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戴震“道論”思想的發展曆程
戴震“道論”思想有一個較長的發展時期。30歲左右時，戴震從“體用”的角度來論述“道”。他在《法象論》中說：“盈天地之間，道，其體也；陰陽，其徙也；日月星，其運行而寒暑晝夜也；山川原隰，丘陵溪穀，其相得而終始也。”[1]這是說，道為體，陰陽為用，而日月星辰是道體的具體表現。這段文獻表明，戴震此時的“道論”思想還有很深的程朱理學的印痕，因為他將“道”看作更根本的存在，而陰陽二氣隻是道體的顯現。這與朱子理學講理先氣後的根本思想有類似性。
不過，戴震又從分與合的角度論述了條理與道的關係。他說道：“天地之道，動靜也，清濁也，氣形也，明幽也。外內上下尊卑之紀也，明者施而幽者化也。地在天中，德承天，是以配天。凡天之文，地之義，人之紀，分則得其專，合則得其和。分也者，道之條理也；合也者，道之統會也。”[2]這一道分為條理，合則為道的思想又有不同於程朱理學之處。程朱理學有時將道、理互用，多數情況下講他們自己所創立的“理”，而不講“道之分為條理”觀點。
到了作《中庸補注》和《緒言》時（40歲左右），戴震對“道”的認識開始有了自己更為鮮明的特色了。他在《中庸補注》中說：“經傳中或言天道，或言人道。天道，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也。人道，以生以養，行之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凡人倫日用，無非血氣心知之自然，故曰‘率性之謂道’。”[3]從這則材料可以看出，40歲左右時的戴震已經將自己的道論奠基於氣化論的思想基礎之上了。氣化論與道論融為一體。這一思想與早年的“道體氣用”的觀點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緒言》一書中，戴震有意將“道”與“理”分開言說，並表現出以“道論”統合曆史上理、氣兩派學說的理論傾向。他說：“古人言道，恒賅理氣；理乃專屬不易之則，不賅道之實體。而道、理二字對舉，或以道屬動，理屬靜，如《大戴禮記》孔子之言曰‘君子動必以道，靜必以理’是也。或道主統，理主分；或道賅變，理主常。此皆虛以會之於事為，而非言乎實體也。”[4]在此條文獻裏，戴震深化、細化了早年“道之分為條理”的思想，明確地以道來統貫理與氣，從理論上表現出要綜合宋明理學中氣學與理學兩大思想傳統的思想傾向。
晚年，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分別從天道與人道兩個方麵，闡述了道的特征，專門列出了天道與（人）道的條目，既看到天道與人道的區別，又闡述了人道與天道的內在關係。在天道層麵，戴震明確地從“氣化流行”的角度闡述天道的“實體”特征：“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5]在人道層麵，他從人性具有血氣心知雙重屬性的起點出發，以人倫日用的“實事”來闡述人道的特征：“人道，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6]
由上所論可知，在戴震的思想中無論是“天道”還是“人道”，都不是虛構的思維實體，而是有其具體感性內容的“實體實事”，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剛柔是天道之實，而“人倫日用”則是人道的“實事”，“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下之達道五”等，都是人道“實事”的具體表現。但戴震的這一思想似乎又不能與西方哲學中的自然主義簡單地畫等號，從理論上講，他看到了人倫之道與大自然的氣化之道一樣，都具有實在性的特征，但人道似乎更受“必然”（今天倫理學上的“當然”）的製約，而這一“必然”又不脫離“自然”，而恰恰通過“必然”來實現“自然”的極致。惜乎戴震沒有花費更多的筆墨來講清楚天道與人道二者之間的區別，給後人留下了很大的理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