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被粉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掀開了新的一頁。以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這次全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此後,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得到了新的發展,教育工作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勢。

與此同時,中國教育學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進入中國教育學的再建階段。我們很有必要對中國教育學的再建曆程、中國教育學再建已取得的成就以及呈現出來的趨勢進行比較係統的研究,為中國教育學的繼續發展提供曆史啟示和思想資源。

1977年至今,中國教育學的再建,大致經曆了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以中國式教育學①為目標的建設階段(1977—1981年)。在這一階段,教育學得到了較全麵的恢複和建設。第二,以中國特色教育學為目標的建設階段(1982—1984年)。在這一階段,中國教育學研究者對如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學學科體係進行了比較廣泛的思考和探索,在此基礎上,教育學得到了初步的建設和發展。第三,以中國教育學本土化為目標的建設階段(1985—2000年)。在這一階段,中國教育學研究者對教育學的本土化或中國化進行了係統的思考,以二級學科衍生為主流的教育學學科體係建設加快了步伐,大量二級學科出現,教育學學科體係基本形成。中國教育學的再建無論是在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第四,以中國教育學為目標的建設階段(2001年至今)。中國教育學研究者以中國教育學為目標,對中國教育學進行了建設。

一、以中國式教育學為目標的建設階段

(一)兩次反思

“**”後,我國教育學在一片廢墟中開始恢複重建。這種恢複重建是在我國教育學研究者經曆兩次反思的基礎上逐步開展起來的。

第一次反思,以粉碎“四人幫”為起點。對“四人幫”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7年教育,編造所謂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八大精神支柱”以及鼓吹“上、管、改”,“開門辦學”,“打破老三段、三中心”等一係列謬論展開批判,揭露其對教育事業造成的嚴重危害。

通過批判和反思,我國教育學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被稱為“兩個估計”的緊箍咒,思維從窒息中獲得初步解放。與此相應,教育研究開始初步恢複。建立起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符合我國國情特點的、完整的無產階級教育科學。

隨著教育研究的初步恢複,教育學也得到初步恢複和重建。1978年6月8日至29日,教育部在武漢召開全國高校文科教學工作座談會,在肯定1961年確定的文科教學方針及其取得的經驗的基礎上,1978年8月28日頒發並試行了《高等師範院校的學校教育專業學時製教學方案(修訂草案)》。該方案規定學校教育專業培養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教育學科師資、教育科學研究人員和教育行政工作者,開設了與教育學科相關的課程有教育學、教育心理學、中國教育史、外國教育史和小學教材教法等必修課以及教育哲學、教學論、比較教育學、教育統計、學前教育學和教育行政與學校管理等選修課。①這個方案顯然從製度化的角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7年的教育學課程門類進行了擴充,重慶開設了20世紀上半葉已經形成的教學論、比較教育學和教育統計學等課程。雖然是恢複重建,但起點較高,不僅僅就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7年教育學的簡單重複。誠如當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我們要像自然科學建立一個門類齊全、布局合理的體係那樣,社會科學、教育科學也要建立一個門類齊全、布局合理的科學研究體係,而且要有相當的規模”。②

隨著教育學門類的初步恢複和重建,教育學的教材編寫及其內容的確定也成為教育學發展的重要問題。華中師範學院等五院校受教育部委托編寫《教育學》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於10月在開封舉行了《教育學》初稿討論會暨學術研討會,並就共同關心的教育理論問題,如教育是不是上層建築、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過程、思想教育過程等方麵的問題開展了討論,這些討論為教育學內容的更新奠定了基礎。

可見,經過第一次反思,教育學被初步恢複和重建起來,這不僅表現在提出要建立門類齊全、布局合理和相當規模的教育學,而且體現在以製度化的方式擴充了教育學的課程門類,嚐試進行教育學教材編寫內容的改革。

第二次反思,是指以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以克服所謂“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為先導,重新審視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以來的教育曆史,開展教育本質問題的討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確定了進一步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並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四化”建設上來,進一步推動了教育學研究者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向更深入的方

