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戴震的語言哲學思考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語言哲學綱領與方法，開始了利用文字、詞匯、語言的新工具從事哲學思考的語言學轉向，那麽，其後學如段玉裁、高郵王氏父子、阮元等人則進一步對通道之“字”的新工具進行鍛造，在更加精細的經典訓詁層麵追尋經典的原義，從而實現對經典原義的還原。如何徹底地實現對古代經典意義的還原呢？那就必須找到經典的關鍵詞的“本義”，這樣才能真正地獲得經典的原初意義。所以，阮元說：“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221]
他在辨別“佞”與“仁”二字的意思時說：“是故解文字者，當以虞夏商周初、周末分別觀之。”[222]阮元注意到文字意義的曆史演變過程，在文字、語言與經典意義的解釋與研究過程中，體現了曆史主義的思想，這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戴震過於重視語言的共時性特征，相對忽視語言的曆時性特征的偏頗。簡括地講，阮元追求本義的曆史還原主義思想是通過“因音求義”和崇尚漢人古訓的方法來實現的。
（一）“古字義隨音生”
但若“財成”一詞如王引之所言，即“成”字，則阮元此考據又成了新問題。
在《釋門》篇，阮元說道：
上述新思想的出現，全是依托音訓方法。由此可見，乾嘉時期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的確給該時代的哲學思考提供了新的活力。
（二）崇尚“漢人之詁”的複古主義方法
對於文字訓詁標準的選擇問題，阮元的思想中有崇尚古人的複古主義方法與“實事求是”超越時空的本質主義學術理想的矛盾。他一方麵說：“餘以為儒者之於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工》戈、戟、鍾、磬等篇，率皆與鄭注相違，而證之於古器之僅存者，無有不合，通儒碩學鹹以為不刊之論，未聞以違注見譏。蓋株守傳注，曲為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病，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為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228]另一方麵他又說：“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為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229]
他甚至簡單地從曆史時間的角度出發，論證漢人的訓詁具有可靠性。他說：“漢人之詁，去聖賢為尤近，譬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謂有誌於聖賢之經，惟漢人之詁多得其實者，去古近也。”[230]
這一崇尚漢人訓詁的思想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實事求是”哲學主張的積極意義。並使他的哲學方法論與其哲學目標之間存在巨大的張力。而阮元思想中存在的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惠棟為代表的“吳學”與以戴震為代表的“皖學”兩者之間的學術目標不同所導致的。“吳派”唯漢是崇，而“皖派”重視求真求是。阮元想調和兩派的思想，因而在自己的思想體係中出現了顧此失彼的現象。
以戴震、段玉裁、焦循、阮元等為代表的18世紀中國哲學，通過語言分析，以及典章製度的研究，以“人文實證主義”的方法重新闡釋原始儒家的思想，從而達到對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學的批判。其理論貢獻主要有兩點。第一，將中國傳統哲學以求善為目標的思維方式，轉向了以“求真”為目標的思維方式。“實事求是”成為那個時代的主要精神努力的方向。“求真”精神為日後中國知識階層接受現代西方自然科學知識提供了思想的溫床。盡管這種精神努力方向與同時期西方社會興起的以自然科學為主體的“求真”思潮相比，並沒有帶來更加巨大的社會變化。第二，在這一精神努力方向的指引下，傳統的語言學（廣義的，包括語文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文字學、音韻學、版本學、校勘學的發展，使得這一時期的文獻整理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且，乾嘉末期的金石學的興起與發展，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甲骨文、金文學的研究奠定了學術與思想的基礎。很多傳統經典經過這一時期學者的整理、校對，由以往的不可卒讀變成了文從字順的善本圖書，為19、20世紀學者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可供資借的文本。
