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人教育學的實踐基礎

新中國成立後,開始新的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的建設。文化建設與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互動關係,就使掃除文盲、提高農民的識字率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首要課題。1949年後掃盲教育的開展,是當時經濟、政治建設和廣大幹部、群眾學習的需要,也是借鑒革命根據地掃盲教育經驗和師承蘇聯掃盲教育的結果。

(一)經濟建設的需要

經濟恢複是新中國麵臨的重要基礎性工作。國家的教育建設計劃是與國家的經濟建設計劃密切配合的,如果教育計劃不能準確地完成,必將大大影響國家經濟建設。①進入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城鄉掃盲教育、工農業餘教育、在職幹部學習等始終圍繞民主政權建設、國民經濟複蘇、解放生產力、提高國民文化水平的主軸而展開;“兩條腿走路”,半工半讀,創辦函授廣播電視教育,實施“三結合”“六並舉”等始終沿著發展生產力、實現工業化、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基軸而延伸。

(二)政治建設的需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礎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經濟力量上加強與提高工農,乃是鞏固與發展人民民主專政,保持並引導國家走向完全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基本步驟。開展工農教育,提高工人和農民的文化水平、政治覺悟與生產技術,就是加強和提高工農、鞏固與發展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步驟。由此可知,開展工農教育乃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任務。②

(三)人民當家作主的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經濟逐步發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政治、經濟上翻身的廣大群眾深感不識字、無科學文化知識的痛苦,進而產生了新的願望和追求:解放身心、提高素質、文化翻身。

1949—1965年,國家興辦了各類業餘文化學校、半工半讀學校和正規學校,廣泛開展識字掃盲教育,實行工農教育與幹部教育並舉,正規教育與業餘教育相結合,采取麵授、函授、廣播電視等多種形式開展教育、培養人才,為迎接社會主義建設**,提高工人、農民、幹部的政治覺悟和文化素質做出了貢獻。一種多層次(掃盲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等),多序列(幹部、職工、農民、軍人教育等),多類型(思想道德、基本智能、職業技術、政治文化等教育),多樣化(脫產式、短訓式等教育)的新型成人教育製度已經初步建立,為成人教育學科的發展提供了無盡的動力來源。

二、成人教育學的製度基礎

盡管在中西方教育發展史中,成人教育有著久遠的曆史,但是作為體係化、製度化的成人教育則是20世紀40年代以後的事情。①在我國,1950年9月20日在北京召開的工農教育會議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成人教育專門會議。這次大會後的重要成就是製定了1949年後第一套較完整的成人教育政策,如成人教育的方針、任務、製度、教學計劃、師資、經費來源、開支、組織管理等。這些政策體現在《關於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幹部文化實習學校的指示》《各級職工業餘教育委員會組織守則》《關於開展農民業餘教育的指示》《工農速成中學暫行實施辦法》《職工業餘教育暫行實施辦法》等文件中。這些政策確定了具有新中國特色的成人教育製度和思想,為後來成人教育體係的成熟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我國的成人教育政策探索在1949—1965年走過了艱苦卓絕的偉大曆程,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成人教育體係的雛形。成人教育政策的發展可以分為如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成人教育方針政策(1949—1952年)。這一階段把發展教育事業作為鞏固新的政權和開創國家經濟建設新局麵的重要依靠,高度重視工農幹部教育和廣大工農的掃盲教育,並不斷調整對掃盲求之過急和缺乏鞏固的現象,堅持“兩條腿走路”。

第二階段為“一五”時期的成人教育方針政策(1953—1957年)。這一階段對掃盲求之過急和缺乏鞏固的現象進行了整頓,發展農民教育,對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的教育實踐產生了深遠的指導意義。這一階段教育的主要方針就是“兩條腿走路”,即全麵貫徹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思想,針對廣大勞動者接受教育的需要,應在全日製學校體係之外,大力發展半工半讀的兩種教育製度。①這一階段的教育要求立足於為經濟建設服務,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第三階段為“二五”時期的成人教育方針政策(1958—1962年)。這一階段的教育呈現出幾個特點:第一,量力而行,實事求是;第二,掃盲教育注重質量;第三,半工(農)半讀教育得到發展。

第四階段為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的成人教育方針政策(1963—1965年)。這一階段的教育按照“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進行了有效的治理調整,認真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驗教訓,根據計劃經濟的特點,製定了我國教育發展規劃,避免盲目發展和不講質量地急於求成,開始注重教育質量和辦學水平,從而使我國教育事業有了新的發展,同時大力發展函授教育的夜大學,使成人高等教育得到了發展。