向發展。同第一次反思相比,解放思想涉及與毛澤東同誌的批示和指示有關的思想理論問題,乃至於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一些有關教育的論述。對於教育學來說,馬克思主義僅僅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以及某些教育方麵的一般性原理,至於教育學的理論體係還需要在教育實踐中進行探索和總結。①隨著我國教育學研究者思想的進一步解放,1979年後,開展了教育本質的大討論。討論促使我國教育學研究者重新認識教育的各種社會功能。人們基於教育在現代社會中與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發展的直接和間接的聯係,改變了以往把教育社會功能絕對政治化的片麵觀點。討論不僅為確立教育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對改變“**”前十幾年我國教育學僅僅局限於教育學、教育史、教育心理學和各科教學方法的局麵奠定了思想認識基礎,促進了教育經濟學等學科在新時期的崛起。在對教育本質探討不斷深入的同時,有的研究者突破教育是上層建築的結論,研究教育的發生和發展關係,提出了“現代教育是現代生產的產物”“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現代教育的普遍規律”這樣一個新觀念,從而說明社會主義教育與資本主義教育同屬於現代教育範疇,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係,是可以互相學習、互相借鑒的。①這個觀點的提出對我國教育學的再建產生了重大作用,為我們引進國外,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發展起來的新型教育學學科奠定了思想基礎,引進西方教育學於是成為曆史的必然。

(二)教育學的恢複和建設

正是在第二次反思的基礎上,我國教育學得到了再建。這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我國教育學研究者不僅提出了要廣泛吸收國外教育學發展的最新成果和揭示了教育學與其他科學的聯係的主張,而且明確提出了中國教育學創建的基本目標——建立中國式的教育學。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了1976—1985年的《全國教育科學發展規劃綱要(草案)》,明確了教育科學研究的方向和任務,進一步提出了解放思想、衝破禁區,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並明確提出了教育學體係問題。②這次盛會標誌著我國教育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我國教育學發展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會議期間,《教育研究》編輯部於4月11日邀請部分教育學研究者進行座談,並於1981年第2期開辟“進一步解放思想,繁榮教育科學”專欄,發表有關專家學者的筆談記錄。1981年1月,中央教科所教育理論研究室和北京師範大學教育係、教育科學研究所聯合舉行了以“進一步解放思想,搞好教育科研”為題的座談會。在這些座談會和筆談中,學者們普遍就這些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學者們已普遍感到教育學是一門多科性的邊緣科學,是一門綜合科學,須認識其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基礎。當代教育研究幾乎涉及教育的所有領域,參與教育研究的學科極其廣泛。除了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生理學之外,還有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醫學、語言學、法學、經濟學、統計學以及控製論、信息論、係統論等。教育學不僅以哲學社會科學為基礎,而且以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為基礎。這樣就產生了教育學的分支,如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人類學、教育經濟學、教育生理學、教育統計學、教育技術學、教育科學研究方法、教育法學、教育工程學、教育管理學、成人教育學、職業教育學和特殊教育學等。過去我們一談到教育科學的門類就是教育學、教育史、教學法和心理學,這是不全麵的。我國教育科學缺門太多。這種狀況不改變,就不能使我國的教育學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不能建立我國教育學的完整體係,勢必影響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提高。因此拾遺補闕,建立一個適應我國教育事業建設需要的完整的教育學體係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我國教育學研究者具體分析了教育學發展的特點和動力,初步提出了建立中國式教育學的方法論原則及途徑。在1981年4月全國教育學研究會(現名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學分會)的第二屆年會上,學者們就如何建立我國教育學學科體係進行了具體討論,提出要建立我國的教育學體係,必須遵循以下五個途徑:其一,要認真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教育理論的研究,為建立中國式的教育科學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其二,要實事求是地研究1949年以來辦社會主義教育的經驗教訓,從中探索、揭示教育規律,為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教育學提供真實無誤的曆史根據;其三,要踏踏實實、堅持不懈地進行各個方麵的教育科學實驗,為建立中國式的教育學提供大量的、係統的、翔實可靠的事實根據;其四,要批判地繼承祖國的曆史教育遺產,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擇其善者納入社會主義的教育學體係,做到古為今用,對祖國的教育曆史遺產,應批判地繼承;其五,要廣泛地研究外國的教育理論和經驗,做到洋為中用。①

