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誌的編纂問題上，章學誠多次批評戴震不懂史學而冒充行家。在《書〈朱陸〉篇後》一文中，章學誠非常嚴厲地了批評戴震。他說：“其於史學義例、古文法度，實無所解，而久遊江湖，恥其有所不知，往往強為解事，應人之求，又不安於習故，妄矜獨斷。如修《汾州府誌》，乃謂僧僚不可列之人類，因取舊誌名僧入於古跡。又謂修誌貴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則識解漸入庸妄，然不過自欺，尚未有心於欺人也。”[88]
對於這一相當專門的學術問題，《戴震評傳》與《章學誠評傳》二書的作者，大約是出於對自己傳主的無意識偏愛，都認為各自的傳主在地方誌編纂問題上所提的理論主張，更有合理性。如《章學誠評傳》的作者認為：“按照戴震的主張，其結果就很容易把當時考據學家那種專務考索地理沿革、埋頭古書、輕視當代文獻、不問現實政治的不良學風帶到修誌領域。其內容自然是‘厚古薄今’，不能反映當代社會情況。”[89]
又說，章學誠認為戴震“‘不解史學’，‘記傳文字，非其所長，纂修誌乘，固亦非其所解’。這些批評，是基本符合戴震的實際情況的，無可非議”[90]。
《戴震評傳》的作者則用了將近十頁的篇幅來分析戴震與章學誠在地方誌問題上的爭論，其基本傾向是維護戴震的地方誌觀點，個別地方批評了章氏的觀點。如作者說：“章提出重文獻，是以一般曆史科學的文獻要求來要求地方誌，未免不合方誌需實情的體例，戴震重沿革實際上就是重曆史和現實的實際情況。”[91]
對於章學誠、戴震二人在地方誌編纂問題上的爭論，我們認為，王記錄的評價或許更為平實、公允。他認為，章學誠在《記與戴東原論修誌》一文所說，戴震在方誌問題上隻主張“誌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誌事已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隻是章氏的一麵之辭”。因為，“查戴震的著述，隻見戴震強調修誌須明沿革，未見戴氏以方誌為地理專書之言”[92]。戴震在方誌問題上強調的是“切民用，明政事”的經世史學思想。“因此，對章、戴之爭，我們今天應有持平的看法。”“章戴二人，治學路徑不同，立言之旨各異，不必抑揚軒輊。”[93]
今以《壽陽縣誌序》為例，來仔細考察章氏對戴震方誌觀點的批評。戴震的方誌觀點是：“一州一縣鹹各有誌，俾沿革山川見曆代史者，於此可稽。因以近察政之體要，民之利病，故非通古今，明吏治，則撰次概不足觀。”[94]在《汾州府誌例言》和《汾陽縣誌例言》兩文中，戴震非常清楚明白地介紹了自己在地方誌編纂問題上的係統考慮。為了便於概覽，茲將戴震的《汾州府誌》[95]體例內容列表如下（見表5-1）。
表5-1 《汾州府誌》體例
續表
在《汾陽縣誌·例言》中，戴震的基本思路與上述一貫，隻是個別地方的具體說法不同，而且對於每條體例的內容及各體例之間邏輯關係都有明確的說明。他說：“誌首沿革，以星野附之，何也？沿革不明，則誌中述古，未有能免於謬悠者，故考沿革為撰誌首事。”[96]
由上所引可知，戴震在地方誌編纂的體例方麵，並非如章學誠所說的那樣，僅是要做成“地理專書”，而隻是把地理沿革放在首位。這隻能說體現了戴震的地方誌的史學理論特色，不存在對與錯的問題。從立異的學術心理來看，章學誠可能為了維護自己在史學方麵的長處，而無法聽取戴震的意見。據學者考證，1766年，章學誠與戴震初晤，在他早期的學術生涯中投下了“巨大陰影”，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夏，章學誠在寧波道官署裏見到戴震，討論修誌問題，時年章學誠36歲，戴震50歲。戴震正在主修《汾州府誌》和《汾陽縣誌》。依倉修良先生的看法，章學誠35歲時已經開始了《文史通義》的創作工作，此時的章學誠已經有了自己的比較係統的史學觀點了，隻是因為時間關係，還沒有來得及完全成諸文字。章氏的《記與戴東原論修誌》[97]一文帶有很強的情緒化，說戴震“聞餘言史事，輒盛氣淩之”。又說戴震在爭論之後“拂衣徑去”。從文章看，“拂衣徑去”可能是事實，而“盛氣淩之”有可能是章學誠個人的感覺。因為戴震看到他的《和州誌例》後說：“此於體例，則甚古雅，然修誌不貴古雅。”又介紹自己修《汾州》諸誌的做法：“皆從世俗，絕不異人，亦無一定義例，惟所便爾。夫誌以考地理沿革，則誌事已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而且，章學誠還說，到第二天，戴震還拿《汾州府誌》給章學誠看，並說：“餘於沿革之外，非無別裁卓見者也。舊誌人物門類，乃首名僧，餘欲刪之，而所載實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豈可以為人？他誌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餘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古跡，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跡，庸史不解此創例也。”