當然，18世紀中國哲學的實證化傾向，其自身也有弊病，特別是乾嘉學術的後期，很多學者陷入了細枝末節的考證之中，思想光芒逐漸減弱。像阮元、段玉裁、高郵王氏父子，其哲學思想遠遜於戴震，基本上沒有多少突破，有些地方還有很大的倒退。不過曆史的發展總會有自己的內在邏輯。正當乾嘉考據學走向衰落的初期，清代的“公羊學”卻在悄然興起。作為清代由古文經學向今文經學轉化的關鍵人物龔自珍，其語言哲學及其思想的轉化，恰好預示著乾嘉考據學的自我轉化。這是曆史的偶然呢，還是透過這一偶然的曆史人物顯示了某種曆史的必然呢？
[1] 《經韻樓集》卷四，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434冊，62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下所引皆以《續修四庫全書》版本為底本。《經韻樓集》共十二卷，卷一至卷四收錄在《續修四庫全書》第1434冊中；卷五至卷十二收錄在《續修四庫全書》第1435冊中，下不再注出。
[2] 《娛親雅言序》，見《經韻樓集》卷八，75頁。
[3] 《娛親雅言序》，見《經韻樓集》卷八，75頁。
[4] 《娛親雅言序》，見《經韻樓集》卷八，75頁。
[5] 《左傳刊杜序》，見《經韻樓集》卷四，626頁。
[6] 《周禮漢讀考序》，見《經韻樓集》卷二，589頁。
[7] 《江氏音學序》，見《經韻樓集》卷六，27頁。
[8] 《經韻樓集》卷六，71頁。
[9] 《六書說》，見《說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3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 《古異部假借轉注說》，見《說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32頁。
[11] 《古音義說》，見《說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16頁。
[12] 《經義雜記序》，見《經韻樓集》卷六，72頁。
[13] 《經義雜記序》，見《經韻樓集》卷六，72頁。
[14] 《經韻樓集》卷四，625頁。
[15] 《“在明明德，在親民”說》，見《經韻樓集》卷二，616頁。
[16] 《〈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注”釋》，見《經韻樓集》卷三，617～618頁。
[17] 《經韻樓集》卷四，634頁。
[18] 《經韻樓集》卷四，634～635頁。
[19] 《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見《經韻樓集》卷二，593頁。
[20] 《“在明明德，在親民”說》，見《經韻樓集》卷二，616頁。
[21] 《“在明明德，在親民”說》，見《經韻樓集》卷二，616頁。
[22] 《“在明明德，在親民”說》，見《經韻樓集》卷二，616～617頁。
[23] 《周禮漢讀考序》，見《經韻樓集》卷二，589頁。
[24] 《孟子“聖之於天道也”說》，見《經韻樓集》卷四，634～635頁。
[25] 《春秋經“殺”“弑”二字辨別考》，見《經韻樓集》卷四，620～621頁。
[26] 《晉裏克弑其君之子奚齊》，見《經韻樓集》卷四，623頁。
[27] 《君母弑君當書弑論》，見《經韻樓集》卷四，624頁。
[28] 《君母弑君當書弑論》，見《經韻樓集》卷四，624頁。
[29] 《經韻樓集》卷四，627頁。
[30] 《說文解字注》一篇上，15～16頁。
[31] 比較代表性的專門研究成果有：陳居淵的《焦循阮元評傳》，賴貴三的《台海兩岸焦循文獻考察與學術研究》，劉建臻的《焦循著述新證》等。其他的思想通史，明清思想史、哲學史和學術史等均有專門章節涉及焦循的思想與學術成就。
[32] 最近，日本學者山口久和在其所著的《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為中心》（王標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一書中，對章學誠思想中重視研究者主體性的思想有比較充分的闡發，值得重視。
[33] 參見吳根友：《言、心、道——戴震語言哲學的形上學追求及其理論的開放性》，載《哲學研究》，2004（11）；《乾嘉時代的“道論”思想及其哲學的形上學追求》，《儒教文化研究》第九輯，首爾，韓國成均館大學，2008；《試論阮元哲學思考的語言學路徑及其得失》，載《哲學研究》，2008（9）；《試論戴震的語言哲學思想》，載《中國哲學史》，2009（1）；《段玉裁的“求是”精神與其語言哲學思想》，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
