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姚孝廉姬傳書》一信中，戴震主要討論了經學研究過程中如何獲得“十分之見”的方法論，和學者應當確立“求道”的高遠目標的問題。所謂“十分之見”，即上文所講的為學當“精審”的意思，隻是用詞不同而已。而學問的“精審”，“十分之見”即指學問中包含著高度準確性的知識，與現代哲學認識論所追求的目標——“真理”比較相似。該信已經開始批評漢儒、宋儒在為學精審方麵的不足與缺失之處了。另外還旁涉學者要“深思自得”的學術個性問題，師友之道的新見解等兩個方麵的問題。這樣，他的認識論思想與師友之交的人倫問題就結合在一起了。
第一，尋求“十分之見”及其方法論的問題。戴震這樣說道：“凡仆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41]
第二，批評漢儒、宋儒“得失中判”。戴震說：“先儒之學，如漢鄭氏、宋程子、張子、朱子，其為書至詳博，然猶得失中判。其得者，取義遠，資理閎……其失者，即目未睹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42]
鄭玄、程、朱之學的兩失在於：一是詳博而不精審；二是“目未睹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肄所歧者”。即未能認真地把一個問題的來龍去脈搞清楚。換句話說，他們的學問均未能達至戴震心中理想的“十分之見”的境界，即“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而他們學問的“兩得”則是：“取義遠，資理閎。”戴震要求鄭玄、程、朱之後的學者對於他們前賢的學問態度應當是：“傳其信，不傳其疑，疑則闕，庶幾治經不害。”[43]由此可見，戴震既批評了漢儒鄭玄，宋儒程朱之不足，又肯定了他們學問的各自長處。可謂相當冷靜、理性。
第三，這封信中，戴震還涉及師友之道的問題。對此問題他提出了別具一格的新見解，他說：“古之所謂友，固分師之半。仆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44]戴震在這裏以追求“十分之見”“道”作為交“友”的終極價值目標，而且以托古的方式說真正的朋友即一半之師。願意以交相為師的方式與姚鼐做朋友，從而讓“道”在人的能動性追求之中保持住而不停留在僵化的語言之中。這是一種何等開闊而光明淨潔的人格境界！可惜姚鼐不懂戴震高闊遙遠之誌，拜師不成，反而日後交惡，成為學術方麵的敵人。然而這也從反麵體現了戴震的遠見卓識。
戴震的認識論與社會理想關懷也是聯係在一起的。他反對“任意見而禍斯民”的做法。他以“分理”代替宋儒的“天理”就包含著這一社會理想。他對孟子“心之同然謂理、謂義”的說法做出如下的解釋道：
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為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義。是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不明，往往界於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雜於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謂之理義。自非聖人，鮮能無蔽；有蔽之深，有蔽之淺者。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見，執之為理義。吾懼求理義者以意見當之，孰知民受其禍之所終也極也哉！[45]
戴震對於理、義的追求，一方麵要“精於區分”，另一方麵要“精於裁斷”。“精於區分”屬於認知問題，要達到“十分之見”。“精於裁斷”屬於知識的運用問題，類似於亞裏士多德講的“實踐的智慧”。兩者都不能憑個人的“意見”來下判斷、做決定，否則就會給萬民帶來災難。
戴震批評當時儒者執理以為意見的荒謬之處，說道：“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慴，口不能道辭者，理屈。嗚呼！其孰謂以此製事，以此製人之非理哉！即其人廉潔自持，心無私慝，而至於處斷一事，責詰一人，憑在己之意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嚴氣正性，嫉惡如仇，而不知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於偏，往往人受其禍，己且終身不寤，或事後乃明，悔已無及。嗚呼，其孰謂以此製事，以此治人之非理哉！”[46]
在社會生活、政治生活領域趕時髦，如何能做到不憑“在己之意見”來處理事情呢？戴震提出了“以情絜情”的方法。他說：“夫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見，則謬；使人自求其情，則得。”[47]戴震將自己的這種說法回溯到《論語》與《大學》之中，以證明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如子貢問恕，孔子回答道：“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一書講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也無非是說，“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毋於左，毋以交於右”。而這些“所不欲”“所惡”，在戴震看來，“不過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盡於此。惟以情絜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意見而不禍斯民者”[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