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是20世紀西方哲學的一件大事。[191]這一哲學轉向對當代西方哲學的廣泛影響仍然存在。然而，對於乾嘉時期（主要是18世紀）中國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目前中國哲學史界還很少有人論述。所謂18世紀中國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其內涵是指：借助廣義語言學中的字、詞，句法的訓詁與分析等手段，來對此前的宋明傳統的思辨哲學進行批判，力求恢複對古代經典原初意義的準確解釋。語言隻是用來通達“道”——即類似形而上學問題的一條道路。如果說“語言轉向”與“語言學轉向”這二者之間有何種相似之處的話，那就是在尋求哲學思考的明晰性與準確性方麵有類似之處，至於在方法論及所要到達的終極目標方麵，二者之間並沒有可比之處。現代西方哲學中的“語言轉向”依賴的是現代西方發展起來的數理邏輯工具，而中國18世紀哲學中的“語言學轉向”依賴的中國傳統的“小學”——隻是相對於明代以前的小學而言更加具有係統性與科學性而已。現代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旨在消除西方哲學傳統中形而上學命題的有效性，宣布傳統形而上學的死亡。而中國18世紀哲學中的“語言學轉向”則是要通達傳統經典中的抽象精神——道，並對之做出更為準確而切實的解釋。更進一步地說，現代西方哲學中的“語言轉向”是要借助邏輯實證主義的一套方法取消舊的形而上學命題，而中國18世紀哲學中的“語言學轉向”則是要通過“人文實證主義”的方法重新解釋先秦儒家經典的形上學問題，以此反對宋明理學對先秦儒家經典的種種解釋。在這樣的語言學轉向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不同於以往的哲學精神，即以追求“真知”為目標的知識論的轉向，使得中國哲學在形式上具備了與現代科學相接近的“求真”精神。這也是中國哲學在18世紀“語言學轉向”的過程中所帶來的中國哲學精神的變化。不過，這一語言學轉向並沒有讓中國哲學轉向對語言本身的關注與思考，因此其所產生的思想影響力遠不及現代西方語言哲學對整個哲學所產生的更加廣泛而持久。不過，從哲學史研究的角度來說，通過語言學的視角來考察中國哲學思考方式的轉化，能對乾嘉時期的哲學研究提供新的認識，從一定意義上改變乾嘉時期無哲學的習慣看法。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號芸台，江蘇儀征人。他是乾嘉考據學的殿軍，其學術成就是多方麵的。龔自珍在《阮尚書年譜第一序》中，從十個方麵概括了其學術成就，雖略嫌誇張，然大體上比較接近實際。其中，龔氏對其訓詁學做了這樣的概括：“嚐謂黃帝名物，宣尼正名，篇者句所造，句者字所積，古者有聲音而有語言，有語言而有文字，自分隸之迭變，而本形晦矣，自通假之法繁，而本義晦矣。公識字之法，以經為譣；解經之法，以字為程。是公訓詁之學。”[192]由龔自珍的概述可知，阮元在語言哲學方麵具有綜合性特征，既認同乾嘉時期“因音求義”的基本訓詁主張，又重視訓詁過程中的“本字”法，在訓詁與解經兩方麵，既重視經義，即思想的內在邏輯性，又重視從文字入手的實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將他看作乾嘉學術的總結者。目前出版的一般學術通史著作與斷代史著作，對阮元的經學思想、哲學思想都有論述。[193]然而從哲學方法論的角度集中論述其思想特征的還不多見。下文主要從廣義的語言學角度[194]，論述其哲學思考的方法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