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闊少”到政協副主席
羅明錦口述 汪一立 嶽楠整理
羅元俊，原名羅元浩，1921年7月1日出生於成都一個豪門紳士兼民族實業家家庭，與中共的成立同年同月同日。或許是“純屬巧合”，或許是“命中注定”，在羅元俊的漫漫人生中，其均離不開與中共的肝膽相照和風雨曆程。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重慶國泰影院經理夏雲瑚的引薦下，著名戲劇家陽翰笙和“左聯”戲劇導演應雲衛找到當時正在成都光華大學讀書的羅元俊。
他們告訴羅元俊，上海影人劇團準備在成都上演宣傳抗日救亡的話劇，以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華的殘暴行徑，從而喚起成都人民的義憤，壯大抗日力量，希望他能說服父親，為上海影人劇團提供演出場地。作為進步學生的羅元俊，心裏十分清楚：當時雖是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時期，但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政策骨子裏卻是根本沒有什麽改變的，其僅僅是從公開的屠殺轉為隱蔽的迫害。因為陽翰笙和應雲衛是“左聯”的人，如果要為影人劇團提供演出場地，無疑是會給自己招來麻煩的。
然而，抗日救亡，匹夫有責。他顧不上過多地考慮個人安危，便毅然一口答應了陽翰笙和應雲衛的要求。回到家中，羅元俊向父親羅仲麒陳述了救亡的道理後，羅仲麒立即表示歡迎，並將最好的智育電影院交給上海影人劇團使用。
12月11日，上海影人劇團在智育電影院拉開帷幕，歡迎各界人士觀看演出。影人劇團中，有我國著名的電影演員白楊、謝添、吳茵、項堃、顧而已、施超、魏鶴齡、章曼等，為成都人民演出了《盧溝橋之戰》《沈陽之夜》《流民三千萬》等宣傳抗日救亡的話劇，觀眾人如潮湧，盛況空前，在成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極其強烈的反響。
與此同時，配合當時情況，智育電影院還是中共黨組織的秘密據點和進步人士公開講演、活動的場所。馮玉祥將軍和當時處於地下的中共成都市委書記侯方嶽等，都曾在此進行過多次公開演講。每當他們在這裏公開演講有關團結統戰、抗日救國的宣傳內容時，台下的愛國進步師生、新聞記者以及各界人士等，便會反應強烈、群情激憤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
為了使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的演講宣傳活動更加安全，羅家父子特別在智育電影院的銀幕背後，專門設置了一間開設有三個小門的屋子：一個門通觀眾席的樓廂、一個門通電影院的辦公室、一個門通影劇院後門，其後門直通由羅元俊控股控製的益州旅館，十分隱蔽、方便。平常時期，他們可隨觀眾一起進場、退場，若遇緊急情況，則可以從後門撤退。當時，中共成華縣委和程子健的一些活動，就經常在此屋進行。
長期以來，地下黨組織一直在智育電影院活動，而一直沒有被國民黨當局察覺。羅家父子還經常為地下黨組織提供活動所需的經費，盡心竭力為革命事業默默地做貢獻。
與此同時，智育電影院還為地下黨領導程子健等資助經費，從而使程子健和羅仲麒家一直保持著深厚的友情。在與程子健密切的交往中，年輕的羅元俊深受其影響，不僅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而且思想覺悟得到很大的提高，使他從幼年時對國民黨的不滿，經過潛移默化、較為理性地走上了與共產黨風雨同舟的道路。
1940年初，因為羅仲麒年老體衰多病，便要求羅元俊從成都光華大學輟學，繼承父業，專事經營成都智育電影院。
羅元俊正式接替父親後，由於經營有道，在短短幾年之中，便通過投資控股，先後經營掌握了五家電影院和一家戲院，即原來的智育電影院、蓉光電影院（原人民電影院，現西南影都）、華瀛電影院（現雜技團原址）、春熙電影院（現人民銀行原址）、國民電影院（原提督街解放軍電影院）和錦屏戲院（祠堂街8號，現四川電影院地址），第一時間上演了昆侖影業公司拍攝出品的《八千裏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和《烏鴉與麻雀》等進步影片。
1946年6月10日，成都市影劇商業同業公會改選，25歲的羅元俊被選為常務理事長。這在當時的影劇業中，堪稱是首屈一指。
1946年7月11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李公樸被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過了4天，7月15日，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又被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
