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州，武興軍節度使府中，李嗣昭、李嗣源、李存審三節帥以及右羽林大將軍史建瑭剛剛拜領過天子詔書，如今正與充當天使而來的中書舍人馮道商議進軍蜀地事宜。
剛剛受封開國縣侯、拜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兼關中南麵行營都統的史建瑭看著馮道，沉吟道：“可道，如你方才所言，右相的意思大概就是讓我等兵分三路，一路取成州、階州並作出南渡羌水進擊文州之勢，一路取興州、過三泉，作出進擊利州之勢，再一路則直取興元府，是也不是？”
馮道點頭道：“總參之軍議，正是如此。”
史建瑭與三帥對視一眼，李嗣昭開口問道：“那正陽……嗯，右相可曾安排這三路兵馬如何分配？”
馮道老老實實地道：“老師未曾示下，隻說‘國寶既任副總參謀長，具體的作戰規劃方麵，須得有所擔當’。”
李嗣昭點點頭，看著史建瑭道：“那就是讓國寶拿主意了，國寶你說，怎麽打。”
李嗣源與李存審也道：“既是朝廷諭旨、右相親點，國寶，你就下令吧。”
史建瑭略微有些尷尬，他在三帥麵前屬於小字輩，雖然年齡相差不大，但軍中一向都是講資曆的，論資排輩起來，他還真有點不夠看。尤其是三帥都是右相的“朋友加兄弟”，他反過來指揮，更有些說不出的怪異。
按照史建瑭自己的看法，前次鳳翔之戰好歹名義上是右相親自掛帥，隻是他臨走前將指揮權交給自己，自己雖然也實際上指揮了三帥作戰，但畢竟是代右相行使軍令，與這次全然不同。這一次卻是鬧大發了，右相竟然直接把“關中南麵行營都統”給了自己，讓自己去指揮邠寧、保塞、天雄三鎮節度使，這未免……
當下郝然道：“某資曆淺薄、經驗不足……”
誰料李嗣昭直接擺手打斷道：“好端端地，你學那些文官作甚！我這麽給你說吧：正陽是我兄弟，他做事我放心，他既然看好你，決定讓你來指揮，那必然有他的道理。你也不要在乎什麽資曆、經驗，你都能考慮到，還怕正陽考慮不到？你就安心指揮，我要是不從軍令，你就直接拿刀把我的腦袋割下來給正陽送去，我李嗣昭要是皺一下眉頭，就不是帶把的廝殺漢！”
李嗣源聽了，也點頭道：“正是這般。”他曆來沉默寡言，但是有一說一，既然這麽說了，那就是真這麽覺得。
李存審則沉吟道：“國寶，你方才有此一說，某意，是因為你還未曾理解正陽的用意。”
史建瑭心下微微感動，卻被李存審這話弄得不解了，問道：“右相有何用意？”
李存審卻轉頭對馮道說道：“可道，你剛才轉述的那句話，且再說一次。”
馮道微微露出笑容，道：“老師示下：‘國寶既任副總參謀長，具體的作戰規劃方麵，須得有所擔當’。”
“這就是了。”李存審微微笑道：“正陽這是借此事來為總參謀部樹立權威。”
莫說史建瑭，便是李嗣昭和李嗣源也未曾想到這一點上。
李嗣昭心道：“我隻道正陽是特意做此事給我三人看，以示權威，因此我才那般回答，表示絕無不服之意，原來這其中還有別的原因。”當下也朝李存審望去。
李存審解釋道：“國寶的正職是右羽林大將軍，乃從三品，我三人為節帥，均為正二品以上，按理說這關中南麵行營都統應當在我三人之中選出才是正理。但正陽不僅未曾按此選帥，反而特意讓可道轉述了這麽一句話，其意還不明顯麽？”
李嗣昭眼珠轉了轉：“也就是說，這個總參謀部……”
“有作戰規劃和指揮之責權。”李存審肯定地道，然後問馮道：“可道，右相可還有什麽交代的麽？”他這次不稱正陽，卻稱右相，說明是正經地公務詢問了。
馮道笑著點頭，道：“右相說：‘參謀如果不帶長，便隻有規劃、建言之責，並無指揮之權。而一旦成了參謀長，則有負責日常作訓及指揮作戰之權’。”
李嗣昭立刻發現一個問題，問道：“參謀長配置到哪一級？”
馮道回答道：“目前隻配置到軍，不過右相說了，今後還要下沉一級。”