如果當時戴震真的對章學誠是“盛氣淩之”的態度，第二天根本沒有必要再見他，更不會把自己正在纂修的《汾州府誌》拿給他看，並再詳細解釋自己並不隻是重視沿革而不顧其他。章學誠當時如果細心傾聽戴震的意見，應該會看到戴震的《汾州府誌》的體例不隻是重視沿革，也不隻是一部地理專書。可章氏在此文中有三段批評戴震的文字都帶有情緒，甚至還有點抓小辮子的嫌疑。其一雲：“如雲但須從俗，則世俗人皆可為之，又何須擇人而後與哉？”其二雲：“如雲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為集眾啟館，斂費以數千金，卑辭厚幣，邀君遠赴，曠日持久，成書且累函哉？”其三雲：“如雲僧不可以為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何物邪？筆削之例至嚴，極於《春秋》。”
我們現在來分析章學誠上述的三條說法。第一，戴震所說的“從俗”，是說繼承方誌的一般成例，隻是他在地理沿革的考訂方麵尤其見長，而這正是以往方誌的缺陷。並非如章學誠所言，一般的世俗之人皆可為。第二，戴震說的是“但重沿革”，而不是說不要其他。第三，戴震沒說名僧不是人，而隻是說這些人物在舊的地方誌中屬於仙釋一類的人物，而他認為佛、道二教地位不及重天、重祖的儒教，因而是不甚重要的，故而將名僧放在寺觀之中附帶敘述，就可以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批評戴震以儒家為正宗的宗教觀，但絕對不可以像章學誠在該文所批評的那樣，戴震連僧人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人這一點常識也沒有。至於章學誠在《書〈朱陸〉篇後》一文中說戴震“謂修誌貴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乃是章學誠強加在戴震頭上的觀點。戴震作為一代經學大家，而且是專以“求是”“求道”為人生終極目標的大學者，怎麽可能在地方誌的問題上表現出如此草率的態度呢？從《汾州府誌》《汾陽縣誌·例言》中可以看出，戴震對地方誌編纂體例的思考是非常嚴謹的，絕非如章學誠所說的那樣不懂史學而冒充內行。
章學誠在《記與戴東原論修誌》一文中說：“方誌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這句話的前半句代表他的方誌學理論觀點，是屬於章氏自己學術觀點中的所謂“獨斷”，即創見，是對是錯，有無價值，是可以再進一步討論的。後半句話則是思想家個人“立理以限事”的主觀化判斷所導致的誤判，有無的放矢的嫌疑。因為，這句話的隱指對象戴震並沒有將方誌看作“地理專門”。至於他為了強調文獻的價值而說“載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則是非常情緒化的。不具備廣博的曆史、地理以及其他的相關知識，是無法從事於史籍考訂工作的。至於在編纂地方誌的過程中，他個人更重視搜羅文獻、編次體例、整理材料等工作，而且在重沿革與重文獻兩者“不得已而勢不兩全”之際，更偏重文獻的一方，那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麵，可以體現不同史學家編纂的地方誌的特色，另一方麵也可以讓史學家發揮自己的長處。但這也隻是當兩者“不得已而勢不兩全”之時，如果均能照顧，則二者可以並重。由此可見，章學誠並不是完全反對戴震“重沿革”的地方誌思想，而隻是希望戴震也能傾聽他的重視文獻的主張。因此，我們認為，章學誠在地方誌問題上對戴震的批評，是後學希望得到前賢肯定而又沒有得到肯定之後，一種心理的反彈。他故意抓住戴震的口語加以批評（因為無法驗證），其批評所蘊含的學術成分其實很少。當然，這並不是說，章學誠在地方誌的問題方麵沒有自己獨特的思想體係，而隻是說，章學誠並沒有從思想體係的差異性方麵來批評戴震思想的不足之處。說得不客氣點，章學誠倒是以史學專家自居，不容戴震侵犯他的學術領地。章學誠本人不擅長考據，在史學方麵要竭力維護自己的學術尊嚴，故對戴震的方誌學大加撻伐，此正見出章學誠心量之狹的一麵。
章學誠在“地方誌”理論方麵堅持自己的“三書”理論。他說：“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誌，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98]章學誠從通史的曆史學要求出發，非常重視曆史的客觀性，將方誌看作國史取材的主要材料庫，避免國史取材於私人著述、家譜，從而喪失國史的可信度。這一願望是好的。而且，為了實現曆史學的客觀性，他還要求州縣地方政府設立“誌科”，委派專門的胥吏長期地、係統地從事各種檔案的整理與保存工作，以為日後編纂地方誌提供可靠的素材。[99]這些設想都體現了作為曆史學家的章學誠在有關地方誌問題上的遠見卓識。相比較而言，戴震在這麵沒有章氏思考得係統。