(一)為工農大眾服務的辦學宗旨

新中國成立後,麵臨著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發展生產的重要任務。麵向工農,創建新型的國家教育事業,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是黨和政府的重大決策。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特別關注基礎教育和掃盲教育。1949年以前,全國人口的80%是文盲,在邊遠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文盲率高達95%左右,人民大眾沒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和能力,勞動力的基本素質極低。據不完全統計,1949—1964年各種會議、出台的政策文件加起來後,我國掃盲教育的大事記有近百項。如此頻繁的國家層麵的掃盲教育活動,是國家重視掃盲教育及掃盲教育政策建設的體現。這些活動對掃盲教育服務工農、服務生產建設的重視是這一階段掃盲教育政策發揮作用的重要保障。

(二)為國家發展戰略服務的辦學方針

1953年,黨和政府製訂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在此期間,我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公有製占絕對優勢的生產資料所有製,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製。隨著這一社會製度的巨大變革,建立社會主義教育製度就成了這一曆史階段的首要任務。與此同時,成人教育被正式納入了國民經濟發展計劃。

我國1949—1965年的成人教育政策是不斷圍繞經濟發展來製定和調整的,成人教育政策服務於經濟建設,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從某個角度來說,成人教育政策也成為新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方略,讓一個積貧積弱的民族在精神和國家實力上能夠屹立於世界之林。

(三)堅持“六個並舉”的辦學思想

新中國成立後的短短十幾年中,隨著教師隊伍的不斷壯大,各級各類教育迅速發展,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正規教育體係逐步形成,非正規的社會教育體係也在不斷發展。各種類型的補習學校、為殘疾人開辦的特殊教育學校紛紛建立;與各地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移風易俗教育、婦女教育、健康衛生教育、破除迷信和科普教育等得到普遍開展;教育形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教育的綜合性、立體化的格局已初步建立。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充分肯定了堅持社會主義教育方針的必要性,同時還指出:“辦學的形式應該是多樣性的,即國家辦學與廠礦、企業、農業合作社辦學並舉,普通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並舉,成人教育與兒童教育並舉,全日製學校與半工半讀、業餘學校並舉,學校教育與自學(包括函授學校、廣播學校)並舉,免費的教育與不免費的教育並舉。”①這對我國成人教育與普通教育的結合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四)建立比較完整的業餘教育製度

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成績斐然。在工農幹部教育方麵,幹部教育的形式和層次多樣:第一,由普通高校開辦幹部班。第二,舉辦職工業餘大學、夜大學、函授大學,培養幹部。第三,由農村舉辦幹部業餘文化學校。第四,舉辦農業合作化幹部學校。在職工教育方麵,職工業餘教育培養了大批的畢業生。我國業餘教育不僅在獨立發展上邁開了第一步,而且在逐步建立各自的比較完整的業餘教育製度方麵,也獲得了初步經驗。

(五)嚐試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兩種教育製度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所有製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初步展開,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成為國家經濟與文化建設的重要任務。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教育製度應運而生,並不斷得到發展。從1958年開始,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學校在廣大城市、廠礦和鄉村,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起來。學校的層次和類型很多,不僅有小學、中學、職業技術學校,而且有專科學院和綜合大學,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局麵。在當時我國經濟不發達、文化教育落後的情況下,大力提倡和發展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學校教育,是適合我國國情的一種積極發展成人教育的舉措。

(六)建立比較規範的大學開放製度

1949年12月16日,《政務院關於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的決定》指出,設立中國人民大學,接受蘇聯先進的建設經驗,並聘請蘇聯教授,有計劃、有步驟地培養新國家的各種建設幹部,以滿足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需要。為了使高等教育進一步正規化,1953年,國家政府成立了高等教育部,這為我國高等教育在進行院係調整和教學改革過程中進一步加強管理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院係調整後,為進一步挖掘全國現有高校培養各方麵建設人才的潛力,讓更多的在職工農和幹部接受現代理想文化知識教育,函授大學和夜大學的創辦被列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從此,高等學校的函授教育和夜大學教育在全國範圍內逐步開展。

三、成人教育學科概況

1949—1965年的學科概況包括如下三個方麵。

(一)成人教育新體製的建立

我國逐漸形成了以工人、農民、幹部教育為主體的初、中、高層次相結合的新的成人教育體製。1949年9月製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教育部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和教育部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工作會議,都提到了工農教育和幹部教育問題。1951年10月,政務院發布的《政務院關於改革學製的決定》,確立了工農教育、幹部教育和掃盲教育製度,並以法令的形式確定下來,逐步建立各自比較完整的業餘教育製度。這樣初步形成了有社會主義特色的成人教育製度。

(二)成人教育著作的出版和論文的發表

我國成人教育著作有戴維的《南斯拉夫的成人教育》(陳羽綸等譯,1963年)等;論文有40多篇。

(三)成人教育重要會議的召開

1950年,北京召開了全國工農教育會議,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的首次成人教育專門會議。會議指出要重視工農幹部的文化學習,掃除工農幹部中的文盲,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①

