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戴震思想研究，其成果還是頗為豐富的，在不同的理論範式或學術進路下，戴震哲學的多重麵向也得到了較為充分的探索，甚至還有學者提出了“戴學”的概念，並出版了相關的著作。[1]但這並不表示有關戴震的思想與學術研究已經沒有多少新學術空間了。實際上，就戴震的經學研究成就及其在中國經學史上的地位認識，還有相當大的學術空間。而戴震與同時期或稍前的歐洲思想家較為係統的比較研究，似乎還沒開始。而就中國哲學史而言，由其代表作《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所開展出的中國哲學範疇史的研究形式，它與《北溪字義》的異同等問題，似乎都可以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從學術的角度看，戴震與其同時代學人的考據學成就，具體細節方麵的得失，將是一個不斷有研究空間的學術領域。而從哲學思想的角度看，其所展開的道論、氣學、以及其於氣學基礎上的認識論、倫理學（傳統意義上的義理學），還有很大的理論空間，可以展開討論。而極富理論與學術發展空間的方麵，筆者認為是其經學解釋學的方法，以及這一方法的現代活化——向現代經典解釋學轉化。此一問題，筆者在書中還隻是簡略地提及。這主要是因為筆者對西方的解釋學，特別是現代西方的哲學解釋學不是很熟悉。這一領域，需要有學術新人加以拓展。
筆者現在隻能說有一種學術的直覺，即《孟子字義疏證》的哲學書寫方式，與戴震整理、學習漢譯歐幾裏得的《幾何學原理》一書有關。該書有非常明確的概念定義與概念內涵的分析，是中國哲學史上少有接近現代分析哲學著作類型的作品。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這是受中國名家學說的影響。但從現存的戴震著作來看，他對於名學著作的研究以及發表的論說非常有限。如果通過深入研究，找到《幾何學原理》一書對《孟子字義疏證》的直接影響，則從中西比較哲學史的角度看，西方自然科學思維對於中國哲學的影響可以上推到18世紀後期。如果李約瑟的論斷是正確的，那在萊布尼茲之前，歐洲的哲學中就沒有有機的自然主義哲學。那麽，我們是否可以說，在《幾何原本》譯成漢語之前，中國哲學史上幾乎沒有係統的，以定義的方式討論哲學問題的著作？
晚明以降的中國人文學研究，特別是哲學思想、思維方式與現代性的關係的研究，是中國人文學很難繞過去一個的話題。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沒有發展出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這是一個共識度較大的學術認識。但對於中國早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中外學術界都存在著較大的學術分歧。如何處理這一學術分歧也牽涉對戴震哲學思想性的貞定問題，無法逃避也不必逃避。筆者的基本觀點如下。
第一，戴震哲學的人民性，主要體現在對下層百姓真實而具體（亦可以說是細微）的痛苦的關懷。這與他青年時期個人的人生經曆密切相關，對於這一點，章太炎早已經點出，但蔡錦芳更加具體、細致的分析結論更為可信。不過，這種人民性不一定代表新興的工商業階層，戴震應該沒有這種階層或階級的自覺意識。晚年他考中舉人之後，後來又獲得一個賜同進士出身，慢慢地進入統治階層之中，思想還沒有來得及發生根本性的轉換就去世了。
第二，戴震的學術研究方法中，有一定的科學性因素在其中，他將傳統的訓詁學發展到帶有一定科學性內容的語言學的水準，從人的發音器官自然節限的認識角度出發研究古代漢語中字的發音規律，聲音與意義的關係，有一定的科學性。在經學文本的研究過程中，重視一個字的本義，一個字在群經中的意思，然後再考察造字時的原初意義，最後確定一個字在具體經文中的真正意思，也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他將古典的人文學研究提升到具有現代語言學的實證科學水平，這是對漢代以來訓詁學的理論性與科學性的一次提升。在他之後的段玉裁、高郵王氏父子等人，又在專門之學方麵發展並深化了戴震的研究，產出了一係列有學術價值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學術價值。但毋庸諱言的是，他們的研究都是服務於經文文本的意義解釋目標，還沒有來得及擴展為整個古代經典研究的方法運動。這就需要後人在此基礎上有一個推陳出新的發展問題。