李嗣昭心中盤算，按照正陽目前的規劃，一軍為七千人左右，再下沉一級便是兩千人一個參謀長，剩下一千人是牙兵，估計不會設置參謀長，但那還有個問題。於是又問：“還有一事，若參謀長指揮作戰，那指揮使的指揮權怎麽辦？”
馮道平靜地道：“每個參謀長，會帶三名或以上參謀軍官，若對某一戰鬥指揮的決議，參謀長及參謀軍官全部與指揮使意見相左，則以參謀長的意見為最終決定；若指揮使得到任意一名參謀軍官支持，則以指揮使的意見為最終決定。”然後他微微一頓，補充道：“但若在這樣的情況下，該軍戰敗或出現明顯的指揮失誤，則總參謀部會追究失誤者之責任，並責成兵部、刑部等從重嚴懲。”
此言一出，三帥和史建瑭同時色變。
他們並不奇怪總參謀部的設立，隻是未曾料到參謀長的權力，竟然如此之大！
其實在中國古代軍隊中，參謀一職及相應機構早以有之，隻是各曆史時期稱謂各異而已。春秋時代及春秋以前雖戰事頻繁，但由於當時參戰國家的國力基礎、軍隊數量、裝備水平、戰略戰術、衝突規模等綜合作戰能力與戰爭烈度，對比後來的戰國時代相對較弱，戰場上武裝對抗持續時間也相對較短，故而春秋時代參戰各國中，往往由該國國君或集謀士與將軍功能於一身的將領，親自指揮作戰，鳴金擊鼓，發號施令。因此，春秋時代算是我國參謀長一職的萌芽孕育期，但當時隻是軍中將帥行使兼職功能，並未出現專職的參謀機構和相應的參謀長官職務。在這一曆史時期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公元前512年，被吳王任命為將軍的著名軍事家孫武，這位對兵法深有研究的謀士，是具有“準參謀長”特征的早期雛形代表，但嚴格意義上來說，他還不能被稱之為軍隊專職參謀人員。
而到了戰國時代及戰國以後，隨著當時軍事科技的不斷進步，軍隊裝備水平獲得了大幅提高，參戰國綜合國力與後勤保障能力也得到長足發展，交戰雙方不僅有了鋒利的鐵製兵器，同時，還裝備了當時非常先進的弓弩，其箭矢射程超過600步，攻城雲梯和舟戰鉤拒等水陸攻防兵器，開始在軍中普及列裝。陸上作戰時，具有快速反應與遠程打擊能力的騎兵，於野戰中投入使用，實戰頻率逐步趕超傳統步兵，並且在攻城奪塞的包圍戰中，開使運用地道戰法等坑道戰術，戰爭烈度與戰役複雜性相對於春秋時代明顯加強，有時一次交戰的兵力投入，竟高達十萬餘人，戰爭相持數月甚至經年。
正因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政治形勢與軍事戰略不斷變化，戰爭規模進一步加劇擴大，使得自春秋以來的舊有指揮作戰體係，難以適應新時代的新軍事變革要求，故而，專門替國君和主帥運籌帷幄的專職參謀人員，便應運而生。在這一曆史時期中，比較早期的古代軍隊參謀長，是戰國中期的齊國軍師孫臏，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公元前353年，齊威王“……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因此，時任軍師的孫臏，可以算是中國軍事史上，有史可考的最早的專職軍隊總參謀長。
雖然中國古代軍隊作戰序列中，軍隊參謀人員和軍事參謀機構，在戰國時期便以出現並開始發展，但對行使專職參謀職能的軍事人員，職務稱謂上卻並非“參謀”，而是常以“軍師”等各種特定稱謂來指稱該職。
而之所以李曜設立總參謀部，給各軍配備“參謀長”並不讓三帥、史建瑭等人趕到新奇，是因為在我國軍事史上，最早出現“參謀”稱謂的曆史時期，正是唐代。據《舊唐書·職官誌》記載：當時各節度使屬員有“……行軍參謀，關豫軍事機密……”，所以說“參謀”之稱謂，便是從唐朝肇始。後來我國現代軍隊職務“總參謀長”中，“參謀”二字的曆史來源也正在於此。作為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麾下將領，“參謀”二字對於他們而言，再熟悉不過了。