四、成人教育學科研究

1949—1965年的成人教育學科研究主要圍繞掃盲教育、業餘教育、幹部教育、函授教育等進行。這幾種教育的名稱從具象出發,是一種較為直觀的指稱。它們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學科建製思想。成人教育學科的研究對象逐步增多,包括工人、農民等人群,而且研究的教育方式逐漸更新,增加了函授教育等內容,對教育靈活性的研究增多。成人教育學科研究既主動借鑒國外研究成果與經驗,又及時總結國內舉辦成人教育的實踐成果,其社會教育、民眾教育特征突出,政策痕跡明顯。

(一)掃盲教育研究

我國掃盲教育研究逐漸走向**,大致呈現兩方麵的特點:一方麵與拚音字母的教學結合起來,另一方麵又及時總結實際工作的成果與經驗。

陳潤齊在《試用拚音字母幫助掃盲》(1958年)一文中針對拚音字母幫助掃盲工作提出四點意見:第一,使用拚音字母幫助掃盲的目的和要求;第二,關於教學上的幾個問題;第三,如何進一步鞏固提高的問題;第四,打破常規,克服保守觀念,解放思想。①

周有光在《拚音字母和掃盲教育》(1958年)一文中從三個方麵進行論述,闡明了拚音字母在掃盲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首先,主張重視拚音字母,主要從小學普遍采用拚音字母,掃盲采用拚音字母,消除保守的思想這幾個方麵進行論述;其次,提出拚音字母能幫助認識字音、了解字義、加快學習速度;最後,提出拚音字母能幫助鞏固學習、提高學習,便於無師自修。②

《充分發揮拚音字母在掃盲和業餘教育工作中的作用》(1960年)一文針對拚音的教學建議,談及其在掃盲和業餘教育中的作用。③同時,還有《本省各地積極推行拚音字母掃盲》(1958年)、許重的《全國農村掃盲和業餘教育會議座談注音掃盲》(1959年)、《安徽肖縣注音掃盲和業餘教育蓬勃開展》(肖縣的正確名稱為蕭縣)(1960年)等文章對這一問題也進行了論述。

在各地掃盲教育的工作經驗總結中,楊廷孚在《談談在普及教育和掃盲工作中的體會》(1958年)一文中通過介紹許昌專區的普及教育工作,主張在教育建設中樹立群眾觀點,發動群眾辦學,配合生產需要來進行,並以郾城縣(今郾城區)白坡鄉的普及教育為例,總結了經驗:邊宣傳,邊規劃,邊行動;突擊一點,全麵開花;十天計劃,七天完成。該文章指出,在鞏固新辦學校時,推廣經驗並及時處理新問題。①

吳山在《大辦業餘教育和徹底掃盲是全黨全民的大事》(1959年)一文中提出掃盲和業餘教育步入新**,並總結了經驗;堅持黨委掛帥,層層思想發動,因勢利導組織入學新**;層層組織訓練骨幹,大力培養群眾教師;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組織有關部門的力量,通力協作;以生產為中心,生產、學習統一安排,相互促進等。②

《開展工地掃盲和業餘教育的初步經驗》(1960年)一文通過分析掃盲和業餘教育的工作實踐,總結了初步探索的工作經驗:第一,黨委加強領導;第二,在黨委的領導下采取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第三,根據基層建製和民工居住情況,分班並任命相應負責人進行管理;第四,教學密切結合生產;第五,抓緊師資培訓工作。③

《農村掃盲和業餘教育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1962年)一文通過分析對掃盲和業餘教育的調查情況,提出應認真解決農村掃盲對象問題、農村掃盲教師問題、農村掃盲教學時間安排問題和掃盲的組織形式問題。④

另外,關於掃盲教育的工作總結還有《我省農村掃盲和業餘教育蓬勃發展——常年夜校越辦越興旺 冬季業餘教育乘勝開展》(1965年)、鄒德基的《波陽縣積極踏實開展掃盲和業餘教育工作》(1962年)、高會興和張輝的《學習文化是群眾的迫切要求》(1960年)、《農村掃盲、業餘教育繼續大發展,並抓鞏固提高工作》(1960年)、《江蘇全省各地大張旗鼓——大辦業餘教育向徹底掃盲進軍》(1959年)、《配合掃盲、業餘教育的幾點做法》(1959年)、詠禾的《為祖國的文教建設事業而努力——記報考高等師範的小學教師、掃盲教師、工農教育教師座談會》(1954年)等文章。

這些研究者多工作在掃盲工作的一線,他們將掃盲工作的體會以經驗和問題的方式梳理出來。盡管這些體會停留在調研報告的理論研究水平,但是從完整和真實的角度來說,有不可多得的文獻價值;從實踐和應用的角度來說,又有不可多得的指導和推廣價值。理論來源於實踐,又在一個更高的層麵上指導實踐,這正是成人教育學科的價值所在。