第三,適應國外教育學發展趨勢,探索並構建中國式教育學,越來越成為廣大教育學研究者的共同呼聲。我國教育學研究者在對教育學、教育史、教育心理學和各科教學法等“**”前已有的傳統學科繼續進行恢複和重建。同時,對教育經濟學、教育社會學、教育管理學(包括學校管理學、教育行政學)、教育哲學、比較教育學、成人教育學、高等教育學和教學論等學科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討和研究。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我國教育學研究者已開始重視對教育學、教育心理學、中國教育史,外國教育史、教育經濟學和教育社會學等學科自身體係的探討。

由於當時“左”的影響尚未徹底清除,本階段對中國式教育學的探索畢竟還是初步的,但它是好的開始,為下一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學的創建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二、以中國特色教育學為目標的建設階段

黨的十二大關於把教育列為經濟發展戰略重點之一的決策推動了我國教育事業和教育學的發展,具體有以下六個方麵的工作。

第一,深刻分析了我國教育學落後的原因。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為了活躍學術思想和繁榮教育學,召集有關教育學家以及社會科學家們討論了中國教育學的現狀和發展問題。學者們認為教育學的現狀遠遠不能適應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並就如何發展教育學提出了具體意見。①與此同時,一些學者在有關文章中也對我國教育學的現狀和發展問題進行了思考,指出長期以來我國把教育學搞得很狹窄,作為一門學科的教育學代替了所有的教育學學科,教育研究內容僅局限於中小學教育教學過程這一狹窄的領域,教育學在我國長期不受重視,甚至遭到歧視和打擊。近20年內處於被批判、被取消的地位。這些原因導致了我國教育學的落後。②

第二,明確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學。1983年5月24日至3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第二次教育科學規劃會議。1983年5月胡喬木在第二次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期間關於教育研究“要有一點思想解放”的談話,引起了我國教育學研究者的強烈反響,激發了我國教育學研究者建設教育學的熱情。會議明確提出要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研究我國教育事業發展與改革過程中的重大現實問題與理論問題為中心,逐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科學體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教育科學自身進行反思,探討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科學體係成為我國教育科學工作者對這一階段著力探索的熱點問題。

第三,不少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如何構建我國新時期的教育學科體係進行了思考和探索③,並獲得了初步的一致認識,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科學體係涉及三方麵。其一,“中國特色”。學者們認識到,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包括民族、文化等特點,總結古今先進的有用的教育經驗和研究成果。其二,“社會主義”。學者們認識到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研究社會主義的性質和發展規律,以此作為教育科學體係的基礎。其三,“教育科學體係”。學者們認識到要突破傳統的、封閉的教育科學體係,順應科學發展的趨勢一分化與綜合,建立宏觀與微觀相統一的教育科學體係,同時借鑒自然科學,特別是數學與“三論”的方法來構造教育科學的體係,使之更科學化、現代化。①

第四,各教育學學科領域,主要是普通教育學、中國教育史、外國教育史、教育哲學、教育經濟學、教育社會學、學校管理學、教育行政學、教育心理學、教育技術學、教育統計學、比較教育學、高等教育學、高等教育管理學、各學科教材教法、教育未來學、教育社會心理學和教學論等學科領域也開展了學科自身建設和發展的探討,其中包括各學科的研究對象、任務、方法、學科體係,以及某些概念、範疇規律和觀點的研討。此外,各學科領域幾乎都對本學科國外的發展狀況進行了引進和介紹,教育科學出版社1982年還出版了由張渭城主編的《國外教育學科發展概述》一書。這說明我國教育學研究者已進一步立足於國外教育學的發展,去建設和發展我國教育學。