隻是……那“參謀”焉能跟李曜設置的這“參謀長”相提並論？這參謀長的權限簡直快要趕上指揮使了！
“不止如此。”馮道似乎有意繼續讓他們驚訝：“參謀長與參謀軍官必須對每一場戰鬥進行書麵總結，並上交總參謀部作戰處和戰史處，作為分析和研究之用。總參謀部設總參謀長一名、副總參謀長兩名、軍需總監一名、紀律總監一名，下轄作戰處、作訓處、測繪處、戰備處、機要處、戰史處以及綜合處。此次老師親自擔任了總參謀長，史將軍及郭安時將軍擔任副總參謀長，張敬詢從河中軍械監掌監調任總參軍需總監，原河中節度使府軍議參謀張審任紀律總監。”
李嗣昭喃喃道：“……這麽一來，兵部還用來幹嘛？”
馮道笑道：“兵部現在有什麽用麽？今後也無非這麽點用了……不過，某聽老師曾有意進行一個什麽‘軍銜’體製，如果成真，怕是要由兵部主持此事。”
三帥愕然，史建瑭心中也不知是什麽滋味，他如今算是李曜的嫡係了，一方麵知道李曜的各種改製，自己這樣的嫡係肯定是能有好處的，另一方麵也擔心改製帶來的問題。如今……隻是希望右相仍如以往一般，什麽事情都一早就想好了對策吧。
實際上對於總參謀部的構架，李曜的確很是費了些心思。特別是對於剛才那個軍事主官與參謀長意見相左之後以誰的意見為準，李曜更是對比後世中國的情況之後才作出決定。
後世中國的總參謀部，作為軍隊總部機關最重要的一個軍事指揮管理部門，在軍隊指揮架構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加強軍隊總部機關人員的專業素質化建設，大力推進指揮管理的信息化、網絡化，成為李曜穿越前，軍隊體製改革的重中之重。當時有很多專家表示，在撤消七大軍區之後，總部機關的管理負擔和指揮負擔都將大大增加，所以總參謀部的職能必須大力加強和細分，其運行機製也要作大範圍調整。要使其充分發揮出軍隊大腦和中樞神經的關鍵作用。作為一個軍迷，李曜也是曾經關注過的。
不僅關注，他還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作為一個軍事上的偽德粉，他一直認為19世紀德國陸軍科學高效的總參謀部體製，對於當時曆史條件下的中國軍隊同樣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這當然不是隨口一說，其實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軍隊就已經開始仿效德軍的總參謀部體製，建立起了自己的參謀機構。但是由於種種複雜的曆史原因，這種行之有效的指揮管理體製，最後卻演變成了軍隊的“秘書處”，“文書處”。為了保證軍令政令的統一，為了維護軍事首長的絕對權威，參謀部的職能被逐步弱化、邊緣化。後來出現的所謂“大司令，小參謀”、“參謀不帶長，放屁都不響”的比喻，更是充分折射出了參謀在軍隊中的尷尬地位。那些本該成為軍中精英，軍中嬌子的參謀軍官們最後淪落成大司令的複印機、傳聲筒。參謀軍官普遍缺乏獨立分析、判斷的主觀能動性，隻參不謀，謀而不斷。不求無功，但求無過。製定作戰計劃，不首先從實戰出發，從科學出發，而是一味地去迎合首長的意誌，揣摩首長的心思，作業規劃嚴重脫離實際，紙上談兵。
