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史與文化史相結合的角度研究戴學，是20世紀後半期以來的一種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許蘇民用巨大的心力，以生動的個案研究再一次揭示了戴震與中國思想和文化的關係，證實了中國近代思想具有自己的內在傳統，從而加強了20世紀上半葉明清思想史研究的一個著名論斷：從萬曆到“五四”，是一個同質的思想解放過程。
（一）哲學史研究的“泛化”與“純化”的結合
正確處理這種哲學史研究的“泛化”與“純化”之間的辯證關係，可以從大的方麵進行宏觀闡釋，更主要的是可以通過廣泛地發掘史料，從細節方麵突破一些問題。如許蘇民引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所載，戴震記其祖先不怕鬼的故事，以說明戴震性格中“不怕鬼，不信邪”的堅韌的一麵，頗有說服力；又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輯出戴震對徐光啟的《幾何原本》研究的資料，以此證明戴震思想中所包含的西方科學思想，言之鑿鑿，皆發以往戴學研究者所未發；又對戴震死因提出了質疑，亦屬有根據的懷疑，可供學術界繼續探討。
（二）戴震哲學的理論旨趣及產生的時代背景
在一批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分析研究的哲學家、哲學史學家中，張岱年先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他認為，戴震是“清代中期的卓越的唯物主義者”，在《原善》《疏證》中闡明了“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銳利地批判了程、朱與陸、王兩派的唯心主義思想”；相比王夫之而言，“戴震的唯物主義學說蘊含著反抗專製暴政的實質。他們都是同情人民的進步思想家”。[159]
周兆茂認為：“生活於十八世紀的戴震，建立了‘氣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唯物主義氣本論的哲學體係，恢複了唯物主義哲學的權威；在倫理觀上，提出了‘絜情同欲’的進步倫理思想，批判了程朱理學‘存理滅欲’的反動謬論；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麵，戴震對封建專製製度的腐朽與黑暗進行了大膽的揭露和批判。”[160]戴震在唯物主義一元論的基礎上，從自然觀、認識論和倫理觀等方麵，對程朱理學展開了全麵的猛烈的批判，由此進一步揭露了其“以理殺人”的反動本質，從而把我國自宋明以來的反理學鬥爭，推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戴震的唯物主義和進步倫理思想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曾產生過重要影響。[161]
周兆茂非常強調戴震晚期的思想，認為它是17、18世紀中國政治、經濟、哲學、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等諸多因素互相激**和整合的產物，既與明末清初資本主義萌芽、與徽商有著密切關係，又與戴震繼承、弘揚中國哲學史上唯物主義傳統和批判程朱理學以及新安理學有著密切關係，同時又與明末清初人文主義思潮以及西方自然科學的影響有著密切關係。[162]
有的學者認為，戴震是我國18世紀傑出的思想家，其宇宙觀具有唯物主義因素，社會政治思想是進步的，對於反對正統派理學起了一定作用，繼17世紀明清之際啟蒙思想的巨大浪潮之後，又推起了波瀾。由於程朱理學當時占據統治地位，戴震哲學思想在當時所起的作用並不大。反對者認為，戴震哲學發展到了中國古典唯物主義的最高峰。楊向奎甚至樂觀地指出：“東原實在是新理學大師，或者是新儒學大師，而中國近現代之所謂新儒家非其倫也。”[163]
更多的學者認為，戴震哲學思想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促成的。如周輔成認為，明末資本主義生產要素的萌芽、清代的高壓統治、發達的科學知識，是戴震唯物的哲學係統的基礎。[164]冒懷辛認為，戴震哲學是大興文字獄、推行高壓政策以加強封建統治的時代及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產物，反映了新興市民階級對封建統治的不滿和反抗。李穀鳴認為，戴震的自然科學研究、幼年生活、徽州商品經濟發展、對市民階級的要求的了解，是戴震成為傑出的啟蒙思想家的因素之一。[165]
重在掘發戴震哲學理性啟蒙意義的許蘇民，在其所著《戴震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認為，戴震的思想雖然與專製統治者尊奉的正統的中國文化格格不入，但戴震的思想恰恰又是中國文化自身的曆史發展之所孕育的，是“中國社會的曆史發展之所造就”。
（三）關於戴震哲學的思想淵源
20世紀初，章太炎、梁啟超、胡適、容肇祖、錢穆等人就已注意到這個問題，並做了有益的探討。有學者認為，戴震“繼承了顏元、李塨等人的傳統”[166]，與南宋以來一直占據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這種觀點最初來自清代同治年間的學者戴望的《顏氏學記》，此後，梁啟超、胡適都認為戴震思想有一部分是受顏李學派的影響而成。
與胡、錢等人戴學淵源於顏李學派及惠棟的說法不同，王茂認為，戴震哲學淵源“或當來之於浙東劉宗周、黃宗羲學派”；此外，“很有可能還有另一個遠紹古希臘的源頭。明清間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個薄弱環節，許多問題仍在若明若暗之中，弄清戴震與西學的全部關係，將俟諸異日”。[167]周兆茂認為，戴震哲學淵源是多元的，主要有四個方麵：第一，批判地繼承了陳淳、朱升等人理學思想中的唯物主義因素；第二，弘揚、發展了《周易》及荀子、張載等人的古代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思想；第三，受17、18世紀人文主義思潮的撞擊；第四，中西方自然科學的影響。[168]如他認為，戴震的氣一元論宇宙觀來自張載，把鬼神解釋為一種可以使原始物質元素得以運動化生的“精氣”，即不可理解的神妙創造力，僅借用了《中庸》的詞匯而已。
這種多元淵源論有很強的解釋力，有不少學者持此觀點。在許蘇民看來，戴震諱言自己的思想來源，除了《十三經注疏》外很少明言自己讀過其他一些什麽書，這完全是不得已。具體來說，戴震人學本體論思想源於李贄以來的早期啟蒙學者關於“百姓日用即道”和“氣質之性”一元論的大量論述；其認識論思想，如尊重公理與邏輯的科學態度，來自傅山、唐甄、顏元、李塨、程廷祚等人的有關著述以及徐光啟和利瑪竇對《幾何原本》的譯釋；其論知識與道德的關係，與唐甄最為一致，論理欲關係、情理關係，更與明末清初的一大批早期啟蒙學者的思想傾向完全一致。同時，許蘇民指出：“以上所舉亦不過是擇其與戴震所提出的命題特別相似者而言，是不可以絕對地執為定論的。”[169]