但是，若從章學誠的思想發展史來看，他早年的地方誌思想應該與戴震相似。在大約作於乾隆二十八年末（1763年）至二十九年（1764年）之間的《答甄秀才論修誌第一書》中，章學誠說：“州郡均隸職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國別為史，然義例不可不明。”[100]由此可知，章學誠將地方誌看作“古國史”的觀點，乃是他在36歲時思想趨於成熟時的“獨斷”。而戴震認為地方誌與正史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求其切民用，達治道也”[101]。並在《汾州府誌例言》中針對誌與史在人物傳記的不同側重點方麵，亦有細致的考慮，“蓋誌與史例有不同者：史善惡並書，誌詳善而略惡也”[102]。而章學誠在批評戴震將僧人放在古寺中的義例時說：“史於奸臣叛賊，猶與忠良並列於傳。”[103]這顯然是從通史的角度來看待方誌的。
簡言之，章學誠在地方誌編纂問題上與戴震的爭論，主要是由二人在地方誌的理論觀點上有所不同而引起的。戴震是從“經世致用”的角度來看待地方誌的修纂工作，而在地方誌與正史之間的關係問題上，他堅持的是一種地方誌不同於正史的方誌學觀點，有點考據學家就事論事的態度。而思想漸趨成熟時期的章學誠則是從通史的觀點出發，將地方誌看作古國史，並且將地方誌看作能為正史提供公正、客觀、翔實史料的材料庫，因而在地方誌與正史的關係問題上，他采取的是一種聯係的觀點。因此，在方誌學的理論問題上，我們不能說孰是孰非，而隻能說二者各有擅長。
現存的戴震文字中，沒有一處提到章學誠。這其中的原因已經無法得知，也無須去推測。但我們也不能僅憑章學誠的一麵之詞來評判他們二人之間的曲直與是非。我們所能夠做的事情是，對於章學誠批評戴震的一些說法，要盡可能地對照可以找到的印證文獻，仔細地分析思想家所說的話究竟有多大的客觀性，並努力從多角度來思考二人之間的分歧，從分歧中看到乾嘉時代學術的多麵性，不同學術流派的所得與所失，為當今的學術研究提供有益的啟示。僅從方誌編纂的爭論來看，章學誠對戴震的批評多有未當之處，而且不少措辭帶有很強的情緒化色彩。戴、章二人的方誌理論各有所是，未必章學誠的方誌理論就優於戴震的方誌理論，而戴震的方誌理論也絕非章學誠所說的那樣，僅是地理之書。因為從戴震所修的方誌目錄來看並不是這樣。史學雖非戴震學問之長，但戴震之於史學也絕非外行。合理的解釋應當是；戴震與章學誠二人方誌理論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然章學誠卻誇大這種分歧，並堅持自己之所是，而力斥戴震方誌理論之非。在章、戴二人有關方誌爭論的問題上，目前現存的文獻多是章學誠提供的，這種曆史敘述中的非對等性，要求我們保持一份學術的清醒，即對章氏敘述的主觀性要有足夠的認識。否則，我們就很有可能受古人蒙蔽。
[1] 參見張立文：《戴震》，323～331頁，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
[2] 2011年11月23日，筆者在台灣參加明清國際學術會議期間，認識了美國聖塔克魯茲加州大學曆史係助理教授胡明輝博士，他把其論文《青年戴震：十八世紀中國士人社會的“局外人”與儒學的新動向》贈給筆者，該文以詳細的史料、特別的視角揭示了青年戴震自學成才的人生經曆與心路曆程。可謂從不同角度得出了大體相同的結論，即青年時代的戴震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字詞學以及方法論，並提出了嶄新的經學知識認識論”。[胡晚輝：《青年戴震：十八世紀中國士人社會的“局外人”與儒學的新動向》，載《清史研究》，2010（3）。]
[3] 《戴震全書》第六冊，370頁。
[4] 《戴震全書》第六冊，371頁。
[5] 《戴震全書》第六冊，371頁。
[6] 如朱熹在《朱子語類》中講：“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在《中庸章句題解》中表示《中庸》一書所講的道理“皆實學也”。參見葛榮晉：《中國實學思想史》上卷，290頁，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7] 《戴震全書》第六冊，371頁。
[8] 《戴震全書》第六冊，371～372頁。
[9] 《戴震全書》第六冊，372頁。
[10] 《戴震全書》第六冊，372～373頁。
[11] 《戴震全書》第六冊，373頁。
[12] 《戴震全書》第六冊，373頁。
[13] 《戴震全書》第六冊，373頁。
[14] [清]段玉裁：《誥封孺人戴母朱夫人八十壽序》，見《經韻樓集》，20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5] 《戴震全書》第六冊，376頁。
[16] 《戴震全書》第六冊，375頁。