(二)業餘教育研究

業餘教育研究在成人教育學科探索過程中也逐漸顯示出其獨特魅力,不僅有針對工人農民業餘教育的經驗總結,而且有關於業餘教育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探索研究。

在工人業餘教育的工作經驗總結中,《開展工人業餘教育的幾點主要經驗》(1950年)一文主要從工人學習普遍存在學習要求,發動組織工人參加業餘學習的步驟和工作經驗成果總結三個方麵進行論述。其中,發動組織工人參加業餘學習的步驟主要包括三個方麵:思想發動、及時解決困難和鞏固發展學習成績。工作經驗成果總結主要從民主選聘教師、教學方法和建立領導機構三個方麵進行論述。①

江淩在《工人業餘教育的三個問題》(1950年)一文中針對領導方針方麵存在的三個問題進行論述:第一是處理解決學習和生產的關係與矛盾問題;第二是文化學習與政治學習和技能學習的關係問題;第三是業餘教育的組織形式與所謂正規化問題。②

楊允華在《石景山發電廠是怎樣堅持辦業餘教育的》(1962年)一文中針對堅持不懈地開展業餘教育的體會進行論述:第一,黨委重視,加強組織領導,發動群眾,堅持學習;第二,組織與領導好專職教師隊伍;第三,不斷改進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①

李葵發在《目前生產部門業餘學校發展中的幾個問題》(1959年)一文中主要論述的問題有:政治教育、技術教育、文化教育相結合的問題;普及和提高、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相結合的問題;速成與循序漸進相結合的問題;多樣性和統一性相結合的問題;堅持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問題。②

在農民業餘教育的工作經驗總結中,徐高明和楊冠在《對於農民業餘教育工作改進的幾點意見》(1953年)一文中論述了農民業餘教育出現的問題:“日夜巡視”的方法需要改變;要及時發現問題並豐富實際教學經驗,加強對民校教師的領導;行政工會應抓緊學習工作並進行思想教育;解決農民工作與休息的矛盾的問題。文章進一步提出相關建議:第一,從小農經濟的生產現狀出發,多組織小組學習;第二,教師要主動與幹部聯係,主動配合其工作;第三,要組織教師學習,積極培養民校教師。③

《我們是怎樣開展業餘教育的》(1964年)一文主要從五個方麵對開展業餘教育進行論述:第一,依靠黨的領導是辦好業餘教育的根本保證;第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動員與組織青壯年自願入學;

第三,學習形式多樣,教學服務生產;第四,充分利用與發揮農村知識青年及假期還鄉學生的作用;第五,發揮各個組織的作用,四套人馬(團、婦、民兵、小學)一齊動手。④

除此之外,還有《配合農村生產,大力發展農村業餘教育》(1959年)、《當前業餘教育的重要任務》(1960年)、《在民辦小學裏辦業餘夜校》(1963年)、《積極努力,實事求是地開展農村業餘教育》(1963年)、《用革命精神辦好職工業餘教育》(1964年)、《積極辦好農村業餘教育》(1964年)等文章也對業餘教育經驗進行了反思總結。

馬敘倫在《關於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的報告》(1951年)一文中介紹會議基本情況的同時,還總結出以下共識:第一,明確加強工農教育的重大政治意義;第二,介紹工農教育的實施方針;第三,明確工農教育是一項巨大的群眾運動;第四,會議通過《關於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幹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指示》。①

在業餘教育與各職業的生產實踐相結合的探索研究中,《努力做好中等學校教師業餘進修的工作》(1955年)一文提出,為了加強在職教師業餘進修工作,首先應該明確在目前條件下,業餘進修是提高在職教師最重要的、切合實際的辦法。各省市通過教師進修學院及函授教育的方式,組織教師進行業餘進修,這對於提高教師水平和教育質量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教師業餘進修遇到的困難,主要是進修時間問題。其次是在職教師業餘進修工作進一步製度化和正規化問題。中等學校教師業餘進修的主要形式是教師進修學院和高等師範函授教育。教育部的指示中,對於進修年限、招生對象、領導體係、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都做了原則性的規定。為了貫徹教育部的指示,開展教師業餘進修工作,省教育局應做全麵規劃的充分準備,並取得各方麵的密切配合;還要加強領導,隨時監督檢查,及時總結經驗,發揚優點,糾正錯誤,使教師業餘進修工作能有計劃、有準備、有領導地進行。②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關於加強中等學校在職教師業餘進修的指示》(1955年)一文提出,為了把教師業餘進修工作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做出如下指示:首先,目前教師業餘進修的主要任務是把現有中等學校不夠師資專業程度的教師提高到師資專業程度。其次,從設立方式、修業年限、教學計劃、教學形式等方麵對教師進修學院做出一係列的規定。同時,對函授教育的辦理情況進行規定,主要包括高師函授教育的辦理主體、招生地區、教學計劃、教學形式和領導主體等方麵。另外文章還指出教師業餘進修是提高在職教師的政治與業務水平的主要形式。對於未能參加教師進修學院或高等師範函授學習的教師來說,應由教育局鼓勵,並組織他們成立進修小組,在業餘時間進行集體學習和個人學習,共同討論。①