楊向奎在他影響頗大的《清儒學案新編》中並沒有為戴震立學案，他對戴震哲學的論述散見於幾篇論文中。楊先生認為，戴震對生的哲學更有正確的理解，對充滿生意的宇宙進行了體會與描述，以和諧為美，進一步使中國哲學美學化，從而批判了走向偏枯的程朱之學，發展了明道與橫渠的學說。明道使其學說走上和諧理論，橫渠學說使其主張“由氣化有道之名”。可謂視角與立意皆頗新。
近年來，不少學者注意研究戴震與朋輩學者之間的關係。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學術動向。對此，孫以昭認為，要深入開展戴學研究，必須重視對戴震學術思想的淵源與影響的研究，如注意戴震對揚州學派的影響。應把戴震的有關思想“放在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大文化背景和清代徽州文化的地方文化背景中，並結合當時的社會政治曆史因素加以考察，研究其形成的原因和價值”[170]。從中國哲學發展來看，顧炎武、王夫之都反對理學，但是從哲學根本問題入手，深刻揭露理學唯心主義本質並進行猛烈抨擊的，隻有戴震。他不但比顧炎武、在有些地方也比王夫之都更為尖銳、徹底地批判了程朱理學思想。
另外，王茂等人的《清代哲學》第二十章專從戴震哲學的批評者與擁護者兩個層麵分述了“戴震哲學的反響”。許蘇民的《戴震與中國文化》從第八、第九、第十章專門討論了戴震思想的影響。
也有部分學者指出了戴震思想的局限性，如戴震視農民戰爭若“洪水橫流”“**佚作亂”（《孟子字義疏證》，卷上）；在《於清端傳》中，讚揚順治、康熙年間鎮壓湖北等地農民起義的“恩威並用”的於成龍；在《鄭子文傳》中把鄭成功誣為“海寇”；在《查氏七烈女墓誌銘》中誣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為“流賊”；在《戴節婦家傳》中一再謳歌封建貞節觀，說徽地“窮巷裏曲之婦人女子，其節操比於丈夫”。這些觀點，對於全麵、深入、立體地的認識戴震的思想都具有積極意義。
回顧整個20世紀戴震哲學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我們現在要深入思考的問題如下。第一，梁啟超、胡適、錢穆、侯外廬、蕭萐父等著名思想家、學者所開創的研究典範，在今後的研究中如何進一步地去資借？第二，如何使戴震研究取得新的進展？我們認為，如下三個方麵的趨勢將是未來戴震研究的新方向。其一，伴隨著中國社會進一步的對外開放，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加全麵與深入，在比較哲學的視野裏來重視審視明清哲學思想的特質及戴震哲學的意義，將是戴震研究無法回避的曆史趨勢。其二，伴隨著宋明哲學研究的深入，戴震與宋明哲學，特別是朱子學與陽明學的內在關係，將會得到更進一步地揭示。其三，由於《戴震全書》《戴震全集》的出版，戴震思想的細化研究也將是勢在必行。
自20世紀90年代李開在《戴震評傳》中涉及戴震哲學與中國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問題、戴震哲學與解釋學的問題之後，有關戴震與中國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戴震與中國的哲學解釋學問題得到了更多學者的關注，並將繼續有新的成果問世。如何深入研究由惠棟、戴震等著名學者所開創的“乾嘉學派”，他們在語言學、語言哲學方麵的自覺努力，對於中國哲學的語言學轉化的貢獻？戴震及其後學如焦循、淩廷堪、高郵王氏父子、阮元等所開創的哲學語言學轉向，其曆史效果及其局限性何在？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都將進一步推動以戴震為中心的清代哲學研究向更深入的方向邁進。
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許蘇民在《戴震與中國文化》一書論述了戴震對段玉裁、龔自珍的影響，但對龔自珍從古文經學向今文經學轉化的契機並沒有來得及給予分析。因此，在傳統哲學向近代哲學轉變的過程中，以龔自珍（戴震的大弟子段玉裁的外孫）為樞紐人物，揭示清代“漢學”——古文經學向今文經學的轉化的內在學理，或許將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
眾所周知，“白話文運動”是中國現代文學轉化的根本契機。然而對於這樣一場空前的現代“語言學”運動與中國哲學的語言學轉向關係，以及與中國固有的學術精神之關係，在研究中國古代哲學的同行們中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比如說，大家都知道胡適先生是“白話文運動”的先驅之一，然而研究現代文學的人不知能有幾人知道胡適先生又是戴震哲學研究的專家呢？雖然，他寫《戴東原哲學》一書遲在1923年，然其對戴震哲學的知解肯定在此之前多年。戴震哲學中所包含的語言學思想——“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對胡適先生的白話文革命的思想的形成是否有影響？
最近，司馬朝軍在其皇皇巨著《〈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一書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學術問題，認為乾嘉考據學中存在著一個“四庫館派”的官方考據學派，不同於惠棟、戴震等人所開創的民間考據學派的學術風格。如果這一說法確能成立，則戴震在清代考據學中的地位就應該被重新審視，章太炎、梁啟超、胡適等人對戴震的評價也應該被重新審視。
[1] 此處隻簡要列出部分著述。2005年及其以前出版或問世的著述目錄，參見吳根友、黃敦兵的《近五十年戴震哲學思想研究述評》後附“相關論著及博碩論文存目”，見馮天瑜：《人文論叢（2005年卷）》，470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2] 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章太炎卷》，562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 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章太炎卷》，562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 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章太炎卷》，536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 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章太炎卷》，256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6] 馮友蘭：《三鬆堂全集》第三卷，397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7] 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56～6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8] [清]戴震撰，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第七冊，434、415、419、420、421、422、423頁，合肥，黃山書社，1997。