第五,教育係科全麵恢複,教育學類課程建設越來越受到重視。許多高師院校結合教育係課程改革,著手教育學的研究、建設。經過幾年的努力,除開設了教育學、教育心理學、中國教育史、外國教育史、學校管理學、教育行政學、教學論等學科外,還開設了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比較教育學、教育統計學等課程,而且有些學科已相繼寫出一批著作和教材。雖然這些著作和教材還有不夠成熟的地方,但它填補了我國教育學學科領域的某些空白,為這些學科的進一步建設打下了基礎。

第六,我國教育學研究者不僅重視教育學與其他學科的聯係、交叉、滲透,還在初步認識教育學與自然科學及其他社會科學聯係的基礎上新建了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經濟學、教育管理學和教育統計學等教育學交叉學科,而且改變了“**”前我國教育學建設僅僅囿於普通中小學教育研究領域的狀況,教育學專門學科開始得到建設和發展。教育學已初步向兩個方麵分化和發展:其一,分化出教學論等學科;其二,形成了學前教育學、普通教育學、高等教育學和成人教育學等分支學科。如高等教育學即作為教育學的分支學科,於1983年正式列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學科專業目錄,這標誌著學科的體製化。

三、以中國教育學本土化為目標的建設階段

繼經濟體製改革決定、科技體製改革決定頒布之後,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又頒布了《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我國進入全麵深化改革的時期。《決定》指出了我國教育體製改革的正確方向,確定的根本目的、指導方針,提出了新時期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戰略目標。《決定》的貫徹實施標誌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自然也標誌著中國教育學的創建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鄧小平同誌南方談話後,中共中央又做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決定》,頒布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這一切大大推進了我國新時期教育事業的發展,促進了我國教育研究事業的繁榮和發展,進而也帶動了我國教育學的繁榮和發展。從1985年到2000年,這是我國教育學迅速發展階段,特別是以葉瀾發表的《關於加強教育科學“自我意識”的思考》[《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87年第3期]和魯潔發表的《試論中國教育學的本土化》(《高等教育研究》1993年第1期)等為標誌,中國教育學發展進入了以中國教育學本土化為目標的再建階段。這一階段具有以下五個方麵的特點。

第一,由實踐的探索走向理論的深入討論。從“中國式教育科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科學”發展到本階段的“中國教育學本土化”或者說“教育學中國化”,中國教育學建設目標日趨明確,隨著目標的明確,越來越需要從實踐層麵的感性思考,走向理論上深入係統的討論。①一些學者在本階段對中國教育學的本土化、教育學中國化進行了有一定深度的研究。②

第二,由開放引進走向綜合創新。在積極引進並借鑒國外教育學發展成果的基礎上,我國教育學研究者結合我國的實際,植根於教育改革實踐,在教育學的園地上辛勤地耕耘,比較重視教育學新分支學科的創建,創立了學習學③、教育政策學、農村教育學和教育情報學等學科。

第三,高度綜合與分化趨勢並存。適應世界教育學既分化又綜合的發展趨勢,這一階段我國教育學進一步呈現出既高度綜合又高度分化的趨勢。一方麵,教育學與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思維科學和係統科學等有關學科進一步結合,在原有的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史、教育管理學、教學經濟學和教育社會學等交叉學科的基礎上,又創建了教育政治學、教育文化學、教育生態學、教育法學、教育倫理學、教育傳播學、教育美學和教育人類學等交叉學科。原有的交叉學科在這一階段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另①侯懷銀、王喜旺:《教育學中國化——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學者的探索和夢想》,載《教育科學》,2008(6)。

② 魯潔:《試論中國教育學的本土化》,載《高等教育研究》,1993(1);叢立新:《關於“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學”口號的爭議》,載《中國教育學刊》,1993(2);陳桂生:《略論教育學“中國化”現象》,載《教育理論與實踐》,1994(4)。

③學習學是國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呼籲並試圖獨立創建的一門學科。參見林明榕:《建立學習學的構想》,載《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

(1);林明榕、魏峰:《中國學習科學的特色》,載《中國高教研究》,1992(1);林明榕:《全國第四屆學習科學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載《教育研究》,1995(12)。

