，且能夠光複道教，與儒家和法家相互共融是最好的辦法，也隻好對原先講義做了修改，完全按照劉協的意思來辦。
用胡昭的話來說，新的道教更像是一種回歸，將五行學說和仙家道派、丹藥長生之說都去除掉，回歸老子最初的道家思想，以修身無為治國的核心思想奠定其根基。對漢初的黃老道和東漢的五鬥米教都做了漠視處理，將這些愚民之說視為邪說，將整個道家思想複歸最初的起始狀態。
對於長生不老之類的話，劉協嚴格進行禁止，讓道教既尊老子為祖，就當奉老子之道，講究天人合一，守法循道，依照天地人的規則形事，講究一心向善守道換取死後重返天境，永享天福。
對於迷信這種東西，還是要搞得，畢竟大漢百姓沒有那麽明智。
張魯雖然反對，但他知道自己不過是劉協手中的傀儡，也隻能按著劉協說的來講。可惜，管寧就不那麽好說話了，從他事先準備的講義來看，他還是提倡獨尊儒家的思想，而且對劉協提升商、醫的行為頗為指責，視其為亂國之舉，對法家和道家思想的提升，也視為對儒家的侮辱。
劉協大怒，問他可否更改講義，管寧傲然道：“士可殺不可辱，儒家之尊焉能和商、醫之流共存一府，又焉能和法、道宵小之學共同治世，此乃殿下亂國之舉，襄陽大治之功必毀於一旦。”
劉協猛然抬腳踢翻桌案，指其大罵道：“襄陽大治豈隻是你儒家一家之功，無兵家之師威震四海，今日你我都是階下囚而已；若無商道大盛，今日你每年年俸百萬錢從何而來，你還隻能在陋屋中讀你的破書；若無醫家之盛，今日你早就死於瘟疫之中。現在襄陽大治了，你這種腐儒就要跳出來爭功，你摸下你的臉，可配爭這個功勞。軍士在外守邊土，你再幹些什麽事情；商人風裏來雨裏去經營百貨的時候，向國家納稅的時候，你再做什麽；醫師苦行千裏，救病治人的時候，你再做什麽。你除了清高自傲，你還有什麽比其他人更卓越，你對楚地大治到底做了什麽貢獻，我若是你，現在就找繩子上吊算了！”
又取書籍砸之，喝其滾離楚王府，管寧麵色鐵青，眼中蓄淚，滿麵滄桑，仿佛一瞬間老了數十歲，黯然轉身離開楚王府。
待其走後，隔了良久，劉協才平息心中怒氣。胡昭立刻跪於劉協案前，拜之於地，道：“望殿下追回管先生，先生在襄陽授徒十年，教習弟子過千，無一不忠於殿下，無一不精細克盡職守，無一不以百姓民生和殿下大業為上，殿下不念其功勞，但念其十年如一日，嘔心瀝血傳徒授藝的苦勞，也該今夜親赴管府救先生一命。”
劉協一驚，問道：“何來救命一說？”
胡昭道：“先生何等重名節，今日殿下辱之，必以死明誌！”
劉協沉吟片刻，道：“孤王言重了，此乃孤王之失，讓人備車，現在就去管先生府中請罪！”
胡昭大喜，急忙讓王熙和唐斬備車，前往管府。
到了管府，劉協未讓人通報，直接率人進府，扣管寧之門，良久無回音，大驚，用力撞開屋門，見管寧果然舉繩自盡，急忙救下他，按胸換氣片刻才救醒管寧。
管寧泣道：“今日有此重訓，殿下當讓我自尋一死吧！”複又撞牆而去，被胡昭攔下。
胡昭道：“管先生，殿下已知言重矣，我等為臣者當體諒主上，焉能以死明誌，若公如此，則殿下盛名受汙，令天下學士寒心，此乃殿下無意為之，而管先生有意害之！”
管寧掙紮著拜倒劉協麵前，泣道：“臣非不效力殿下，乃書生無用，隻能授徒效力殿下，若臣知兵法，亦願領兵為殿下征戰，然商者實為天下之禍爾，道家先有避世之態，後有黃巾之亂，此亦妖言惑眾之輩，凡煉丹者殺人於無形，凡施符咒者欲害人於謊言，法家重於刑，亂國之首，望殿下明察。”
劉協也不願和他在這個問題上過於爭辯，扶他上床，複令人取靜心養氣的湯藥來，親自喂他喝下，令管寧感激不已，淚流滿麵。
劉協取巾拭其淚，道：“幼安不必動容，這都是因為孤王的過失。”複又與他細細講述新的道教回歸最初老子的哲學理論上，而現在黃老仙家和天一巫神鬼怪，金丹妙藥之說全部抹去不談。
管寧知道老子所闡述的治國之道和修身之說，以及無為的思想本質和漢朝的道教本質上確實不同，與莊子的避世說也不一樣，故道：“若是如此，尚可於我儒家相提，昔日孔聖亦尊老子為龍乎！”
劉協淡淡一笑，複道：“幼安覺得《楚律》定的法刑可以說是輕還是重？”