第三，戴震的反理學思想及其價值評價問題。由於學術立場、價值取向不同，戴震的反理學思想受到的爭論最大。站在傳統理學立場的一些學人，對於戴震的反理學立場，極不以為然，不僅有學理上的反批評，還有惡劣的人身攻擊，甚至人格上攻擊戴震有抄襲行為。像戴震的《水經注》抄襲問題，就屬於人格攻擊之類。戴震的後學當中，段玉裁、高郵王氏父子在反理學思想方麵，都沒有也無法繼承他的思想，但晚清以來，宋恕、章太炎等人開始表彰戴震的反理學思想，梁啟超、胡適出於推行現代資產階級的新思想，推進中國的社會與政治改革，也高度讚揚戴震的反理學思想，並將戴震的學術方法與反理學思想與現代西方的科學實證精神、新人道主義思想結合起來。雖有拔高之嫌，但在古今中西思想、文化大交匯的現代思想運動之中，梁、胡等人努力從中國傳統思想內部尋找現代性思想的萌芽的良苦用心，還是值得肯定的。後來，侯外廬—蕭萐父一係的學者，係統地梳理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傳統，將戴震納入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家譜係之中，強化並深化了戴震思想與現代價值的關係。從傅偉勳提出的“創造的詮釋學”角度來說，這一思想解釋的創造性轉化，亦無不可。植物學上，性質類似的植物之間可以嫁接，在人類的思想觀念方麵，性質類似的思想之間似乎亦可以嫁接。
第四，如何重新認識戴震的反理學思想，這在當代中國仍然是一個需要認真加以思考的問題。為了肯定傳統的優秀文化，肯定理學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就反過來要否定戴震的反理學思想，這是一種極其簡單而又錯誤的思想態度。原則上，傳統文化中有精華，有糟粕，多數人應該不反對這一原則。但具體到何者是優秀的，何者是糟粕，大家的認識可能會產生很大的分歧。就戴震的反理學思想而言，他反對“以理殺人”的倫理異化現象，從原則上說正確的。他批判傳統社會假借權威、權勢，即假借長者、尊者之勢位，而不能夠以社會共同遵守的理與義來判別是非，戴震斥責此種行為是“以理殺人”，在今天看來也是行得通的一種觀念。今天社會追求“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正義社會原則，在倫理的層麵與戴震要反對的“以理殺人”的現象，在原則上是相通的。從正麵主張來看，他認為“理”在倫理層麵應當表現為“察之幾微而必區以別焉”的要求，實際上也包含著尊重人的個體差異性，個體生活情境的差異性，從而不能用所謂普遍的法則來無區別地、教條式地對待任何人的粗暴的社會治理行為，恰恰是一種充滿著溫馨的人文關懷理想，雖然很難百分之百做到，但仍然是一個理想的、可追求的社會治理目標。
在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深刻地影響並改變著我們人類生活的今天，傳統的人文學研究如何發揮自己的時代價值與意義，是一個令人十分困惑的現實難題。一方麵，中國社會正行進在技術、經濟、政治、生活現代化的道路上。另一方麵，與這種整體現代化相適應的價值觀念體係、道德觀念體係，並未真正地確立起來。從歐洲精神文化傳統發展並確立的一整套現代價值譜係，並不能完全契合當代中國社會的現實要求。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來看，以往的哲學家多從現實趨向於思想或理想的方向提出要求，而很少從現實趨向於自己所要的思想角度來思考思想或理想。我們時代偉大的現實運動所趨向的思想或理想性的觀念體係，究竟是什麽樣的一種形態呢？我們能否從戴震“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焉”的“分理”角度，探索我們時代運動的真正趨向，進而把握我們的時代脈搏，提出適應時代發展方向的價值、道德觀念體係？非曰能之，是所望也。
[1] 丘為君：《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