一方麵,教育學自身進一步向兩個方麵分化和發展。我國教育學研究者不僅在原有的教學論基礎上創建了教育概論(或稱教育原理)、課程論、德育原理等學科,而且在原有的高等教育學、學前教育學、普通教育學、成人教育學的基礎上,創建了職業技術教育學、農村教育學等學科,原有的學科也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與此同時,教育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係統和學交叉所形成的交叉學科自身也在不同維度分化,形成了一係列分支學科。我國教育學研究者還創建了高等教育管理學、高等教育哲學、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經濟學、教育管理心理學、教育社會心理學、職業技術教育管理史、職業技術教育史、學前教育管理學、學前教育史、教育管理哲學、電化教育管理學等學科。我國教育學學科體係在這個階段已基本形成,體係已初具規模,並呈現出以二級學科衍生為主流的發展特點,大量二級學科出現。

第四,向宏觀和微觀兩方麵發展。本階段,我國教育學已逐步向宏觀與微觀兩方麵發展,即向宏觀拓展,向微觀延伸。研究教育外部規律(教育與外部關係)的分支學科越來越多。我國教育學研究者進一步加強了教育經濟學、教育社會學、教育文化學等學科的建設。與此同時,研究教育內部規律(教育內部關係)的分支學科,如分科教學法、分學科教學論、分學科教育學等學科也受到我國教育學研究者的重視。

第五,研究方法成為一些新學科建立的先導,教育科學研究方法已初步形成一門多支的體係。本階段,我國教育學研究者構建的學科體係中,方法係列的學科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學科實際上就是根據應用的方法特征而命名的。如教育實驗學、教育測量學等。方法係列的學科實際上已初步形成一門多支的體係,包括了教育科學研究方法、教育統計學、教育測量學、教育實驗學等學科。

第六,注重教育學的元科學研究,努力創建教育科學學。隨著大量國外教育科學學科專著、教育學科研究論文的引進和對我國教育學發展現狀的深刻反思,我國教育學研究者開始把目光轉向對教育學自身的研究。有的學者明確提出要加強教育科學的“自我意識”,並具體提出在教育科學的內部學科群中,還應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群,即以教育科學本身為研究對象的元科學群。在這個群體中,至少應包括三方麵的學科:教育科學發展史(包括總的教育科學發展史和教育科學內的基礎學科的發展史)、教育科學學(對教育科學結構及發展機製的研究)和教育科學方法學(包括研究的方法論與方法體係)。①有的學者還具體探討了教育科學學這門學科的構建。②在諸多研究的基礎上,張詩亞和王偉廉於1990年12月推出了我國關於教育科學學的第一部專著《教育科學學初探——教育科學的反思》。該書探索性地提出了建立教育科學學理論體係的標準以及教育科學學的定義、研究範圍及其性質等,為教育科學學這門學科的建立進行了大膽的嚐試。20世紀90年代後,我國部分教育科學工作者,又在元教育學名義下,對教育科學的發展進行反思。③對元教育學的研究,標誌著對教育學的反思走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在對我國教育學整體進行反思的基礎上,各學科領域,特別是普通教育學、高等教育學、教學論、比較教育學、外國教育史、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經濟學、學科教育學等學科幾乎都開展了本學科自身建設的思考和探索。思考和探索的問題有本學科的研究對象、任務、範圍、方法、邏輯起點和學科體係等。

四、以中國教育學為目標的建設階段

21世紀初,中國教育學建設呈現出了以下幾方麵特點。

(一)教育學體係不斷分化並出現了新的分支學科

隨著教育學在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教育學已不斷分化成為一個包含多個分支學科的學科群。按照國家層麵的教育學學科建製,根據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中的劃分,教育學包括10個二級學科,分別是教育學原理、教育史、課程與教學論、比較教育、高等教育學、學前教育學、成人教育學、職業技術教育學、教育技術學、特殊教育學。各二級學科之下又包括了若幹的研究方向。在21世紀初,在10個二級學科之外,又出現了多個新的二級學科,如研究生教育學和教師教育學。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雖有研究者提出研究生教育學,但並未將其上升到一門學科的角度去研究,而21世紀初,田逸平等的《研究生教育學》和薛天祥的《研究生教育學概論》出版,標誌著研究生教育學開始成為一門教育學分支學科。2015年,天津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率先自設目錄外二級學科,招收研究生教育學方向的研究生。①