[34] 章學誠：《與周永清論文》，見《文史通義新編新注》，726頁。有關此一問題的論述，可以參見[日]山口久和：《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為中心》，王標譯，169～268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5] 《隨園詩話》卷五，見《袁枚全集》第三冊，141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36] 龔自珍的典型論述有：“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羽毛肖翹，我理造文字語言，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壬癸之際胎觀第一》，見《龔自珍全集》，12～1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37]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5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8] 《雕菰集》卷十，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489冊，204～20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案：下所引《雕菰集》皆出於此版本，不再具體注出）。
[39]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見《雕菰集》卷十三，246頁。
[40]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見《雕菰集》卷十三，246頁。
[41] 《周易用假借論》，見《雕菰集》卷八，188頁。
[42] 參見張其昀：《“說文學”源流略》一書第三編第七章第二節——“轉注、假借之論考”，229～251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43] 此一做法，頗類似章學誠將“易學”中“象”概念進一步哲學化，形成了他特有的“象”論。章氏提出了“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營構之象”的兩種類型的“象”，並揭示了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章氏認為，哲學意義上的“象”與詩歌藝術中的審美之“象”互為表裏：“《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為表裏。”章學誠還進一步從“象”論出發，來溝通儒佛道三教的在實施社會教化方麵的可溝通性。見《文史通義新編新注》，16～19頁。
[44] 《周易用假借論》，《雕菰集》卷八，189頁。
[45] [漢]司馬遷：《史記》，46頁，北京，中華書局，1959。
[46] 《周易王氏注》，見《雕菰集》卷十六，281～282頁。
[47] 《說方下》，見《雕菰集》卷八，199頁。
[48] 《說隅》，見《雕菰集》卷八，200頁。
[49] 《說權四》，見《雕菰集》卷十，201～202頁。
[50] 《與朱叔堂兵部書》，見《雕菰集》卷十三，238～239頁。
[51] 《寄朱休承學士書》，見《雕菰集》卷十三，239～240頁。
[52]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6頁。
[53] 《加減乘除釋自序》，見《雕菰集》卷十六，287頁。
[54] 《毛詩鄭氏箋》，見《雕菰集》卷十六，284頁。
[55] 《易有大極》，見《易通釋》卷二十。轉引自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554頁。
[56] 《厲》，見《易通釋》卷二。轉引自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555頁。
[57] 轉引自賴貴山：《台海兩岸焦循文獻考察與學術研究》，263頁，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
[58] 此為筆者借用明人陳第的“旁證”說而新創的一種說法。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清學史二種》，10頁）論顧炎武治學方法時說，顧氏在治音韻學時，先列出本證，繼列出旁證。經後人考證，此為梁氏所誤記，治音韻學時，首先提出運用本證、旁證法的作者是明代學者陳第。
[59] 《論語通釋自序》，見《雕菰集》卷十六，281頁。
[60] 《辨學》，見《雕菰集》卷八，177～178頁。
[61] 《與王欽萊論文書》，見《雕菰集》卷十四，258～259頁。
[62] 《述難四》，見《雕菰集》卷七，175頁。
[63] 《述難五》，見《雕菰集》卷七，175～176頁。
