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當局還致力於充實下層民眾的業餘文化生活，在這方麵，德意誌勞動陣線的下屬組織“歡樂產生力量”（Kraft durch Freude）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3年底，勞動陣線成立下屬組織“下班之後”，不久後改名為“歡樂產生力量”。最初的創意來自法西斯意大利的類似組織。萊伊在1933年9月20日經濟總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表示欣賞意大利的這一做法：“對一個國家來說，最危險的是無家可歸的人，保齡球館或橋牌室在這裏都承擔了維護國家的任務。……意大利用非常好的方式解決了它，我指的是‘下班之後’。”“歡樂產生力量”的名稱來源於這樣的理念：工人們在參加了有組織的快樂休閑活動後，將帶著飽滿的精神回到工作崗位。萊伊曾經對勞動陣線的官員們說：“雖然我們對於工作的組織到了極其細致的程度，但如果不組織16小時的業餘生活則是錯誤的。我們必須組織業餘生活，使所有的勞動者在工作之餘感到心情舒暢，找到休息和娛樂的時間，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最要緊的是保持興奮的情緒……為民族社會主義思想服務。”從更深的層次來說，納粹當局還試圖通過這些活動，在民眾中塑造共同體的精神，即：“‘歡樂產生力量’的價值不僅在於提供簡單意義上的旅行，而在於一種共同體的經曆……在這一過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加深了解，從而使得新的文化得以產生。”1934年初，勞動陣線在柏林西門子工廠對其4.2萬名職工就業餘生活情況作了一次問卷調查，結果有2.85萬人（占68%）從來沒有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旅行過，也不參加繼續教育培訓班，或者光臨博物館、戲院和電影院。勞動陣線對此大作宣傳，指出有組織的業餘生活的必要性。
“歡樂產生力量”安排的娛樂活動，內容豐富多彩，包括音樂會、戲劇、雜耍與歌舞、大眾遊藝、展覽會、電影、歌劇與小歌劇、集體旅遊等。從統計資料看，活動的次數和參加的人數都呈上升趨勢。當局為了增進追隨者之間的感情，號召企業除了舉辦傳統的聖誕晚會和周年節慶外，還要在周末廣泛開展“同事晚會”活動。雖然在20世紀20年代，類似的活動在大企業也較普遍，但一般都是將職員和工人分開，各自參加屬於自己的晚會。納粹的“同事晚會”則要求企業中的所有成員，包括工人、職員和企業主，都參加同一個晚會，甚至還邀請職工的家屬也參與。當局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增加企業凝聚力，體現“民族共同體”的魅力。根據勞動陣線的安排，企業主負責提供場地、啤酒、飲料和灌腸。晚會上先由納粹領導人或者企業領袖講話，對表現突出的職工進行表彰，然後由外請的藝術家或企業合唱團表演節目，最後是全體參與的舞蹈。
“歡樂產生力量”還組織戲劇和音樂會到企業演出，讓這些活動不再屬於“有錢階層”的專利。它還在企業中舉辦展覽會，在工廠休息的時候舉辦簡易音樂演出，向工人提供低價的博物館、劇院和音樂會入場券。它還在工廠裏成立各類興趣小組，內容包括樂器演奏、歌唱、話劇、民俗、棋類和收藏等。這些小組可以在工廠裏展出自己的作品，企業則無償地為興趣小組提供所需的工具和材料。它還向成年人提供包括英語、法語、速記、幾何等課程，以及一些宣講種族和遺傳等主題的論壇。
這些活動受到不少職工的歡迎。1935年2月，科布倫茨的蓋世太保向上級匯報，在許多企業“令人欣喜地發現，企業主和職工之間越來越朝著真正的信任關係發展”。經常舉辦同事友誼晚會“對促進雇主和雇工之間的理解非常有用”，“工人的情緒相對較好”。這種信任關係在有些企業已經結出了果實：“有報道說，企業的信托人委員會為采購對企業發展具有關鍵性作用的機器，自願地表示可以暫緩修繕職工休息室。”1935年7月，一名納粹黨通訊員在報告中猜測，工人可能把晚會看成“得便宜的機會”，用以舒緩神經，同時免費提供的飲食也是一大吸引點。因此，有些“同事晚會”成了狂飲聚會。也有工人表示，與這樣的晚會相比，他們更希望增加工資，但是“大多數人認為，晚會很美好，以前從來沒有過”。