李曜覺得這種畸形的指揮管理體製所產生的危害，在上個世紀70—80年代對越自衛反擊戰之前，反映的還不是很明顯。原因主要在於當時軍中的中高級指揮員大多經曆過國內革命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等無數次戰火的考驗，擁有非常豐富的作戰指揮經驗和優秀的軍政素質，再加上當時的作戰手段單一，軍事指揮還沒有形成係統化、信息化，對軍事指揮員的專業技術要求並不高等因素。所以軍隊首長能夠比較好的進行“鐵腕指揮”。參謀部的重要作用並沒有得以充分的體現。換句話講，當時的中國軍隊還不具備“參謀部指揮”的曆史條件。
但是到了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時，情況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那時，中國剛剛經曆十年動亂，軍隊戰鬥力遭到嚴重削弱，以毛先生為代表的新中國第一代軍事指揮員也大多離開了指揮領導崗位，雖然指揮對越自衛反擊戰的首長也是身經百戰，經驗豐富的沙場老將，但畢竟幾十年久疏戰陣，又由於體力和精力的下降，也不可能再親臨前線，掌握戰場真實情況，所以“鐵腕指揮”遇到了困難。
然而此時的參謀機構在十年動亂期間，早已變成高幹子弟的休養所和晉升中轉站，魚龍混雜，素質低下，根本不可能履行正常的參謀職能，在首長無法作出正確決策時，不能適時承擔起軍事指揮的責任，也缺乏這種相應的激勵機製。於是最終導致了中國軍隊在開戰初期的慘重傷亡。試想一下，如果當時中國軍隊已經建立起職能完備的、科學高效的參謀部指揮體製，就肯定不會出現這種情況，致少也可以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血的教訓，殷鑒不遠。
一個相反的例子，則是1898年9月18日，赫爾姆特·馮·毛奇出任德國陸軍總參謀長，在接任總參謀長的職務之後，毛奇對總參謀部的組織機構進行了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改革，使德軍總參謀部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軍隊的先進指揮管理體製。為德國贏得統一戰爭奠定了至關重要的軍事基礎。自1815年以來，德國有近半個世紀沒有打過大仗，從上層高級指揮員到基層普通士兵都普遍缺乏近現代戰爭經驗（對比中國在對越自衛反擊戰前的情況，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但德軍卻依靠科學高效的總參謀部運作機製，最終贏得了戰爭勝利。德軍總參謀部對統一戰爭的進程起了決定性作用，這一時期也是以毛奇為代表的普魯士/德國軍官團將總參謀部推向了曆史上最輝煌的階段。[無風注：此事前文有述。]
二次大戰前期，德軍發明了“閃電戰”這一先進作戰樣式，但這種作戰樣式，從未在戰爭中實踐過，效果究竟如何，能不能順利實施，都存在巨大的風險。德軍總參謀部從策劃、組織、訓練，到最後實施都進行了大量科學而周密地運作，終於把“閃電戰”這一最初隻是頭腦中的一個閃念，徹底轉變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可以運用自如的戰爭進攻利器。二戰前期的德軍同樣也有二十幾年沒有打過仗，參加過一戰的有經驗的軍官和老兵大多已告老還鄉。開戰初期，因為缺乏經驗而造成的不必要傷亡也屢見不鮮。就連古德裏安這樣大名鼎鼎的“裝甲兵之父”的坐車，也因為司機聽到炮聲後的慌亂，翻進了溝裏。可見二戰前期的德軍並非是後人想像中的驍勇善戰，不可一世。