鼎銘和金泯在《談談圖書館幹部業餘教育中的幾個問題》(1960年)一文中針對圖書館幹部業餘教育中的幾個問題進行論述:業餘教育必須靈活多樣;課程安排必須切合實際;各門課程必須突出重點,明確觀點;充分運用群眾路線的教學方法;發動群眾不斷整頓教學工作;大力培養師資。②

除此之外,還有《大辦圖書館業餘教育》(1960年)、《在地質係統中大辦職工業餘教育》(1960年)、李憲夫的《大辦新聞業餘教育》(1960年)、《自力更生培養建設人材——江西拖拉機廠堅持開展職工業餘教育的經驗》(1964年)等文章對業餘教育進行了研究。

業餘教育研究覆蓋各行各業的實踐探索,有工業、農業,也有教育、文化等行業。這些研究有課程教學的研究,也有組織管理方麵的研究,還有關於作用和意義方麵的研究;這些研究將業餘學習的實施步驟和工作經驗總結出來,使經驗能夠在更廣的範圍內進行推廣。

(三)幹部教育研究

幹部教育研究由來已久。由於幹部教育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幹部教育內容和方式都有特殊的意義與價值,在研究中進一步揭示了幹部教育的政治功能和政治影響。

工農幹部教育,也有相關工作經驗的總結。比如,《大力加強工農幹部教育》(1950年)一文指出,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的主要收獲之一是確定了工農教育的實施方針:應著重加強工農幹部和積極分子的教育,並有條件地推廣到有組織的男女青年和迫切需要學習的工農群眾中去。①另外,會議上指出創辦了中國人民大學,以及18所工農速成中學、工農速成小學等。但工農教育的發展也存在一係列的問題:這些學校中有的是剛剛開始創辦(如中國人民大學、工農速成中學),有的是各地各自為政,缺乏統一方針的領導,也有的還是有名無實(如某些在職學習)。會議上還反映出各地對保送工農速成中學的學生所采取的不嚴肅的態度,缺乏全麵的計劃。總之,當時的工農幹部教育的措施還遠不能滿足工農幹部和國家的要求。所以,該文章指出首要的問題還是充分認識工農幹部教育重大的政治意義,並由此提出希望在這次會議之後,在全國範圍內幹部教育產生**的局麵。

《亟應加強培養工農幹部的教育——慶祝五一節》(1953年)一文介紹了工農幹部教育工作采取的措施,如開辦中國人民大學、工農速成中學、工農業餘中學,頒布新學製等,還從糾正和克服培養工農幹部的錯誤思想和培養工農學生方麵提出建議。②

《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關於在職幹部政治理論教育三年計劃》(1953年)一文主要針對在職幹部理論教育從加強思想領導和學習內容方法兩方麵進行論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關於這一教育的計劃。①

王林華在《努力做好政法幹部教育工作》(1959年)一文中從個人體會的角度,就政法幹部教育的四個問題進行論述:第一,做好政法幹部教育的關鍵,是正確貫徹執行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第二,政法幹部教育應該實行理論、政策、業務教育相結合,以理論、政策教育為主的原則;第三,在教學中充分運用群眾路線的方法,是全麵而具體地貫徹實施黨的教育方針的重要保證;第四,政法幹部教育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②

這些凝練出的寶貴的幹部教育思想在以後的幹部教育實踐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幹部教育要堅持黨的領導,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要與業務教育相結合。它既是幹部教育工作實踐的指南,也是幹部教育理論的寶貴財富。

(四)函授教育研究

成人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函授教育。這個階段的函授教育研究,不僅有函授教育工作經驗的總結,而且有針對函授生自學問題的思考,以及針對函授教育與相關職業結合起來的函授教育論述。

關於函授教育工作的經驗總結如下:《辦業餘函授師範學校的經驗》(1952年)一文主要從三個方麵進行論述。具體內容為:我們是怎樣進行教學工作的,函授學員是怎樣進行學習的,一年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意見有哪些。首先,論述教學工作的開展時,主要從教學計劃、教材編寫的方法和教學方法三個方麵著手,同時總結工作中的創新方法:介紹優良作文、印發學習資料、推薦參考書、實地考察學員的學習情況和召開座談會等。學員的學習分為三種類型。其次,總結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如學校的性質和目的問題、教材問題、教法問題、學習時間問題和領導問題等,並相應提出相關意見。最後,結合自身工作經驗,結合函授教育和農村小學教師的學習,提出今後工作中應注意方針任務、教材教法和組織領導等方麵的問題。