[17] [清]章學誠《又與正甫論文》：“馬、班之史，韓、柳之文，其與於道，猶馬、鄭之訓詁，賈、孔之疏義也。戴氏則謂彼皆藝而非道，此猶資舟楫以入都，而謂陸程非京路也。”見[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679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8] 《程氏遺書》卷十八，參見《戴震評傳》，47頁。
[19] 《戴震全書》第六冊，375頁。
[20] 《戴震全書》第六冊，374頁。
[21] 《戴震全書》第六冊，373～374頁。
[22] 《戴震全書》第六冊，373～374頁。
[23] 參見李開的《戴震評傳》的第七章內容。
[24] 參見《戴震與中國文化》，49～54頁。
[2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5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6]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5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7]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53頁。
[28]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53頁。
[29]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53頁。
[30]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53頁。
[31]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53～354頁。
[3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54頁。
[33]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55頁。
[34] [清]江藩：《漢學師承記》，見錢鍾書主編、朱維錚執行主編：《漢學師承記》（外二種），8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35] [清]江藩：《漢學師承記》，見錢鍾書主編、朱維錚執行主編：《漢學師承記》（外二種），102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36] 《與某書》，見《戴震全書》第六冊，495頁。
[37]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56～367頁。
[38] 《戴震全書》第六冊，504頁。
[39] 《戴震全書》第六冊，505頁。
[40] 《戴震全書》第六冊，377頁。
[41] 《戴震全書》第六冊，377頁。
[42] 《戴震全書》第六冊，378頁。
[43]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58頁。
[4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61頁。
[45] 周兆茂在《戴震哲學新探》一書稱，早期戴震是程朱理學的幹城，屬唯心主義陣營，其理由之一是他早期著作《經考》《經考附錄》兩書對西漢揚雄、東漢鄭玄以降的學者，除朱子、程子和江永皆稱子以外，餘皆徑稱名諱。另外，有些地方直接肯定程子、朱子對經典的注釋與解釋。這些說法有一定的說服力，但並不能完全表明戴震對程子、朱子的說法完全遵從，也不能證明戴震就沒有批語程子、朱子之處。更不表明他在學術立場就完全同意程子、朱子的思想。早期的戴震在注經的思想方麵有深受程朱理學影響的一麵，不容否認。但就未必說明戴震就是程朱學派的信奉者。作為經學家的戴震，他完全有理由接受程、朱思想中那些被認為是符合“六經”或“十三經”思想的內容。而即使在早期，戴震寫給他人的幾封書信裏仍然在方法層麵有批語宋儒“失其製數”的內容。更為公正地說，戴震與程朱思想之間的關係，有受其影響到不斷擺脫其影響，到最後猛烈批判其思想的幾個階段。而這一思想變化發展的過程皆與他從青年時代就確立的為學方法有內在的關係，也與戴震長期生活在當時政治體製之外，對下層社會生活之艱苦有切膚之感有直接關係。
[46] 章太炎論吳、皖二派之間的區別，見綜述部分，此處從略。
[47]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57頁。
[48] 《戴震全書》第七冊，31頁。
[49] 《戴震全書》第七冊，8頁。
[50] 《戴震全書》第七冊，8頁。
[51] 參見吳根友、孫邦金：《戴震乾嘉學術與中國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該書第一編中有對章太炎學生的述評。
[52] 參見範雲飛：《試析錢穆“揚惠抑戴”方法及其解釋學的“前見”》，載《人文論叢》，2019（2）。