[9] 《三鬆堂全集》第三卷，405頁。
[10] 《戴震全書》第七冊，469～471頁。
[11] 《中國倫理學史》，60頁。
[12] 《中國倫理學史》，68頁。
[13] 《戴震全書》第七冊，426頁。
[14] 《戴震全書》第七冊，427頁。
[15] 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上），409頁，上海，生活書店，1947。
[16] 《三鬆堂全集》第三卷，408頁。
[17] 《三鬆堂全集》第三卷，409頁。
[18] 《三鬆堂全集》第三卷，410頁。
[19] 《三鬆堂全集》第三卷，410頁。
[20] 劉師培：《〈中國民約精義〉案語》，見李妙根：《國粹與西化——劉師培文選》，59頁，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21] 王國維：《釋理》，見《王國維集》第一冊，27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22] 王國維：《釋理》，見《王國維集》第一冊，277～27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23] 王國維：《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見《王國維集》第一冊，403頁。
[24] 王國維：《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見《王國維集》第一冊，403頁。
[25] 王國維：《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見《王國維集》第一冊，408頁。
[26] 王國維：《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見《王國維集》第一冊，409頁。
[27] 王國維：《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見《王國維集》第四冊，191頁。
[28] 王國維：《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見《王國維集》第四冊，192頁。
[29] 與梁啟超同時的蔣方震有《歐洲文藝複興史》一書。
[30]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73頁，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
[31] 《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28～29頁。
[32] 《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35頁。
[33] 《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6頁。
[34] 《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24頁。
[35] 《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25頁。
[36] 《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28頁。
[37] 《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30頁。
[38] 《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30頁。
[39] 《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30～31頁。
[40]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377～378頁。
[41]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490頁。
[42]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488頁。
[43] 《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34～35頁。
[44] 《戴震全書》第七冊，362～364頁。
[45] 《戴震全書》第七冊，365～366頁。
[46] 《戴震全書》第七冊，366頁。
[47] 《戴震全書》第七冊，367～368頁。
[48] 《戴東原哲學》，見《戴震全書》第七冊，372～373頁。
[49] 《戴東原哲學》，見《戴震全書》第七冊，374頁。
[50] 《戴東原哲學》，見《戴震全書》第七冊，374頁。
[51] 《戴東原哲學》，見《戴震全書》第七冊，375頁。
[52] 《戴東原哲學》，見《戴震全書》第七冊，376頁。
[53] 《戴東原哲學》，見《戴震全書》第七冊，377頁。
[54] 《戴東原哲學》，見《戴震全書》第七冊，379頁。
[55] 《戴東原哲學》，見《戴震全書》第七冊，379頁。
[56] 《戴東原哲學》，見《戴震全書》第七冊，354～355頁。
[57] 《戴東原哲學》，見《戴震全書》第七冊，361頁。
[58] 梁氏原文認為此時戴震是三十歲。當誤，今正之。
[59] 《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6頁。
[60] 《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59頁。
[61] 陳啟雲：《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曆史論析》，33～3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62]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見《胡適學術文集》（上），12頁，北京，中華書局，1991。
[63] 《胡適學術文集》（上），513頁。
[64]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143頁。