胡林昀在《中國人民大學一年來的函授教育工作》(1954年)一文中從函授生的政治理論學習、學習效果檢查、函授生的學習習慣和函授生的文化程度等角度進行分析,總結了函授教育這一形式的成果,同時總結了由於對函授教育的認識不夠、缺乏經驗等所帶來的參考資料和學習時間保證等方麵的問題。該文章將函授教育工作的體會總結為四點:第一,在職幹部教育中係統學習政治理論與專業科學知識,采取正規的函授教學製度和教學方法,其效果是值得肯定的;第二,函授生自覺積極地堅持學習是學好的關鍵。第三,函授生所在地區積極支持函授生的學習,定期檢查和加強思想領導,對推動函授生的學習起著重要作用;第四,函授生的住地分散,因而對函授生學習的監督、促進和檢查是必不可少的。①

楊福山在《東北師範大學的函授教育》(1984年)一文中指出,東北師範大學在1953年1月開始組織實施函授教育工作。文章首先從教育方針和教學計劃、教學組織領導、教學形式、編寫函授教材和出版刊物四個方麵對函授教育工作的基本情況進行介紹。其次針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主要從五個方麵進行論述:一是各級教學行政領導與教學組織機構不健全,教學人員不足;二是教材不適合函授生的程度;三是函授生的思想問題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四是函授生的文化基礎薄弱,自學函授教材存在困難;五是有關教育局對函授教育的重視程度和關心幫助不夠。最後從多方麵對一年多的函授教育工作實踐的體會進行總結:在肯定函授教育工作正確有效的基礎上,探討借鑒蘇聯的函授教育經驗;上級領導對函授教育的重視;教材的編寫與資料的印發;函授生學習時要有一定的知識基礎和自學能力;函授教育工作對教學的影響;創辦函授教育要有較充分的準備等。①

《開原函授站領導教師函授學習的初步經驗》(1955年)一文指出開原函授站是在1953年建立的。文章對工作經驗進行了總結:首先,通過製訂統一計劃,將函授站和站主任任職校的工作有機結合。其次,加強函授站與函授學員任職校的密切聯係,注意對函授學員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實際工作中,重點抓住以下幾個環節:第一,製訂周密的工作計劃;第二,加強對函授學員的學習領導;第三,重視小組工作;第四,發現問題,及時處理並加強思想教育;

第五,充分發揮幹事的積極主動作用。再次,加強對函授教學的具體領導。最後,關心函授教師和函授學員的生活。②

同時,還有《我校函授專修科的教學工作》(1956年)、《四年來函授教育工作總結》(1960年)、《廣泛開展夜大學和函授教育》(1955年)、《必須采取積極措施開展高等師範函授教育》(1955年)、白馬的《積極開展函授教育》(1962年)、張宗堯的《積極開展函授教育》(1963年)等文章對函授教育進行了研究。

關於函授教育中函授生自學問題的思考如下:《怎樣組織領導函授生自學》(1956年)一文指出,函授教學的基本形式是函授生獨立自修教材。它既需要函授生具有獨立學習的能力,也需要函授生所在機關保證學習時間,也需要學校組織指導函授生自學。組織領導函授生自學的方式,主要包括組織函授生有計劃地學習;指導函授生自學教材;指導函授生在深入理解和掌握課程基本內容的基礎上完成作業與複習題;開展一些講授和輔導工作;密切與函授生所在機關的聯係,注重對函授生學習思想的指導,貫徹執行學習製度。①

《指導函授生自學的幾點經驗》(1956年)一文針對函授生獨立自學的特點,提出並論述了四種學習方法:要求函授生製訂自學計劃,貫徹執行計劃;編寫學習指導材料,介紹學習方法、步驟,指導函授生自學教材,完成作業;注重作業批改,指導函授生改進自學的方法,督促函授生完成學習計劃;組織小組互助,開展輔導工作,幫助函授生解決疑難問題,複習、鞏固所學的知識。②

對函授教育與具體職業進行的探討如下:《郵電函授教育的創辦和發展》(1959年)一文針對郵電部的背景與函授教育的發展情況進行了介紹,總結了郵電函授教育發展的成績與經驗:依靠黨的領導,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培養紅專人才;統一領導,分級負責,發揮各級企業大辦函授教育的積極性;結合企業生產和職工特點采取靈活多樣的學習方式;因地製宜,千方百計地解決教學輔導問題;正確地發揮函授教育在職工教育中的積極作用。另外文章還針對取得這些成績的原因進行了分析。③

《積極開展函授教育,迅速培養圖書館在職幹部》(1960年)一文針對開辦的圖書館學函授班,從教育方針、培養目標、課程安排等角度進行論述,將函授教育與圖書館的相關工作結合起來,從而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業餘教育,提高本單位在職幹部的水平,推動圖書館事業的發展。④

