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貝格會議之後，希特勒利用自己掌握的主動權，全麵出擊，鞏固和加強對納粹黨的控製。
他看重戈培爾的能量和價值，首先著手拉攏他。1926年3月，他邀請戈培爾前往慕尼黑，參觀黨的總部，並單獨密談3小時，詳述自己的觀點。兩人多次出席群眾集會，希特勒在演說中稱呼戈培爾是黨的重要領導人，戈培爾則為“這位偉大人物的政治天才”所折服，從此成為希特勒的狂熱信徒，死心塌地地跟隨他，直至死亡。不久，希特勒委派戈培爾到北德，擔任柏林大區領袖，以製約施特拉瑟兄弟。
他還著手束縛格雷戈爾·施特拉瑟的手腳。1926年5月，希特勒任命格雷戈爾·施特拉瑟為黨的宣傳領袖，並建議他放棄藥房，到慕尼黑黨總部工作。後者接受了宣傳領袖的職務，但拒絕前往慕尼黑。以後希特勒多次發出邀請。1928年1月，格雷戈爾·施特拉瑟改變了主意，他錯誤地認為，希特勒具有可塑性，他的右翼傾向是受了周圍人士的影響，如果自己到希特勒身邊工作，有可能爭取他放棄那種“尚未固定的、保守的親資本主義政策”，因此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議，到慕尼黑供職。格雷戈爾·施特拉瑟的舉動，並沒有起到影響和製約希特勒的作用，反而削弱了北方派的力量。以後，北方派的實際領導人成了奧托·施特拉瑟。
鑒於修改黨綱已經成為黨內反對派改變黨的發展方向的抓手，1926年5月22日，希特勒在慕尼黑黨員大會上宣布了一個原則：黨的《二十五點綱領》永久不變。他解釋說：該綱領“是我們的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對它進行篡改，就是背叛對我們的思想懷著信仰死去的人們”。此舉的目的在於防止黨綱向“左”偏移。但實際上希特勒自己對黨綱也是不滿意的，為了不違背上述“原則”，以後他采取了重新解釋有關條款的辦法。如1928年4月，他為了獲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以黨的名義發表聲明，重新解釋關於“土地改革”的第17點，強調納粹黨維護私有財產，土改主要針對猶太人的投機公司，“無償沒收”必須限於法律許可的範圍之內。
希特勒在慕尼黑大會上還強化了黨內領導體製的“領袖原則”，規定：全國各地的行政管理工作均由位於慕尼黑的黨總部領導；北德的大區領袖不再由格雷戈爾·施特拉瑟任命，改由希特勒直接任命；對希特勒的政治領導權，隻能由全國黨員大會提出異議；誰要對抗慕尼黑的決定，便是自動退黨。
為了加強黨總部的力量，希特勒設立了“全國指導處”，作為直屬於元首的中央領導機構。“全國指導處”的成員各分管諸如宣傳、組織、青年等方麵的事務，成為該領域的“全國領袖”。1928年，他又把總部機關劃分成兩條係統。第一條係統由格·施特拉瑟主管，包含3個部門，即外交、新聞、滲透活動及建立黨的基層組織；該係統的主要任務是破壞社會秩序，攻擊現政權。第二條係統由康斯坦丁·希爾主管，下轄農業、工業、科技、司法、國民經濟、種族與文化、內政、勞工等部門，負責構築未來的執政機器，培訓未來的國家官員。
希特勒還著手整頓和發展黨的地方組織。凡有納粹黨員的地方，他都參照行政區劃，逐級建立黨的地區（Landes，以後逐漸取消）、大區、分區、分部、支部和小組，各設一領袖。
他還大量增設黨的外圍組織，以網羅各個階層的人士，擴大納粹黨的影響。從1926年起，先後組建了希特勒青年團、民族社會主義教師協會、民族社會主義法學家聯盟、德意誌文化戰鬥同盟、民族社會主義德意誌醫生聯盟等組織。
希特勒的上述措施，不僅強化了自己對納粹黨的實際控製力，固化了納粹黨的發展方向，而且為日後該黨獲取政權做好了一定的準備。在這一階段裏，納粹黨的黨員人數增長較快，1926年為4.9萬，1927年增至7.2萬，1928年進一步發展到10.8萬，1929年猛增至17.8萬。但是，由於當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處於穩定發展階段，納粹黨在國會選舉中成績不佳，1924年12月第3屆國會選舉中得票3%，獲14個議席，其中1個議席給了魯登道夫。1928年5月第4屆國會選舉中得票降至2.6%，獲12個議席，魯登道夫隨之落選。
但是機會很快來了。
[1] “1”分為最高分。
[2] 根據《魏瑪憲法》規定，德國原先的邦（Staat）改為州（Land）。
[3] 德文Führer，原意“領袖”，但是作為希特勒的稱呼，長期來多譯為“元首”。
[4] 看管監獄是對政治犯等進行非侮辱性監禁的監獄，此處犯人的名譽並不因服刑而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