但是為什麽這樣一支軍隊卻能取得摧腐拉朽般的輝煌勝利呢？這其中最大的奧秘，就是德軍嚴謹高效的總參謀部體製，這種體製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所有的作戰行動和計劃都能向科學性，合理性靠攏，能夠最大限度地將未知風險降至最低，而將效能發揮到最大。這種體製能夠在局部出現問題的時候，通過有條不紊的宏觀調度，而在整體上仍能保持對敵的戰略優勢。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德軍的總參謀部體製對於那些長時間沒有進行戰爭，缺乏現代作戰經驗的軍隊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一支作戰經驗缺乏的軍隊要想在未來戰爭中取勝，就必須用製度和科學來武裝自己。李曜一直是著眼於未來的人，隨著地位的攀升，他現在很有信心“中興大唐”，問題是中興之後的大唐該往什麽方向走去。如果今後又有長時間沒有戰爭的國情出現，一旦戰爭來臨，會怎樣？這就是總參謀部設立的意義之一。
其實在後世的時候，也有人認為18世紀的東西，不可能適用當時的現代軍隊。馬克思辨證唯物主義認為，一切事物都是在螺旋式地上升。縱觀人類軍事發展史，曆史上所有軍隊的指揮模式其實就是在“鐵腕指揮”（統帥決策型）與“參謀部指揮”（軍官團決策型）這兩者之間相互轉換。其發展的鏈條是：鐵腕指揮（亞利山大、漢尼拔……）——參謀指揮（總參謀部製度）——鐵腕指揮（首長負責製）——參謀指揮（信息化總參謀部）。
李曜覺得，在看兩個不同曆史時期的“參謀部指揮”模式時，絕不能認為隻是簡單的重複。而應該是一種更高級階段的發展和再生。但是這前後二者之間，最基本的實質是一樣的，原理也是一樣的。隻不過是實現的外延和形式發生了適應當時曆史條件的變化而已。這就是他為什麽認為18世紀的德軍總參謀部體製依然值得現代曆史條件下的中國所借鑒的原因。
現代戰爭是信息化條件下的高科技戰爭，軍隊建設模式也正在向信息化，網絡化發展。跨軍種的聯合作戰，和諸兵種的合成作戰，將是未來戰爭的主要作戰形式。信息化戰場上的各種作戰信息和指揮指令，更是會以天文級數的規模，向上匯集，向下輻射。戰場的深度和廣度都在向陸、海、空、天、電無限延伸。在這種條件下，單靠軍事首長一個人的頭腦，一個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完全未來的信息化作戰指揮的。所以必須要有一個職能齊全的，高效率，高專業化的參謀決策團隊予以支撐。這就是未來軍隊指揮模式必然向“參謀部指揮”回歸的曆史大前提和根本條件。所以，未來的參謀部不但要參會謀，更應能決善斷。以“軍官團決策”，“科學決策”取代“鐵腕決策”是大勢所趨。參謀部的職能和地位，也應重新得到尊重和重視。
而反過來，在唐朝實現“軍官團決策”，也完全可能。唐朝連宰相製度都是“宰相聯席會議”模式的，軍隊裏弄類似模式，根本沒有人在思想上不能適應。
同樣，在適用性上也沒有問題：李曜帶來了許多新的戰術、思想，這必將改變戰爭模式，從而加大戰爭的負責程度。譬如火藥武器的使用、測繪技術的進步等等，當各個“學科”發展得越發細致，光靠一個統帥決斷所有大小事務，失誤的可能性太高太高。霍去病之類的戰爭天才不是雨後春筍，那種傑出人才畢竟百年難遇，與其依靠不定時出現的天才，李曜覺得依靠匯聚精英智慧的“軍官團決策”更為保險。隻不過考慮到傳統思維慣性，他才依舊保留了相當大一部分軍事主官的決定權罷了。
但參謀長製度的崛起，似乎已經不可避免。
李嗣昭歎息一聲：“管他是朝廷決議還是右相決議，我等隻須照辦便是，也無甚可說了。國寶，你就來安排這三路兵馬的配置好了，我等三人早已說過，服從軍令，絕無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