《大辦高等函授醫學教育,培養更多的高級醫藥衛生幹部》(1960年)一文針對高等函授醫學教育座談會進行介紹,主張各單位重視高等函授教育的相關工作。①

除此之外,關於函授教育的相關研究還有《明確任務提高認識進一步辦好師範、函授教育——省教育廳召開全省師範、函授教育工作會議》(1963年)、《為回鄉青年舉辦函授高中》(1964年)、成克堅的《以搞好樣板田為中心開展函授教育》(1965年)等文章。

函授教育有不同於普通高等教育的顯著特點。這個階段的函授教育研究努力探索函授教育的規律,研究如何通過麵授和自學相結合的方式達到好的教學效果,通過郵寄輔導材料輔助自學來實現教學目標,探索普通高等教育走向大眾、走向社會的有效途徑和方式。

(五)借鑒國外成人教育經驗

從世界範圍來看,這個階段的成人教育研究已經有長足的進步,但是,由於當時特定的環境,借鑒蘇聯成人教育經驗的居多。蘇聯的掃盲教育、函授教育、工農教育的經驗等被大量翻譯介紹,形成的理論成果指導了當時新中國的成人教育實踐,也為新中國的成人教育理論庫提供了重要的寶貴成果。

《蘇聯的成人教育和師資訓練——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演講詞》(1950年)一文主要對蘇聯的成人教育情況進行介紹,對掃除文盲教育、成人教育工作和師資訓練著重進行闡述,為我國成人教育的發展提供借鑒和參考。②

《美國成人教育的哲學和爭論》(1960年)一文主要對成人教育係統進行了探討,如成人教育哲學問題。文章也有關於成人教育目的的一些重要見解:成人教育的作用是幫助人們學會認識事物,成人教育的目的是增進人們發揮社會功能行為的能力;應將成人教育的主要目的與社會發展聯係起來。另外,文章還對關於機構的爭論和勞工教育的情況進行介紹。這些都對我國成人教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②

除此之外,還有菲力波夫的《蘇聯怎樣掃除文盲——在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上的經驗介紹》(李敬永譯,1950年)和卡爾波娃的《蘇聯工人速成中學——在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上的經驗介紹》(李敬永譯,1950年)等文章對國外經驗進行介紹,開拓了我國成人教育學的發展思路,並為我國成人教育學的發展帶來一定的借鑒經驗。

其中,關於借鑒國外研究經驗的著作主要有:《蘇聯的教育》(許孟瀛編譯,1950年);工農教育叢刊編委會的《蘇聯的掃除文盲運動和工人教育》(1950年);加拉什尼科可的《三十年的蘇聯教育》(徐警青譯,1950年);慕斯的《蘇聯的教育製度》(劉炳藜譯,1950年);比提斯金的《蘇聯全麵教育》(成慶生譯,1950年);米定斯基的《蘇聯的人民教育》(李敬永譯,1953年);戴維的《南斯拉夫的成人教育》(陳羽綸等譯,1963年)等。

1949—1965年,不僅有國內經驗的匯總,而且有對國外研究的翻譯介紹,前期主要介紹蘇聯的經驗,後期介紹的其他國家經驗逐漸增多。這給我國各種類型的成人教育發展帶來參考和借鑒,對我國成人教育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我國的成人教育學研究在借鑒中是主動的,是有選擇的,也是有重要原則的。成人教育學研究首先從價值目標來看,有一致性;其次從內容體係來看,有模仿性;最後從作用功能來看,有實用性。這些國外的研究經驗,為中國成人教育學人所樂道,也為中國成人教育實踐所服務。

五、成人教育學科特點

1949—1965年,成人教育學科發展有政策的導引、支撐,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確定了工農大眾的教育主體,確定了成人教育學科的使命價值,也確定了與實踐結合的務實精神,更確定了為政治服務的大局意識,表現為如下特點。

(一)不忘初心,堅持民眾為主體的成人教育學科理念

成人教育學科研究,是從各種類型的成人教育入手的,不管掃盲教育、業餘教育、幹部教育,還是函授教育,都主要針對工作開展情況進行成果經驗的總結。這有利於成人教育學實踐的發展,也為成人教育學理論的發展奠定基礎。