管寧道：“自然輕重合宜，取民刑為輕，定官刑為重，此乃大治之首，然法家倡導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此乃謬說，害殿下之說啊，又提倡重罪治天下，此亦邪說。殿下既然重道家，當知道老子亦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劉協道：“老子這句話說的很對啊，但有一點，若百姓可活，則畏死，若百姓不可活，則不畏死啊，故法家之根在於儒家，以儒家教化百姓，使天下百姓安居樂業，再有法家延續大治，穩定國強民富的根基並不能完全隻靠儒家。轉而過來看，儒家的葉又生於法家，以法家定天下，再以儒家教化百姓，此才是治國之道。令祖管仲曾經說過‘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四維所說得正是禮、義、廉、恥，與孔子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本質上其實也是一樣的。其實，依孤王所看，法儒之爭不在於刑，在於法求製，儒求仁，法家講究以製束民而治天下，而儒家要求帝王以仁教化百姓，其實幼安心中應該清楚，完全以仁教化百姓有可能嗎？孤王以為有些人可以教化，有些人卻是教化不了的，所以這個時候就有求於法，法的存在使人畏，雖然不一定歸於仁化，但至少不會危害其他追求仁義忠孝的百姓。”
複又道：“其實啊，孤王以為儒家所說的治國之道並不能實現天下大治，大漢雖然實施獨尊儒家的策略，但結果呢，漢武皇帝還是窮兵黜武，也還用嚴法治理天下，故孤王不認為單靠儒家就可以治國，法家的思想對儒家而言是一個最好的補充。法家追求法、術、勢三者結合，追求廢私立公，講禮儀反禮權，講定分止爭，追求興功懼暴，講好利惡害，追求不法古，不循今，這些都是治國之道，如果沒有這些，試問天下會是什麽樣子，漢室曆代皇帝，誰沒有用這些呢？而幼安所看到的襄陽大治和孤王的《襄陽治略》本質上也都是法家的精髓。故楚地有今天，法家功不可沒啊！”
“當然，法儒兩家必須要平衡，即不能過於重法，也不能過於重儒，以法儒共定天下，複以法儒共製之，彼此製衡，使大漢的律法即不重刑，也不過於重禮權，使商人趨之以利，使軍政官員趨之以功，然又以儒學勸之，使其知孝忠，再以道家規勸百姓守法重道，休生養息，安國定邦，這才是孤王所要的治國之學。”
管寧沉默良久，道：“既然殿下如此決議，臣苦諫無功，身為下臣，隻能為殿下推廣之，但願殿下所說的治國之學確實能夠治理天下！”
胡昭喜道：“若有管先生推廣三家平衡共治的策略，那天下學士必信之！”
劉協道：“如果幼安自己不信服，說於他人，他人又豈能信服。”
管寧道：“我祖效力於齊桓公，雖廣有功績，實則忽視了兩點，法製定之時不考慮民的想法，又過於強調法的威嚇，故雖可立一時之功，難保千秋，以致齊國之敗，而李斯又導致了秦朝之敗啊！”
劉協微微頷首，道：“儒、法、道三家製衡共治，正是要取各家長處，相互彌補，新的法家將由劉巴主力推介，將法的威嚇作用改為人之道，追求法是一種帝王和百姓都認同的規矩，而不是簡單的法製，以道家的學說勸誡百姓不要犯法，新法、道兩家的論點都認為法的恒變性，就是說法的存在是因時而變的，隻有最適應當今人之道的法才是合理的。孤王希望幼安作好新儒家的改良，融入商道，對於利國仁忠的商士尊為儒商，將隻顧私利的商人視為不仁不義之人；法家納兵道，除重刑之苛，亦采納天人合一，萬物守道的法；而道家納入醫道，排除丹學，這樣一來，三家就可以相互融合，互不衝突，雖略有製衡，亦對天下有利！”
管寧道：“願從殿下之言，臣近日必定重訂講義，不再獨尊儒術，求與法、道共融，望殿下謹記今日存善去弊之言，日後不可過於重法重法，亦不能棄儒學！”
劉協寬慰他道：“幼安權且放心，孤王必謹記之，三家製衡，各取長者，使天下大治！”
在管寧接受儒、法、道三家製衡共治的思想後，劉協對推廣這種思想也更加富有信心，同時安排糜竺在商道中要首尊儒家，稱自己為儒商，令張機將醫道融於道家，而兵道則歸於法家分支，講究以儒約商，以法治軍，以道釋醫。
劉協也清楚，最困難得還是將商融入新儒學中，這不僅是商人單方麵願意就可以的，實際上儒學大士有誰不藐視商人的，隻是劉協折中製衡詮釋，認為儒家的重農的本質不是如何鼓勵農的發展，而是要實現農的薄稅至無的境界，要令天下百姓務農者少納稅，就必須依靠商人進行補貼和維持。
也許，數百年內都不能完全實現百姓務農無需納稅的重農目標，但將其定位新儒家的核心夢想，就一定會有無數的學士為了這個目標而奮鬥下去，甚至不惜大力發展商業。
劉協打算在這一次百家講壇正式提出自己的治國學說——三家製衡說和強國本策——以儒約商，以法治軍，以道釋醫。
這絕對會影響一起更大的風暴，究竟會遇到多少阻力，劉協自己就不清楚了，但一定比上次的內政風暴更加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