就教師教育學而言,20世紀存在的師範教育在21世紀成為教師教育,特別是《高等師範教育研究》更名為《教師教育研究》。2002年,北京師範大學開始設立教師教育方向的博士點,開始招收與培養教師教育政策、比較教師教育和教師專業發展三個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首都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四川師範大學相繼在教育學一級學科下屬自主設置教師教育學二級學科博士點,招收與培養教師教育原理、教師教育政策、教師專業發展等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種種跡象表明研究生教育學和教師教育學是教育學一級學科不斷分化新出現的二級學科。

除了新出現的二級學科之外,原有的一些二級學科也分化出了新的研究方向。我們以教育學原理為例。教育學原理學科在20世紀80年代與教育基本理論、教育原理、教育概論、教育通論等混用。①到了21世紀初,其學科名稱已穩定,即教育學原理。在教育學原理學科之下還有若幹的研究方向,如教育基本理論、教育哲學、德育原理、教育社會學等。在21世紀初出現的新的研究方向有少兒組織與教育、學生發展、終身教育、家庭與社區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理論與實踐、科學教育原理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教育學學科的發展突破了學校教育學框架,重視了社會教育學等學科的構建。有的研究者指出,以往的社會教育研究,大多是從對社會教育實施指導的角度進行。特別在民國時期,社會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導實踐,以改變我國當時社會現狀,並試圖通過對全體民眾的教育來改良社會。雖然民國時期出版的社會教育著作和教材在編寫體係和內容上體現了社會教育學學科建設的努力,1989年北京春秋出版社引進了日本社會教育學家新崛通也著、張惠才譯的《社會教育學》,1992年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王冬樺、王非主編的《社會教育學概論》,但從總體上看,中國學者對社會教育的研究尚缺少學科層麵的探討,對於社會教育學學科的建設不夠重視。從學科層麵對社會教育進行探討,進行社會教育學的學科建設,應該是世紀初我國教育學學科建設的重要任務。社會教育學的研究不僅對於社會教育的整體研究和進展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必將給我國教育學學科建設帶來新的生機和活力。

教育學科體係的不斷分化以及出現新的分支學科,一方麵表現出中國教育學發展的繁榮局麵,另一方麵也反映出中國教育學麵對新的時代課題做出的回應。但是教育學學科如何去合理分化,這個問題需要妥善解決。教育學在不斷分化的過程中也要注意適當的綜合。

(二)教育學元研究得到進一步研究

教育學元研究是以教育學自身為研究對象,對教育學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問題,從理論和曆史結合維度,作批判性反思和建設性探索。①教育學的元研究包括教育學的概念、教育學的性質、教育學的體係、教育學的研究對象、教育學的邏輯起點、教育學的學科獨立性等問題。

21世紀初,教育學的概念、教育學的研究對象、教育學的學科獨立性等問題進一步受到教育學研究者的重視,認識在日趨一致。關於教育學的概念,研究者一般認為教育學是研究教育現象和教育問題,揭示教育規律的學科。關於教育學的研究對象,研究者雖然未進行深入的探索,但是基本上認為教育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教育現象和教育問題。關於教育學的學科獨立性問題,研究者一般認為教育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中國教育學的發展不再依賴國外教育學的引進和移植,而是走向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21世紀初,教育學的性質又進一步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並開展了討論。這種討論既把教育學作為學科,又把教育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有研究者在綜合已有研究者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教育學的學科性質應是研究教育藝術的科學,教育學的學科性質呼喚其應精加工出解決教育實踐問題的教育科學理論。②還有研究者認為教育學是一種探究教育者的行事依據與有效性、合理性的“事理研究”。③