“歡樂產生力量”在組織工人享受旅遊之樂方麵，也比較突出。早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旅遊和郊遊活動就受到人們的青睞，特別是親近自然的短程郊遊。幾乎每個黨派和宗教團體都有自己的郊遊團，由此興起了團體旅遊活動。然而工人卻難以加入其間，因為他們的收入低、假期少。到了魏瑪共和國後期，盡管假期逐漸納入集體合同的範圍之內，但還是有1/3的工人不受集體合同製約，大部分青少年也無緣享受假期。同時，魏瑪時期的工會工作，重點在於爭取八小時工作製、失業保險和集體合同製，還輪不到爭取更長的帶薪假期。20世紀30年代初期，在萊茵-威斯特伐利亞重工業區，一個有著7年工齡的工人可以享受的假期，與僅工作一年的最低級職員相同。1931年的集體合同顯示，55.6%的工人每年假期少於4天，37.7%的假期為4～6天，而職員的假期大多在7～18天。旅遊仍然是高級職員、公務員和自由職業者等階層的特權。德意誌勞動陣線為了讓工人能夠參與旅遊，采取了各種措施：
第一，要求延長工人的假期，使之與職員的待遇相同，並且以年假的方式集中休假。勞動陣線要求勞動督察官在集體規章中寫入假期規定，而且假期必須用於休息，不能用發放加班工資代替。這一要求得到國家的支持。1936年春，威斯特伐利亞勞動督察官頒布第一個假期規定，成年職工在參加工作最初5年內，每年有6天假期，以後逐漸增加，工齡滿21年後能享受12天假期。
第二，提供工人能夠承受的低價旅遊項目。“歡樂產生力量”通過納粹黨向鐵路部門施壓，獲得價格上優惠50%的車票，三等票的優惠幅度達到75%，第100名乘客甚至可以免費。同時，規定旅館和飯店也必須提供價格優惠。這些部門的損失主要通過增加客流得以彌補。勞動陣線把從原工會沒收來的財產中撥出一部分，加上從陣線成員中征集的錢和企業主的捐助，在療養勝地魯根島等地，修建了一批療養院和旅館，建造“歡樂產生力量”遊船。1933年前，去北海和波羅的海旅遊一周，一般需要100馬克，而“歡樂產生力量”提供的旅遊僅需32馬克。周末旅遊一般包括一晚住宿、兩頓餐飲和來回路費，費用為約10馬克。從慕尼黑到博登湖的一日遊僅需7.9馬克，其中包括火車票、午飯和劃船支出。“歡樂產生力量”還特別組織遊客到巴伐利亞山區、埃爾茨山脈（位於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克邊境）等貧困邊境地區旅遊，旅遊價格更為低廉，同時可以增進民眾對這些地區的了解，增強這些地區對“歡樂產生力量”組織的依賴。為了保證每次旅程都達到滿員，規定參加者不能隨意退出，除非有家庭成員生病或去世，但必須有醫生提供證據，才能返還預付的旅行費用，否則將被暫扣，等到下次參加旅遊時使用。
工人參加旅遊
第三，在企業內采取各種措施，幫助經濟困難的職工參加旅遊。如要求企業主向職工提供旅遊補貼，或完全支付費用，政府則對這部分開支實施稅收減免。實際上，多數企業主都不願完全資助職工旅遊，而是發一些優惠券，或設立旅遊儲蓄基金，每個工人支付毛工資的1%～2%，企業則加倍支付。該項經費用於資助有突出貢獻或貧困的工人參加旅遊，偶爾也會使用抽簽的方式決定資助人選。幸運者的伴侶也可參加，但必須自負旅遊費用。勞動陣線還在一些企業設立“歡樂產生力量”櫥櫃，裏麵放置旅行箱、背包、望遠鏡等旅行用品，供工人免費借用。
1934年2月17日，第一列“歡樂產生力量”旅遊列車從柏林火車站開出，目的地為上巴伐利亞；萊伊和“歡樂產生力量”組織的領導人也一同前往。出發和到達時都有樂隊在現場演奏，火車站也裝飾得非常漂亮。同一天，還有6列旅遊列車開往全國各地。旅遊團一般都由600～1200人組成，到達目的後，會受到當地市長的歡迎。旅遊以國內遊為主，占90%。當局強調城裏人要認識美麗的大自然，農民也應了解城市生活，這樣既能激發參觀者的愛國之情，又能滿足大家對異地的向往。在旅遊過程中，當局要求旅遊者和當地人稱兄道弟，鼓勵用“你”稱呼對方，營造一種共同體的氣氛。旅遊項目中最吸引人的是航海旅遊。1934年5月2日，即自由工會被取締一周年之際，當局啟動航海旅遊，以此兌現向工人許下的諾言。航海旅遊的目的地遍及北海、大西洋和地中海，其中最有宣傳價值的是大西洋上的馬德拉群島，因為此地是英國上流社會傳統的冬季度假勝地，因此納粹宣傳總是把航海旅遊說成取消資產階級特權的最有力證明。1935年5月，納粹當局開始組織去馬德拉群島的旅遊，《人民觀察家報》用醒目的大標題宣傳：“德國工人參加遠洋航行！”“我們的工人來到馬德拉！”