[64] 《古史鉤沈論二》，見《龔自珍全集》，2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65] 參見孫偉平：《事實與價值：休謨問題及其解決嚐試》，1～2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66] [英]卡爾·波普爾：《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舒煒光等譯，78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67] 張一兵：《科學、個人知識與意會認知——波蘭尼哲學評述》，見[英]邁克爾·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代譯序》，王靖華譯，1～30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68] [英]邁克爾·波蘭尼：《個人的知識·前言》，許澤民譯，2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
[69] [英]邁克爾·波蘭尼：《個人的知識·前言》，許澤民譯，3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頁。
[70] [德]馬克斯·舍勒：《知識社會學問題》，艾彥譯，67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71] 《知識社會學問題》，71頁。
[72] 有關王念孫、王引之在清代訓詁學、校勘學方麵的突出貢獻，可以參看薛正興先生的《王念孫 王引之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一書。本節不再重複該著作中列舉出的各種貢獻清單，而是從思想史的角度，尤其是古典人文知識增長的角度來考察王氏父子在清代語文學中的新貢獻，並從現代語言學與知識譜係的角度分析其研究成果的不足之處。而有關王念孫在古漢語語法方麵做出的貢獻，可以參看張先坦博士的《讀書雜誌名法觀念研究》（巴蜀書社，2010年）一書。該書將語法學與語法觀念區分開來，認定王念孫在《讀書雜誌》一書中已經具備了語法觀念，從而在疏通經典廣義方麵能度越前賢，使很多古代經典中的疑難問題經過他的解釋渙然冰釋。
[73] 《戴震全書》第七冊，8頁。
[74] 《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二》，見[清]王念孫等：《高郵王氏遺書》，130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75] 《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二》，見[清]王念孫等：《高郵王氏遺書》，130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76] 此處權借“封建化”概念，以說明當時滿族社會由遊牧生產、生活方式轉向以農業生產、生活方式的過程。由於目前還找不到更加簡明、恰當的說法，故暫用此舊概念。
[77] 《廣雅疏證序》，見[清]王念孫：《廣雅疏證》，2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78]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2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79] 王力：《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三冊，356～35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
[80] 《廣雅疏證序》，見《廣雅疏證》，1頁。
[81] 薛正興：《王念孫 王引之評傳》，174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82] 薛正興：《王念孫 王引之評傳》，175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83] 參見王國維：《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敘錄》，見《觀堂集林》卷八，397～399頁，北京，中華書局，1959。
[84] 《王念孫 王引之評傳》，178頁。
[85] 《王念孫 王引之評傳》，178頁。
[86] 《王念孫 王引之評傳》，178頁。
[87] 趙振鐸：《讀書雜誌·弁言》，見[清]王念孫：《讀書雜誌》，11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88] 薛正興：《高郵王氏遺書·弁言》，見《高郵王氏遺書》，2頁。
[89] 薛正興：《高郵王氏遺書·弁言》，見《高郵王氏遺書》，3頁。