[65] 《中國思想史綱要》，見《胡適學術文集》（上），519頁。
[66] 《中國哲學史大綱》，見《胡適學術文集》（上），13頁。
[67]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164頁。
[68] 《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位置》，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002頁。王陽明的生卒年一說為1472—1529年。
[69] 《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位置》，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002頁。王陽明的生卒年一說為1472—1529年。
[70] 《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位置》，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005頁。王陽明的生卒年一說為1472—1529年。
[71] 《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位置》，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106頁。
[72]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153頁。
[73]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154頁。
[74]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156頁。
[75]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163頁。
[76] 其實，以兩淮鹽運使盧雅雨為樞紐人物，對於當時聚集揚州的具有新思想傾向的學者與文學家藝術家之間的交遊關係，可以做更進一步的考察。1763年，盧雅雨主持第二次紅橋修禊，鄭板橋與袁枚相遇，不甚歡洽。時年，鄭板橋已經是七旬老翁。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戴震在盧府識惠棟。而是年三月，盧主持第一次紅橋修禊，鄭板橋作四首七律和詩。若戴震在三月之後與惠棟相見於盧府，可能聞知鄭板橋。戴震在京城結識錢大昕等人，一時名動京師。或許鄭板橋、袁枚皆知有戴震其人。袁枚曾在《小倉山房詩文集》中著有調停漢宋之爭的文章，或有感而發。
[77]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022頁。
[78]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033頁。
[79]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023頁。
[80]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006頁。
[81]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009頁。
[82]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010～1013頁。
[83]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論文集》（下），1012頁。
[84]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論文集》（下），1013頁。
[85]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論文集》（下），1014頁。
[86]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論文集》（下），1036頁。
[87]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論文集》（下），1029頁。
[88]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論文集》（下），1029頁。
[89]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論文集》（下），1027頁。
[90]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論文集》（下），1027～1028頁。
[91]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論文集》（下），1029頁。
[92]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論文集》（下），1032～1033頁。
[93]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論文集》（下），1033頁。
[94] 《戴東原的哲學》，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028頁。
[95]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143頁。
[96]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見《胡適學術文集》（下），1143頁。
[97] 此部分與黃敦兵合寫，第一稿由黃敦兵執筆，特此注明。
[98] 安正輝：《戴震哲學著作選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成中英編譯：《戴震原善研究》，香港，美國東方研究所香港辦事處，1969。
[99] 戴震研究會等：《戴震全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1998；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4—1997。
[100] 1962年安徽省曆史學會舉行座談會；1986年5月，首次戴震學術研討會在安徽屯溪市舉行，交流了40餘篇論文，匯集為《戴震學術思想論稿》於1987年出版；1991年8月又召開了一次戴震學術研討會，結集出版了《戴學新探》。
[101] 江誌偉：《獨尋真知啟後人——戴震紀念館巡禮》，載《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08-11。