[53] 倉修良、葉建華：《章學誠評傳》，191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54] 倉修良、葉建華：《章學誠評傳》，197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55] 蕭萐父、許蘇民：《明清啟蒙學術流變》，683頁，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
[56] 《戴震與中國文化》，232頁。
[57] 王茂、蔣國保、餘秉頤等：《清代哲學》，775～776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58] 王茂、蔣國保、餘秉頤等：《清代哲學》，769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59]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276頁，北京，中華書局，1994。
[60] 在《易教》《書教》《詩教》《原道》（上、中、下）諸篇裏，章學誠重新解釋了儒家自周公到孔子的“道統”。與宋明理學的“道統”內容不盡相同，章氏的“道統”更偏重於先王政典和具體的統治政績。
[61]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78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62] 《戴震與中國文化》，223頁。
[63] 《文史通義新編新注》，658頁。
[64] 《文史通義校注》，821頁。
[65] 《文史通義校注》，221～222頁。
[66] 《文史通義新編新注》，108頁。
[67] 《文史通義新編新注》，310～311頁。
[68] 《文史通義新編新注》，316頁。
[69] 《文史通義新編新注》，317頁。
[70] 轉引自《章學誠評傳》，148頁。
[71] 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載《新青年》，1916（6）。
[72] 《文史通義校注》，310頁。
[73] 《文史通義校注》，404頁。
[74] 《原道上》，見《文史通義校注》，119頁。
[75] 《易教中》，見《文史通義校注》，12頁。
[76] 《原道上》，見《文史通義校注》，119頁。
[77] 《原道上》，見《文史通義校注》，119頁。
[78] 《易教下》，見《文史通義校注》，20頁。
[79] 《易教下》，見《文史通義校注》，18頁。
[80] 《定武書院教諸生識字訓約》，見《文史通義》外篇二；轉引自《章學誠評傳》，133頁。
[81] 《原道中》，見《文史通義校注》，132頁。
[82] 《原道下》，見《文史通義校注》，139頁。
[83] 《原道下》，見《文史通義校注》，140頁。
[84] 《原道中》，見《文史通義校注》，131頁。
[85] 《原道下》，見《文史通義校注》，138頁。
[86] 《又與正甫論文》，見《文史通義新編新注》，809頁。
[87] 章氏說此話時，對黃宗羲的認識還不深，但他在此時（嘉慶二年，即1797年）應當看過黃氏的《明儒學案》。是書成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在是書序及“發凡”中，黃氏提倡“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見《黃宗羲全集》第七冊，6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關於章學誠與戴震“道論”思想之異同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此處不做深論，將有另一篇文章討論這一問題。
[88] 《文史通義新編新注》，132頁。
[89] 《章學誠評傳》，191頁。
[90] 《章學誠評傳》，197頁。
[91] 《戴震評傳》，256頁。
[92] 王記錄：《中國史學思想通史》（清代卷），227頁，合肥，黃山書社，2002。
[93] 王記錄：《中國史學思想通史》（清代卷），227～228頁，合肥，黃山書社，2002。
[94] 《戴震全書》第六冊，510頁。
[95] 《戴震全書》第六冊，580～584頁。
[96] 《戴震全書》第六冊，585頁。
[97] 《文史通義校注》，869～871頁。
[98] 《文史通義校注》，571頁。
[99] 《文史通義校注》，587頁。
[100] 《文史通義校注》，819頁。
[101] 《汾州府誌序》，見《戴震全書》第六冊，467頁。此序是戴震為修府誌官員所寫的代筆之作。
[102] 《戴震全書》第六冊，583頁。
[103] 《文史通義校注》，8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