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共和國的劫難與希特勒執政

一、經濟大危機與中下層民眾的求變心理

20世紀20年代中期以後，德國經濟得到迅速恢複和發展。但是，由於這一過程主要是在美國資本的“滋潤”之下完成的，德國經濟對美國資本的依賴也越來越強。

1929年10月29日，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價暴跌，由此引發了人類曆史上一場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德國經濟既脆弱又具有極強的依賴性，因此不僅很快卷入，而且受到沉重打擊，工業生產指數退回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水平，與美國“並肩”成為生產下降幅度最大的兩個國家。

在經濟大危機期間，德國總理一職大部分時間由布呂寧擔任。他應付經濟危機的主要對策，是恪守傳統的緊縮政策，用“增收節支”的辦法求得財政平衡。在這一政策指導下，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得到維護，大農戶也占了便宜。而中下層民眾則成了犧牲品。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政府大量開征新稅，幾度頒發減薪和緊縮社會福利開支的緊急法令，裁減了約1/3的政府職員。這些措施不僅減少了德國社會對商品消費的“有效需求”，從而進一步深化了危機，而且打擊了中下層民眾，激化了國內階級矛盾。

在經濟危機期間，隨著中下層民眾的生活狀況急劇惡化，他們的心態和政治要求也發生變化。美國作家約翰·托蘭曾在《阿道夫·希特勒》一書中描寫道：在德國，“仇恨像瘟疫一樣在全國擴散，經濟危機的受害者把矛頭對準了比他們幸運的人。被迫關門的小店主們詛咒大百貨公司；數以百萬計的失業者仇視仍有工作者和‘老板們’；數以萬計的大學畢業生發現前途被堵，把絕望情緒發泄在各類用人單位上。經濟危機幾乎打擊了每個階層。農民的稅收負擔，如牛負重，而農產品價格又低，他們鄙視城裏人；而數量龐大的失業‘白領’又嫉妒農民，因為他們有莊稼可收”。

德國失業工人

經濟危機期間，德國民眾的政治要求集中表現在2個方麵：

第一，不願意照舊生活下去，強烈地要求改變現狀，要求得到強有力的國家保護。正如1930年8月德國“左”傾自由派時事評論家利奧波德·施瓦茨所描述的那樣：“從每一次談話中，無例外地會從談話中感到，像有一股毒氣向你撲來似的情緒，憂慮、不安、疲憊、反感、憤慨和歇斯底裏構成的6000萬倍的混合物，這種無法言狀的也難於描述的情緒本身就是一個禍根。”“一種要求變革的熾熱願望”遍及整個德國。求變的心情如此迫切，以至於並不重視變革的方向，可以向左走向無產階級革命，因而使得德國共產黨的力量和影響在經濟危機期間得到發展，也可以向右走向專製獨裁，為納粹黨的宣傳鼓動提供舞台。由於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不徹底，社會上封建殘餘和軍國主義勢力濃厚，第二帝國時期俾斯麥在實行鐵血政策的同時，曾經對中下層民眾實行過國家保護，因而德國民眾並不害怕可能通向專製獨裁的變革，隻希望變革的力度強一些，足以改變他們的惡劣處境，在變革中得到強化的國家政權有力量對他們實行強有力的國家保護。

第二，由於德國的經濟慘狀同《凡爾賽條約》及賠償負擔有著直接的關聯，廣大民眾強烈要求打破凡爾賽體係的束縛，使德國重新加入列強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