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膽相照服從大局的王彥立
劉一 王宗立 鮮琦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時任全國工商聯主席、全國政協
副主席胡子昂和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民建中央主席、王彥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孫起孟，先後多次找到身兼四川省民建和工商聯領導的王彥立談話，並有意調他去北京工作，以備“接班”，但均被王彥立予以婉拒。
早在舊中國，王彥立與胡子昂、孫起孟等工商人士，就相互認識，彼此了解。
那麽，王彥立為什麽要三番五次婉拒“接班”、榮升的“美差”呢？一切均有著以下“客觀原因”：
王彥立,原名王貴虔, 土家族人，1913年3月14日出生於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龍潭鎮一個地主兼工商業者家庭。其父親王羽仲是當地有名的鄉紳，而王家則是這個重鎮上的名門望族。王羽仲為人謙和，慈善鄉裏，曾經擔任過酉陽縣的議會議長。
1927年，13歲的王貴虔在龍潭小學畢業後，考入上海江灣立達中學。
在上海就讀中學期間，王貴虔長期居住在五姑媽王寧萸家，並在其五姑父向傳義（四川仁壽人，早年留學日本軍校，曆任四川省建設廳廳長、第24軍副軍長、中將、四川省參議會議長等職，是中共四川地下黨重要的統戰對象之一）的幫助照料下，茁壯成長。
此期間, 王貴虔參加了中共領導的進步組織“讀書會”，並冒著“斬盡殺絕”的白色恐怖，積極從事進步活動。後因“讀書會”被敵人察覺，王貴虔被迫離校去杭州躲避。
兩月後,王貴虔用“王彥立”之名（沿用至去世），又重返上海, 並在複旦大學旁聽自修。 1935年冬, 王彥立正式考入複旦大學經濟係後，參加了由共產黨領導的“救國會”,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
1937年,日軍在上海發動“八一三”事變後，王彥立來到成都，在四川大學農經係借讀。期間,真誠愛國，追求正義和真理的王彥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夏,王彥立被任命為中共四川大學黨支部書記。1939年夏,王彥立離開川大，回到複旦大學繼續就讀，並任中共複旦大學黨支部書記。
1940年,王彥立大學畢業後, 先後任四川省銀行三等銀行員、重慶大信錢莊總務主任、安康銀行襄理,從而在極其複雜的環境裏,以銀行高級職員的社會身份作掩護,繼續從事愛國民主人士的上層統戰工作。
1942年,上級領導指派王彥立前往延安。但因突發性胃部大出血，他不得不到醫院去做胃部大切除手術。手術後，因為處於康愈療養期，王彥立先後兩次都無法按照事先的約定，到離成都幾百公裏外的內江椑木鎮，去跟直接聯係人肖澤寬（後來先後出任中共重慶市和北京市委組織部部長）接頭，從而使他不僅錯過了前往延安的機會, 並由此導致他脫離了與黨組織的單線聯係。
從此，王彥立一度被視為“動搖分子”對待，使其茫然若失，長時間十分低沉。
1944年春,王彥立回到成都，任啟明電燈公司副經理。
1944年夏,幾級周折，在董必武的派遣下，出於革命的需要，在成都從事上層統戰工作的地下黨員胡春浦，與王彥立接上了極為“特殊”、“心有靈犀”的工作關係。
胡春浦，1913年出生於四川渠縣，1931年到上海讀大學時參加中共領導的革命活動，並與共產黨組織建立聯係。1935年，加入中共，並經中共中央保衛部“特科”的訓練後，長期在上海、杭州、南京、廣州、四川等地活動。1939年後，受中共長江局葉劍英、李克農派遣，返回四川從事國民黨黨、政、軍、特和社會各界上層人員的情報、統戰工作，公開身份是國民黨四川省行政人員訓練委員會“黨務指導處”秘書、四川省動員委員會宣傳股秘書、視察員，而暗中卻在成都歸共產黨四川省負責人羅世文直接領導。
當得知胡春浦需要尋找一個掩護身份的職業時,王彥
立便將其化名為“胡少剛”，介紹到啟明電燈公司駐關口購煤處任主任。此後，為了便於工作聯絡,為地下黨的活動和組建黨的地下武裝籌措經費 ,王彥立與胡春浦一起開辦了小煤窯和煤炭廠。
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因啟明電燈公司的重要性 ,國民黨反動派極力企圖破壞。為此，王彥立遵照黨關於“保全企業設備,防止敵特破壞”的指示，積極展開鬥敵特、護電廠的工作。與此同時，胡春浦專門撥出經費，讓職工組織護廠隊，並通過王彥立的軍運關係，聯係負責破壞電廠的國軍軍官，讓他們為了即將到來的新中國，“放開眼光”、“手下留情”。
成都解放後, 王彥立便將自己的所有財產，捐獻給國家，以用於經濟建設，並向中共提出了希望繼續自己共產黨組織關係的要求。雖然黨組織承認王彥立過去為黨所做過的事情和他與共產黨的曆史關係，但卻被告知：以此前的社會地位和身份，以“民族資產階級”代表的身份從事社會活動，比參加“黨的工作”更為有利。
於是，組織上安排他擔任成都啟明電燈公司經理，並先後出任成都市電業局副局長和成都市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副主席。
1950年5月後,王彥立參加了民建。從1952年起，中國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也直到這時，人們才想起了先後就讀於複旦大學和四川大學，並有著豐富工商經濟管理經驗的王彥立。隨之，黨把王彥立安排去從事專職的“統戰工作”，讓他參加成都市工商聯的籌建工作,並在市民建、工商聯兩會組織中擔任領導職務。
從此,在黨的領導下,王彥立以極大的熱情，團結帶動市民建、工商聯兩會原工商業者認真學習《共同綱領》和進行“愛國,敬業,守法”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繼而，王彥立組織會員投身於社會主義建設，參加“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經受鍛煉和思想改造，並發動會員積極捐獻錢物、救災濟貧、認購公債、參與抗美援朝和協助政府平抑物價，穩定社會秩序。因為兢兢業業、勤奮不懈,王彥立被時任川西區主要領導譽為難得的經濟管理人才。
1958年至“文革”以前，王彥立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先後出任民建四川副主委兼秘書長、成都市工商聯主委和成都市政協副主席等領導職務。