[102] 周輔成：《戴震——十八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1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蘇聯學者雅·布·拉杜裏紮圖洛夫斯基等人也持此種觀點。
[103] 王茂：《戴震哲學思想研究》，3、84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
[104] 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515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105] 蕭萐父：《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載《中國社會科學》，1983（1）。原文寫於1982年7月。
[106] 吳根友：《中國現代價值觀的初生曆程——從李贄到戴震》，299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107] 吳根友：《中國現代價值觀的初生曆程——從李贄到戴震》，313～314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108] 黃俊傑：《中國孟學詮釋史論》，291、316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109] 冒懷辛：《關於戴震哲學思想的評價問題》，載《江淮學刊》，1963（1）。
[110] 劉清平：《儒學傳統中的啟蒙晨輝——論戴震哲學的思想實質》，載《武漢大學學報》，1992（3）。
[111]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407、4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12] 薑廣輝：《何為啟蒙思想家》，載《黃山日報》，1990-10-21。
[113] 薑廣輝：《戴震哲學——披著“經言”外衣的啟蒙學說》，見《戴震學術思想論稿》，63～78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又見薑廣輝：《走出理學——清代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326～345頁，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114] 任繼愈：《中國哲學史》第四冊，1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5] 李錦全：《人文精神的承傳與重建》，279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
[116] 楊憲邦：《中國哲學通史》第三冊，407頁，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
[117] 周兆茂：《關於戴震的“以理殺人”和“啟蒙”思想的再評價》，載《學術界》，1993（4）。
[118] 參見沈心康：《省學術界熱烈討論戴震哲學》，載《安徽日報》，1962-07-28。
[119] 杜國庠：《杜國庠文集》，3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20] 舒凡：《戴震思想具有近代啟蒙意義嗎？》，載《黃山日報》副刊《徽苑》，1990（141）。
[121] 周輔成：《戴震的哲學》，載《哲學研究》，1956（3）。
[122] 謝遐齡：《戴震哲學之二三問題》，載《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4）。
[123] 《關於戴震哲學思想的討論》，載《光明日報》，1963-05-31。
[124] 周輔成：《戴震的哲學》，載《哲學研究》，1956（3）。
[125] 馮契：《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下），見《馮契文集》第六卷，367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126] 薑國柱：《論戴震的認識論》，載《江蘇師院學報》，1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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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周輔成：《戴震的哲學》，載《哲學研究》，1956（3）。
[133] 周輔成：《戴震的哲學》，載《哲學研究》，1956（3）。
[134] 吳根友：《戴震哲學“道論”發微——兼評村瀨裕也〈戴震的哲學——唯物主義與道德價值〉》，載《中國哲學史》，2003（1）。
[135] 吳根友：《明清之際三種人性論與中國倫理學的現代轉向》，載《學術月刊》，2004（5）。
[136] 吳根友：《中國現代價值觀的初生曆程——從李贄到戴震》，308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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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周兆茂：《關於戴震的“以理殺人”和“啟蒙”思想的再評價》，載《學術界》，1993（4）。
[161] 《戴震哲學新探》，150～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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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楊向奎：《戴東原哲學思想分析》，載《曆史研究》，1989（5）。
[164] 周輔成：《戴震的哲學》，載《哲學研究》，1956（3）。
[165] 沈心康：《省學術界熱烈討論戴震哲學》，載《安徽日報》，1962-07-28。
[166] 郎豐生：《戴震：前清學術之集大成者》，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1（1）。
[167] 王茂：《戴震哲學思想研究》，129、132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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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孫以昭：《關於戴學研究的幾點意見》，載《安徽大學學報》，19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