他們兩人都是因為反內戰、爭民主而被殺害的。他們的死，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紛紛集會抗議。為此，羅元俊冒險為成都各界人士追悼李、聞大會提供
蓉光電影院作為會場，並讚助了大會活動經費。
開會當天，在青年黨主席李璜代表各界民主人士致悼詞以後，即由張瀾代表民盟及李公樸、聞一多家屬致謝詞。這時，台下的特務紛紛敲打桌椅，製造噪音，並撕去懸掛在會場上的挽聯，將74歲的張瀾打傷。
甚至，羅元俊還接到特務的恐嚇信，說要殺死他。不久，智育電影院樓廂便發生了一次爆炸事件，幸好當晚觀眾少，隻輕傷了幾人。為此，羅元俊被迫隱姓埋名、避居他處，一時未敢回家。
1950年1月1日，成都解放後的第三天，羅元俊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和喜悅，趕到軍管會文管處，把成都影劇業的情況作了非常詳細的匯報，並針對當時黃色影劇充斥成都的情況，建議軍管會對各影劇院上演的影劇進行審查。
隨之，羅元俊以成都市影劇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的身份，召開了同業公會會員大會，以幫助政府作說服、教育工作，勸導同人繼續正常營業，不要偷稅，不要抽資，要上映進步影片和戲劇。同時，羅元俊還大力宣傳共產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城市經濟政策，在影劇界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羅元俊對政府布置的每件工作都積極帶頭，如捐寒衣、補交1949年下半年的所得稅，使全行業圓滿地完成了任務。為了早日完成任務，羅元俊還有意識地多分擔一些稅收任務，對確有困難的工商業主，他還用自己的資金幫助解決，從而為穩定局勢和鞏固人民政權，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從1950年5月成都市工商聯籌委會成立起，羅元俊就擔任了常委兼文教委員會主任和副秘書長的職務。而羅仲麒，則被特聘為四川省文史館研究員。
此期間，為國所想的羅仲麒、羅元俊父子一起自願帶頭捐獻了其所擁有影劇院的全部資產、股份，並放棄了他們自己應得的一切定股、定息。為此，羅家被評選為成都市的七大“開明紳士”之一，而被社會廣泛認同。
1950年秋，羅元俊作為成都工商界的傑出代表，接受邀請到北京參加中央人民政府召開的全國工農兵勞動模範代表會議。
1950年9月25日，全國工農兵勞動模範代表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開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劉少奇、朱德、張瀾、李濟深等中央領導出席會議。會議由朱德主持開幕式，政務院副總理陳雲致開幕詞，毛澤東致祝詞。會議期間，羅元俊等在懷仁堂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照相留念。9月26日下午6點，會議組安排勞模們在北京飯店參加國慶宴會。在宴會上，羅元俊代表成都人民，滿懷激情舉杯向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誌敬酒，以表達緊跟共產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
“十一”這天，羅元俊等興高采烈地登上天安門前觀禮台，參加了國慶觀禮。10月2日，大會閉幕時，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羅元俊等464人全國勞動模範稱號。
羅元俊壓根沒有想到，黨中央、中央政府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會對私營工商業者如此關懷備至、優遇有加，為此非常感動。
回到成都，當羅元俊把會議期間的所見所聞告訴給父親羅仲麒等家人後，全家人亦與他一樣，無不歡欣鼓舞，力量倍增！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在黨和政府領導下，身為成都市工商聯籌委會領導的羅元俊與黃魚門（時任市工商聯籌委會主任）等一起，積極團結全市工商業者努力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協助政府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方針政策，動員組織會員向政府申辦企業登記，打擊不法經營；參與市場管理，協助政府實行主要物資集中經營，限製不正當經營，平抑市場物價；協助政府調整公私關係，合理安排經營範圍，引導私營工商業接受國有經濟的領導，做到公私兼顧，各有所得，共同發展；促進各同業公會訂立勞資集體合同，建立勞資協商會議製度，改善勞資關係；指導各行業協調發展生產，改善經營，克服盲目發展；協助政府對工商企業開展定稅評稅，促進按時完稅；組織各行業參加物資交流會，上山下鄉購銷，促進商品流通，繁榮市場供應；發動各行業開展“愛國繳稅競賽活動”，保證繳納完成所有稅款。