(二)不忘使命,堅持國家戰略為基礎的成人教育學科建構

成人教育學科體係具有國家主導的性質,這個新學科建什麽,如何建,在相關的政策和文件中都有了具體的規定。從教育指向的大眾性、教育主體的民眾性、教育對象的廣泛性、教育空間的靈活性、教育形式的多樣性到教育門類的互通性,都有不同階段的政策作為基礎和動力,與一個積貧積弱的民族的崛起緊緊地聯係在了一起,有新生國家的欣喜和稚嫩,也有新生國家的追求和理念,為後來的成人教育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成人教育學始終圍繞民主政權建設、國民經濟複蘇、解放生產力、提高國民文化水平的主軸而展開,始終把發展教育事業作為鞏固社會主義製度和開創國家經濟建設新局麵的重要依靠,在實踐和思想理論上都做出了重大的曆史貢獻。在成人教育學研究過程中,廣大研究者充分認識到,各種形式的成人教育的發展與生產實踐相結合,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而且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素質。教育形式也日益多樣,針對工農幹部的需要,業餘教育、函授教育等多種教育形式應運而生。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我國成人教育實踐如火如荼地進行。所以,成人教育研究的發展,離不開國家政策的響應與號召,緊跟時代步伐,貫徹執行國家方針政策,呈現出相應的成人教育學科發展的特點。

(三)不忘本土,堅持彈性學習製度的成人教育學科特色

成人教育在總體目標上,要按照社會發展的需要注重對社會的適應性,我國當時的兩種教育製度正與成人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規格相一致。不僅如此,成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思想也為我國當今崗位培訓和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四)不忘政治,堅持規範教學製度的成人教育學科堅守

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向全國頒布的《關於掃除文盲的決定》指出:“在全國範圍內積極地有計劃有步驟地掃除文盲,使廣大勞動人民擺脫文盲狀態,具有現代的文化,這是我國文化上的一個大革命,也是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項極為重大的政治任務。”1949年以後,我國的業餘教育方針是“速成的、聯係實際的,但又是正規的”。這個“正規”不是指講究學習形式、學習地點和上下課的種種規矩,而是指農村掃盲工作有一套較為完整的規章製度,對掃盲目的、動員政策、掃盲標準、課程、學製、教學經費、教學考核、教學公約、教材都做了比較詳細的規定。第一,在課程設置上,它規定政治課、識字課為主要科目,規定掃盲群眾的日常生活秩序和社會實踐。第二,在掃盲標準上,國家根據經濟、文化、生產技術發展和社會要求進行規定與變更。1953年11月,全國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提出農民應認識1000個常用漢字,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常用便條、收據。1956年3月,《關於掃除文盲的決定》提出將識字量提高到1500字,增加適當的珠算內容。第三,在教材編寫上,根據群眾所需,教育部除統一編著《農村日用雜字》《實用四言常識》《農民語文課本《算術課本》外,還要求各地區有相應的補充教材;出版《學文化《掃盲通訊》等雜誌,提倡“書報下鄉”,建立農村閱覽室、圖書館配合掃盲工作。第四,在師生關係上,規定兩者應緊密配合,要求教員了解學員的性格特征,切實關心他們的疾苦,要求學員積極學習,配合教員的工作,對優秀教員、學員進行適當

六、成人教育學科發展的反思

實踐的高度和水平決定了理論的高度和水平。從理論研究來看,針對成人教育實踐活動中出現的問題進行的行動研究最為普遍,經驗總結性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但有關成人教育理論與學科體係的研究寥寥無幾,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成人教育研究的學術水平而言,差距較大。這種狀況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後才有了根本的改變。①

(一)缺乏專業的研究團體和機構

成人教育學科有自身的特殊性,它的基因與相關製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政策規定框架體係、核心理念和價值訴求。頻繁出台政策,但是成人教育學的理論研究滯後,要更好地適應社會經濟和成人教育發展的迫切要求,迫切需要研究主體的多元化。從初期來看,雖然成人教育研究主體涉及的行業較廣,但是專業的研究人員很少,而且大多數的專業研究人員主要集中在一線的實踐者,高校的教師和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參與較少,影響了理論的先導作用。研究主體要實現多元化,一方麵應進一步充分發揮成人教育學會學術研究團體和成人教育研究機構的學術研究與交流功能,發揮專業成人教育團隊的核心骨幹作用;另一方麵需要進一步提高社會對成人教育的關注程度,改變傳統觀念,調動社會各界相關人士,特別是一線的成人教育工作人員,以形成更強大的研究力量,加快成人教育研究的發展步伐。

(二)注重經驗描述,有待科學化

成人教育研究仍然過分注重經驗總結,忽視先進的理論引導,其理論積澱極為匱乏。我國成人教育學的相關研究大多是對我國成人教育實踐,如掃盲教育、幹部教育、職工教育等的簡單梳理和記載,滲透其中的方法大都是一些簡單常見或者各學科通用的具體方法,如調查法、問卷法、訪談法等,還沒有上升到方法論的高度對成人教育進行理論上的闡述和演繹。這一問題固然與成人教育發展時間短、研究群體不成熟密切相關,更與成人教育研究領域缺少理論興趣及長遠的戰略眼光,缺乏研究方法的關照和研究範式的推廣直接相關。

我國成人教育學研究還處在探索階段,成人教育學科理念初步形成,成人教育學科門類初步建立,成人教育學科特點也初步彰顯,為以後成人教育學科的發展奠定了重要而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