新官上任三把火。1958年5月，中共第八次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創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後,剛剛擔任成都市工商聯主委的王彥立便立即動員會員接受政府對私營工業、手工業、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參與兩會，協助黨和政府做好合營企業清產核資、經濟改組、調整商業網點、人事安排、工資改革、定股定息等方麵的工作,對促進成都市1956 年1月實現全行業的公私合營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2年10月20日，在民建成都市第五屆委員會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王彥立被選為主任。
隨之,針對工商界部分人士所反映出的思想問題,王彥立主持領導民建、工商聯兩會成員認真學習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進行形勢政策教育,以幫助會員提高認識,堅定社會主義信念。
截至1966 年,在王彥立的領導下，成都市民建、工商聯兩會的組織建設工作得到積極穩妥的發展, 僅市民建就由1950年5月審查登記的18名會員發展到606名，並先後建立起工業、商業、機關等23個基層支部,為以後全麵開展會務工作,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組織保障。
“文革”時期,成都市民建、工商聯會務工作被迫中斷，王彥立受到“野鴨子”等“造反”組織的抄家、批鬥等不公正對待。
但是,王彥立在自己處境都還極為困難的情況下,還時常暗地接濟許多受迫害的黨內外知名人士,鼓勵他們堅信黨的領導,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從而體現出他崇高的品德和情操。
在那段時間，為了“避嫌”，王彥立與同事、朋友之間的來往
明顯減少，到他家裏來的客人，隻有工商聯和民建四川的領導羅元俊、陳祖湘、李宗坊等幾人。而在解放前，他們都是純粹的資本家。
責無旁貸。盡管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但王彥立仍然繼續忠實地扮演著共產黨交給他的“統戰”的工作角色。因此，無論是因“反右”受整的王家鼐、文保瑛和“文革”前去世的黃魚門等，還是四川很有名的民主人士，諸如民盟的彭迪先（王彥立在四川大學的老師）、民革的劉元瑄（原國民黨第24軍代理軍長、中將，解放後任四川省體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員等職）、朱戒吾（解放後任成都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副秘書長、市建設局副局長、司法局局長、民政局局長等職），農工民主黨四川省負責人劉雲波（著名婦產科專家）等，都跟他相交甚篤，情同知己。他們一生都將王彥立作為自己最為信任的摯友，而不僅僅是“領導”。
1976年10月, 粉碎“四人幫”後 ,在中共成都市委統戰部的支持下, 王彥立組織領導市民建、工商聯兩會臨時工作機構,集中精力整頓機關、清理會員,並積極開展學習,進行了一係列恢複工作。隨之, 王彥立協助黨政有關部門，對兩會會員在“文革”期間所造成的冤假錯案，進行了全部平反昭雪,從而使廣大會員感受到中共的政策溫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王彥立更加堅定地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一係列措施，並指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主席的功過,正確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30年來的曆史經驗教訓,指明了今後革命和建設的方向,是一部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的重要文獻。
1980年1月19日，在民建成都市第六屆委員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王彥立再次被選為主任。
1984年3月31日，因童少生突然病逝,由王彥立接任四川省民建、工商聯兩會主要領導職務。從此，王彥立根據四川省民建、工商聯兩會自身的特色和優勢,推動廣大會員及所聯係的工商界人士“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在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的服務工作中建功立業,從而走出了過去“配合形勢任務,抓思想改造”的舊格局；他組織領導省兩會開展經濟谘詢、工商專業培訓、海外聯誼、文史資料編撰、參政議政和智力支援邊遠貧困地區等,使省兩會工作不僅走出了新路子、創造了新經驗 ,而且取得了新成績、展現出了新活力。
此期間，全國工商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胡子昂和民建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孫起孟先後有意調王彥立去北京，以備 “接班”，但均被王彥立予以婉拒。
1989年1月，四川省工商聯第五屆會員代表大會在成都舉行期間，出席會議的328名代表選舉王彥立為省工商聯主任。
1991年7月,中央批轉《關於工商聯若幹問題的請示》的文件下達後,王彥立積極配合省工商聯黨組,組織領導工商聯實現職能轉換和組織結構調整的試點工作。他十分關心各地試點進程情況匯報,並提出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為推動新時期工商聯組織建設,培養起一支擁護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非公有製經濟代表人士隊伍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王彥立是省、市兩會有影響、有聲望的領導人,他先後在政府、人大、政協、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擔任重要職務,盡管社會事務,政務工作繁忙,但是他還經常親自深入基層視察和調查研究,並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等方麵的重大問題積極參與政治協商,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93年6月，第六屆省工商聯會員代表大會在成都舉行。鑒於身體原因，王彥立沒能出席會議，但出席會議的375名代表仍然選舉王彥立為名譽會長。
1993年9月3日，王彥立因病去世,享年80歲。
王宗力（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經檢總隊總隊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