故而,教育學的性質就是“事理研究”性質。除此之外,研究者還對教育學到底屬於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科進行了探索。有研究者認為教育學屬於人文學科①,有研究者認為教育學屬於人文社會科學②,也有研究者認為教育學是以人文學科為學科原點的社會科學③,還有研究者認為教育學是一門研究教育現象的科學④。關於教育學性質爭論的觀點還有很多,我們在此不一一列舉。縱觀已有研究者對教育學性質的爭論,基本上圍繞教育學是不是科學,教育學是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科進行探討。在爭論的過程中,我們注意到在研究者研究教育學性質的過程中出現了兩個問題:其一,教育學的性質和教育學的學科性質的區別,教育學的學科性質是研究教育學的學科歸屬的問題,其答案不是教育學的性質;其二,研究教育學性質本身的意義,也就說探索教育學的性質能怎麽樣的問題。教育學的性質直接決定了教育知識的生產方式,也可以說教育知識的不同生產方式本身決定了教育學的性質。

關於教育學的體係、教育學的邏輯起點等問題,21世紀初國內研究者較少有探索。誠如我們前麵所說,我國教育學學科體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7年,得到了初步的建設和發展。但在“**”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7年教育學學科體係建設的成就被全部否定,教育學學科體係建設被迫中斷,在學科體係發展史上形成了時空上的斷裂。“**”後,經過撥亂反正,我國教育學學科體係在一片廢墟上開始恢複重建,不僅恢複了教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史、各科教學法等“**”前就有的學科,而且還提出要建設教育哲學、比較教育、教育統計、教育行政、學校管理等1949年以前就已有的學科,進一步擴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7年所建立起來的教育學學科體係。①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教育學學科體係已初具規模;初步形成了多類型、互相滲透、動態的學科發展格局;教育學科各項功能呈加強趨勢。到21世紀初,教育學在中國已形成了一個以教育學為中心、科目門類多樣、內容涵蓋豐富、較為完整並具有自己組織結構的學科體係,形成了一個由近百門二、三級分支學科構成的豐富的龐大教育學學科群。

(三)中國教育學越來越成為教育學學科建設目標

作為一門近代學科的教育學,是在20世紀降臨到中國的。說其是“降臨”而不是“誕生”,隻因為教育學由國外“引進”,並非國內自生。②麵對教育學的“降臨”,中國教育學人試圖使教育學“中國化”“本土化”。20世紀20年代,國人就提出了“教育學中國化”,20世紀50年代,國人進一步反思了“教育學中國化”,改革開放之後,建設中國教育學在眾命題和口號中脫穎而出,並越來越成為中國教育學人的追求。③

一直以來,教育學中國化是中國教育學者的追求和夢想,但中國教育學的旨歸應該是走“中國教育學”之路。④重建當代中國教育學的實踐典範當首推“生命·實踐”教育學。華東師範大學葉瀾教授首創並持續領導的“生命·實踐”教育學在21世紀之前已走過了孕育期(1983—1991年)、初創期(1991—1999年),在21世紀初則走過了發展期(1999—2004年)、成型期(2004—2009年)以及漸至佳境的通化期(2009年至今,尚在進行中)。葉瀾教授認為,“生命·實踐”教育學是屬人的、為人的、具有人的生命氣息和實踐泥土芳香的教育學。①“生命·實踐”教育學極為重視的便是回歸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直麵當代鮮活的教育實踐,視此二者為攸關其“生命”的兩條命脈,與學科史、馬克思主義和當代科學、哲學互融互通維係著其健康發展,這是“古今中外法”的現實踐行;就相關教育基本命題在回歸中實現突破,給出了學派獨特的回答,如“教育是點化生命的人間大事”“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覺”等,這是中國式話語的當代聲音;形成了獨特教育學理論建構路徑:基因式核心概念的探尋,理論人的“主動深度介入”和實踐人的“研究性變革實踐”,理論與實踐的雙向建構和交互滋養,“回歸式汲取”“批判式內化”“創造性突破”……這是擺脫以西方為本的學科自立。②