1951年6月，全國抗美援朝總會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捐資購買飛機大炮支援誌願軍打擊侵略者。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捐獻活動中，全成都市工商界聞風而動，無論大商家、小鋪頭，都紛紛慷慨解囊。
在黃魚門、
羅元俊等市工商聯籌委會領導的努力下，全市工商界捐款達60億元（舊幣）。他們這筆捐款用於購買了4架戰鬥機，並“雄赳赳氣昂昂”地簇擁著飛機，參加了號召成都市民繼續踴躍捐獻支援抗美援朝的遊行活動。
1951年秋，由於羅元俊、黃魚門的出色表現，他們一起作為全國私營工商業者模範代表，被邀請到北京，出席首都慶祝建國兩周年國慶觀禮活動。
10月1日，羅元俊等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台，觀看了首都慶祝建國兩周年國慶閱兵式和群眾遊行。此後，中央政府組織他們在京津參觀了工廠農場和出席了各種座談會。
10月11日，羅元俊應邀參加了中國民建總會召開的全國工商界模範工作者座談會，使他認識了民主建國會的曆史、性質和任務等情況，並隨之加入了中國民建。
從北京回來後，羅元俊深深感到：新中國大有希望，並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前途有了更大的信心。
1954年12月25日，羅元俊被選為市工商聯秘書長。在主持日常工作並分管財務工作時，羅元俊深入基層，協助組織區工商聯收取會員會費，努力克服初期的經濟困難，從而解決了工商係統500多幹部職工的工資和活動經費，並改造了總府街的舊商會的辦公室和禮堂。
自市工商聯成立以來，為人低調、靠一份薪水養家糊口的羅元俊幾經風雨，先後經受了“反右”、“三年困難時期”等，更加沉穩、睿智。
“文革”十年動亂期間，羅家僅存的居住地也在劫難逃，竟被“造反派”們先後連續抄了無數次家，導致家裏最後隻剩下木床和圓桌各一張，使得羅元俊的女兒隻好睡在一張門板上。
但即使是在這樣極端惡劣的非常時期，矢誌不渝的羅元俊也從未動搖過對黨的忠誠、信賴和他對建設社會主義的堅強信念。
黑暗過去是光明。“文革”結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來，羅元俊先後擔任了成都市工商聯的副主委、主委，繼續信心百倍地為工商聯的恢複和發展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此期間，黨和政府為落實工商人士財產政策時，一副市長特向羅元俊征求意見，問他總府街及其他多處房產應該怎麽處理、有什麽要求時，他竟考都沒有考慮，就笑了一下，提筆簽字表示完全放棄。
1979年12月後，羅元俊曆任四川省工商聯副主任、成都市政協副主席、四川省工商聯主任委員（會長）、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1993年，根據經叔平有關由全國工商聯牽頭，辦一家以民營企業投資為主的股份製商業銀行的講話精神，羅元俊主持了四川民生銀行的籌建工作。而他的女兒羅明錦（時任四川省工商聯副秘書長，後任四川省工商聯副主任兼省商會副會長、四川省工商局副局長）與張建生（時任四川省委統戰部部長助理、經濟處處長，後任省工商聯副主任兼省商會副會長）等一起，共同參加了籌建。
1993年底，當何華章（時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等人自籌資金30萬元，在地處成都市人民北路省林業廳的一棟舊樓裏，創辦《成都商報》時，羅元俊、李宗坊等領導及其省市工商聯均給予了大力協助和支持。
1994年6月，按照全國工商聯的部署，在羅元俊的親自主持下，四川省工商聯率先建立了省光彩事業聯絡處。而後，羅元俊立即組織邀請部分非公有製經濟代表人士進行座談。7月，在省工商聯六屆二次執委會上,按照羅元俊的講話精神，14位非公有製經濟人士，率先發出倡議：每年籌集一筆資金，在貧困地區建一所光彩學校，免費為貧困地區培訓2000名人才，以幫他們早日走出貧困。
自從完全放棄自己的房屋所有權後，羅元俊全家就擠住在國家分配、地處成都布後街的一套80平方米左右公房內，而其他與他相同級別的領導幹部則大多都是住的兩套。在以後的日子裏，羅元俊又先後放棄了3～4次領導幹部分房，而是把更多的機會讓給其他比自己更迫切需要的同誌。
2004年5月1日，羅元俊因病醫治無效，在成都逝世，享年84歲。
四川省政協常委、省商標協會會長羅明錦在接受采訪時，滿懷深情地告訴筆者：“我父親他們那一代人幾乎都去世了，但是他們的精神不死、品格永存。這正如在父親追悼會現場，一副對聯所寫的那樣：‘為黨為國鞠躬盡瘁丹心照千秋，無私無畏光明磊落肝膽照明月。’”
羅明錦（四川省政協常委、省商標協會會長，原省工商聯副主席、省工商局副局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