旅遊活動受到了民眾的歡迎，第一年就有超過212萬人參加了短途旅遊活動，6萬多人參加海上遊弋，還有近1萬人參加了徒步旅行。到1938年，這3類活動的參加人數進一步上升到681.1266萬、13.1623萬和193.785萬。同時，1934年沒有作出統計的假日旅遊參與人數也出現了，人數達到144.7972萬。在由“歡樂獲得力量”安排的一日遊活動中，工人們騎自行車或徒步行走體驗自然生活，到雪場滑雪。另外，不少人乘坐專列去“黑森林”從事周末旅遊，或者在哈爾茨山度過一周的假期。
然而，在旅遊方麵也有不少負麵情況。納粹當局的很多官方報道都言過其實，如稱工人參加旅遊的人數比例高達50%～75%。而據蓋世太保的內部匯報材料稱，魯爾區許多礦工連衣服都買不起，肯定不會考慮文化和享樂。1935年3月29日維爾納礦廠的問卷調查結果也顯示，隻有0.5%的職工參加了旅行。調查者得出的結論是，“工人隻要當了父親，就沒法支付‘歡樂產生力量’旅行的費用，雖然費用很低”。參加航海旅行的工人更少。如曆時18天的馬德拉群島遊的費用為120馬克，13天環遊意大利為150馬克，盡管這些價格僅為營業性旅行社的50%，但也超過普通工人一個月的收入。1941年，隨著戰爭規模日益擴大，旅遊活動完全停止。
德國的“大眾汽車”也同“歡樂產生力量”組織有關。當時，汽車已經進入了美國的富裕家庭，但納粹當局認為，汽車不應該隻是上層社會的身份標誌，應該讓每個德國人都能買得起。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巴本政府曾經削減過汽車購置稅，希望加快國民購買汽車的速度。但希特勒認為，隻有降低汽車的成本與售價，才能讓大眾擁有汽車。1934年3月7日，他在柏林車展的開幕式上透露了這一想法。1936年，寶馬公司總裁開始著手籌辦。他認為德意誌勞動陣線是一個擁有上百萬成員的巨大銷售市場，同時還擁有一定的生產資金和銷售網絡，於是找到萊伊要求合作。1937年春，萊伊決定參加大眾汽車項目，由勞動陣線負責該項目的組織和資金籌措工作，並從會費中撥出5000萬馬克作為先期投資。最初，擬議中的廉美汽車定名為“歡樂產生力量汽車”（KdF-Wagen），但設計者費迪南德·保時捷擔心該品牌會影響汽車出口，對此提出異議，以後改名為“大眾汽車”（Volkswagen）。1938年5月26日，大眾汽車廠舉行隆重的奠基儀式，出席慶典活動的人數達5萬之多。勞動陣線聲稱該廠在1940年將達到45萬輛車的產量。報刊對此作連續報道，稱大眾汽車是“為每一個民族同誌設計的汽車”，“他們將在民族節日、展覽會、飛行日和體育日帶著自己的汽車一同出席”。
萊伊在奠基儀式上，第一次向公眾提出購車儲蓄製度。大眾汽車的定價較低，從990馬克到1050馬克之間（當時私營汽車廠生產的同等質量的車最低售價為3000馬克），但是汽車必須通過儲蓄券購買，即欲購車者必須簽署儲蓄合同，每周到勞動陣線服務處、勞動陣線銀行或德累斯頓銀行購買5馬克或以上的儲蓄券，集滿750馬克儲蓄券後，就可進入提貨排隊名單。預訂者不得將名額轉讓給他人。一般來說，儲戶平均需要3年時間才能進入排隊等候期，而預支的錢則進入汽車生產所需的前期投入。為了推廣這種做法，勞動陣線在大區、分區和分部都設立了相應機構，還在300名職工以上的企業裏設立汽車事務督察員。1938年12月起，開始實施“快速儲蓄”行動，即鼓勵登記者儲蓄更多的錢。到1939年3月，有20萬人加入了購車儲蓄的行列，年底增加到27萬，最終的數字為33.6668萬。然而，1939年9月1日歐洲戰爭爆發時，大眾汽車廠尚未完工，因此它在未生產出一輛民用汽車的情況下就投入了軍工生產，轉而生產炮彈等軍用物資。雖然計劃沒有能夠實現，但是這一行動在社會上所起的影響是很大的。對於下層勞工來說，擁有一輛自己的汽車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在納粹統治時期，國家給了他們實現夢想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