在構建中國教育學的過程中,“中國教育學”的“中國性”“中國感”“中國味”進一步得到明確。也即“中國”是一種"態度","中國"是一種“立場”,“中國”是一種“視角”,“中國”是一種"方法","中國"是一種“典範”。③葉瀾教授曾提出創建中國教育學,並認為中國教育學是指中國學者應為教育學發展做出世界性的貢獻,教育學的世界寶庫中應該也有中國的原創性成果,中國教育學人為此也要為中國教育學界與世界其他國家教育學界交流時能平等對話、交互影響作出努力。④葉瀾教授提出的殷切期望在21世紀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現,一些中國學人的著作被翻譯成英文、日本等出版,一些國際會議上出現了中國教育學人的聲音,中國一些高校承辦了相應的國際會議,中國的中小學與國外的中小學以高校中的教育學人為中介建立起了聯係……可以說中國教育學正在走向世界。2015年,葉瀾教授主編的“生命·實踐”教育學係列叢書正式發布,以及《回歸突破:“生命·實踐”教育學論綱》英文版的發布,是當代教育學人追求原創成果,並走向世界發出中國教育學聲音的階段性成果,這意味著中國教育學的定位更加科學,發展趨勢和發展前景更加清晰。

(四)教育學的中國話語構建被提上日程

任何思想都需要用語言來表達。隨著創建中國教育學成為教育學學科建設的目標,中國教育學的話語體係問題被中國教育學人提上日程。

話語不僅是一種思想表達的工具,而且還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文化與思維,以及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權力與地位。中國教育學應該具有中國的話語體係,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教育學話語體係,這既是中國教育學的內在要求,又是改變中國教育學對西方的依附狀態,使中國教育學走向世界並在世界舞台上發出中國聲音的有效途徑。中國表達、中國實踐、中國經驗、中國文化,是教育學中國話語的四個要素。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深入教育改革與實踐,立足傳統文化精神,尋求與西方理論的對話,是建設中國教育學話語體係的基本策略。①也有研究者認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學話語體係是教育學學科建設的重要時代課題。以往學科化的教育學話語體係遠離教育實踐本身,存在去情境化、以偏概全、抹殺豐富性、空疏無用等問題,導致教育學失卻話語權,學科地位衰微。受其影響,自身的文化立場不夠鮮明、脫離實踐、缺乏對個人體驗和反思的關注、不加批判地“接著說”等是我國教育學話語體係的頑疾。為了改變這個狀況,我們在構建中國特色教育學話語體係的過程中,要更加自覺地從豐厚的傳統文化中獲取營養、積極開展具有首創精神的教育實踐、更加全麵和準確地反映教育的時代精神、以批判的目光和思想方法學習借鑒西方教育學話語體係。①

(五)中國教育學對時代提出的問題不斷做出回應

當前,中國社會實踐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且科學技術、腦科學等方麵也在迅速發展,其他學科對教育學的影響也在逐漸加大。教育學的建設和發展麵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中國教育學對此做出了積極的回應。在回應時代提出的問題過程中,中國教育學的教育學的學科獨立性更為凸顯,教育學的學科科學性更為強化,教育學的學科實踐性進一步深入。

信息技術影響下教育實踐的開展,豐富了教育學的原創性理論成果,教育學實現了逐漸擺脫依賴國外教育學輸入的局麵,走上以我為主的生成之路。中國教育學建設步伐加快。中國教育學的發展突出地強調自身的中國立場,中國教育學學派林立的局麵將漸次呈現。這種學科獨立性,即是教育學學科發展中“自我意識”的增強,其實就是教育學人的學科意識的增強。無論是社會以及技術等對教育學發展的影響,還是其他學科對教育學發展的影響,核心都是教育學人自我發展的結果。

人工智能、腦科學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引入教育學領域,拓寬了教育學的研究領域,加深了教育學的研究深度,使教育學研究者對學科知識係統內在邏輯的探尋、知識體係的搭建、研究結果的呈現形式都進入科學精神的統禦,凸顯出教育學的學術品質,提升教育學的科學性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