[90] 《高郵王氏遺書》，67頁。
[91] 《高郵王氏遺書》，67頁。
[92] 《高郵王氏遺書》，67～68頁。
[93] 《高郵王氏遺書》，68頁。
[94] 《高郵王氏遺書》，67頁。
[95] 《釋大》第二，見《高郵王氏遺書》，69頁。
[96] 《廣雅疏證》，4頁。
[97] 《廣雅疏證》，4頁。
[98] [清]王念孫：《讀淮南子雜誌書後》，見《讀書雜誌》，288頁。
[99] [清]王念孫：《讀淮南子雜誌書後》，見《讀書雜誌》，471頁。
[100] [清]王念孫：《讀淮南子雜誌書後》，見《讀書雜誌》，967頁。
[101] 《讀書雜誌》，446頁。
[102] 《讀書雜誌》，627頁。
[103] 《讀書雜誌》，100頁。
[104] 《讀書雜誌》，76頁。
[105] 《讀書雜誌》，317頁。
[106] 《讀書雜誌》，631頁。
[107] 《讀書雜誌》，2頁。
[108] 《讀書雜誌》，111頁。
[109] 《讀書雜誌》，545頁。
[110] 《讀書雜誌》，119頁。
[111] 《讀書雜誌》，640頁。
[112] 《讀書雜誌》，535頁。
[113] 《讀書雜誌》，435頁。
[114] 《讀書雜誌》，115頁。
[115] 《讀書雜誌》，118頁。
[116] 《讀書雜誌》，691頁。
[117] 《讀書雜誌》，603頁。
[118] 《讀書雜誌》，543頁。
[119] 《讀書雜誌》，524頁。
[120] 《讀書雜誌》，569頁。
[121] 《讀書雜誌》，150頁。
[122] 《讀書雜誌》，150頁。
[123] 《讀書雜誌》，967頁。
[124] 《讀書雜誌》，111頁。
[125] 《讀書雜誌》，601～602頁。
[126] 《讀書雜誌》，642頁。
[127] 《讀書雜誌》，962頁。
[128] 《讀書雜誌》，965～966頁。
[129] 薛正興在《王念孫 王引之評傳》一書中多次所指出現代詞典的編輯者與古籍校注者沿襲舊錯誤，而對王氏父子的研究成果未加吸收的現象。
[130] [清]龔自珍：《龔自珍全集》，25～2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31] 《龔自珍全集》，2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32] 《龔自珍全集》，147～148頁。
[133] 《龔自珍全集》，148頁。
[134] 《龔自珍全集》，148頁。
[135] 《經義述聞》，726頁。
[136] 《經義述聞》，727頁。
[137] 《經義述聞》，272頁。
[138] 《經義述聞》，728頁。
[139] 《經義述聞》，730～731頁。
[140] 《經義述聞》，733頁。
[141] 《經義述聞》，738頁。
[142] 《經義述聞》，730頁。
[143] 《經義述聞》，740頁。
[144] 《經義述聞》，772頁。
[145] 《經義述聞》，772～774頁。
[146] 《經義述聞》，737頁。
[147] 《經義述聞》，741頁。
[148] 《經義述聞》，741頁。
[149] 《經義述聞》，756～761頁。
[150] 《經義述聞》，761頁。
[151] 《經義述聞》，744頁。
[152] “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見《戴震全書》第六冊，378頁。
[153] 《經義述聞》，744頁。
[154] 《經義述聞》，744頁。
[155] 《經義述聞》，751頁。
[156] 《經義述聞》，747頁。
[157] 《經義述聞》，747～751頁。
[158] 《經義述聞》，749頁。
[159] 《經義述聞》，749頁。
[160] 《經義述聞》，751頁。
[161] 《經義述聞》，776～777頁。
[162] 《經義述聞》，778頁。
[163] 《經義述聞》，780頁。
[164] 《經義述聞》，778～780頁。
[165] 《經義述聞》，780頁。
[166] 《經義述聞》，780～781頁。
[167] 《經義述聞》，787頁。
[168] 《經義述聞》，787頁。
[169] 《經義述聞》，787頁。
[170] 《經義述聞》，787頁。
[171] 《經義述聞》，195頁。
[172] 《經義述聞》，781頁。
[173] 《經義述聞》，781頁。
[174] 《經義述聞》，781頁。
[175] 《經義述聞》，782頁。
[176] 《經義述聞》，783頁。
[177] 《經義述聞》，783頁。
[178] 《經義述聞》，783頁。
[179] 《經義述聞》，783頁。
[180] 有學者認為，王引之在《經傳釋詞》一書中已經“具有一定的從語法角度訓釋詞義的思想，而且也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因此可以說，《經傳釋詞》是一部優秀的訓詁書，也是一部重要的語法書。”（參見薛正興：《王念孫 王引之評傳》，331頁。）非常遺憾的是，薛氏著作對於《經傳釋詞》一書在清代語文學方麵的貢獻估計不足。他從訓詁學的角度來評價王引之這部書的學術貢獻，並不足以發掘該書在古典人文知識方麵所具有的極高價值。
[181] [清]阮元：《經傳釋詞·序》，見[清]王引之：《經傳釋詞》，1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182] [清]阮元：《經傳釋詞·序》，見[清]王引之：《經傳釋詞》，1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183] [清]阮元：《經傳釋詞·序》，見[清]王引之：《經傳釋詞》，2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184] 《經傳釋詞》，107頁。
[185] 《經傳釋詞·弁言》，2頁。
[186] 《經義述聞》，770頁。
[187] 《經義述聞》，771頁。
[188] 《經義述聞》，378頁。
[189] 《經義述聞》，772頁。
[190] 《經義述聞》，523頁。
[191] 有關西方哲學“語言轉向”問題，參見王路：《走進分析哲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192] 《龔自珍全集》，225～226頁。
[193] 如侯外廬在《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中雖然論述了阮元的研究方法與文化史觀，但由於他的哲學觀的影響，並沒有看到阮元借助語言學工具從事哲學思考的特征，反而認為阮元並不是一個哲學家。王茂等人合著的《清代哲學》一書雖然承認阮元有哲學思想，並著重論述了其新的仁學思想，但對其哲學思考的語言學法方法幾乎沒有觸及。陳居淵在《阮元評傳》中對阮元思想與學術的地位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他是重塑乾嘉經學典範式的人物，但對其通過語言學方法從事哲學思考的特征也未給予關注。
[194] 所謂廣義的語言學，即將語文學也看作語言學的一個部分。相關論述可以參見索緒爾著《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洪堡特的《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姚小平主編並譯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著作。
[195] 《西湖詁經精舍記》，見[清]阮元：《揅經室集》（上），547～548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
[196] 《論語一貫說》，見《揅經室集》（上），53頁。
[197] 《論語一貫說》，見《揅經室集》（上），53頁。
[198] 《論語一貫說》，見《揅經室集》（上），53～54頁。
[199] 《大學格物說》，見《揅經室集》（上），54～55頁。
[200] 《釋門》，見《揅經室集》（上），33頁。
[201] 《擬國史儒林傳序》，見《揅經室集》（上），36頁。
[202] 《釋心》，見《揅經室集》（上），5頁。
[203] 《揅經室集》（上），235頁。
[204] 《釋順》，見《揅經室集》（上），26頁。
[205] 《釋順》，見《揅經室集》（上），29頁。
[206] 《揅經室集》（上），6頁。
[207] 《釋達》，見《揅經室集》（上），29頁。
[208] 《釋達》，見《揅經室集》（上），30頁。
[209] 《釋相》，見《揅經室集》（上），34頁。
[210] 《揅經室集》（上），211頁。
[211] 《釋敬》，見《揅經室集》（下），1016～1017頁。
[212] 《〈論語〉論“仁”論》，見《揅經室集》（上），176頁。
[213] 《〈論語〉論仁論》，見《揅經室集》（上），178～179頁。
[214] 《〈論語〉論仁論》，見《揅經室集》（上），181頁。
[215] 《〈論語〉論仁論》，見《揅經室集》（上），182頁。
[216] 《〈論語〉論仁論》，見《揅經室集》（上），183頁。
[217] 《性命古訓》，見《揅經室集》（上），230頁。
[218] 《性命古訓》，見《揅經室集》（上），213～214頁。
[219] 《性命古訓》，見《揅經室集》（上），217頁。
[220] 《性命古訓》，見《揅經室集》（上），235頁。
[221] 《釋敬》，見《揅經室集》（下），1016頁。
[222] 《釋佞》，見《揅經室集》（下），1013頁。
[223] 《釋矢》，見《揅經室集》（上），25頁。
[224] 《釋矢》，見《揅經室集》（上），22～23頁。
[227] 《釋門》，見《揅經室集》（上），31頁。
[228] 《焦裏堂循群經宮室圖序》，見《揅經室集》（上），250頁。
[229]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見《揅經室集》（上），248頁。
[230] 《西湖詁經精舍記》，見《揅經室集》（上），547～5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