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之下的蘇州城，從一片死寂到慢慢恢複了元氣，就像一副黑白圖畫，瞬間有了些色彩。
張銘輝開始遍地尋找陶清珂，他很清楚陶清珂不可能躲遠了。他自言自語道：“是不是躲在沈靈慧那裏啊，可想了想，又不對，如果躲在沈靈慧那裏，沈靈慧怎麽會出來遊玩呢？”
管家說：“真是奇了怪了，人能蒸發掉？”
張銘輝說：“肯定有人在裏麵作怪，這幾天多盯著些動靜。”
陶清珂躲在玉春坊的事情，看似做得天衣無縫，但其實天下哪有不透風的牆。悅兒非常擔心，生怕這件事情敗露出去，那玉春坊就真的會被官兵查封。
沈雪馨反而不擔心，她琢磨著如果真的別人發現了，自己真的就吃不了兜著走：“悅兒，要不你先去牛家鎮躲一段時間吧？”
悅兒盯著沈雪馨說：“當家的，你如果為了感情救陶少爺，我也能理解，可我知道，你對他，還到不了那種感情吧。”
沈雪馨說：“可我聽到他病中的時候，第一想到的就是救他。”
話音剛落，高曉濤走了進來，沈雪馨趕緊從後院衝到大廳。
高曉濤問：“怎麽這麽火急火燎的？”
沈雪馨趕緊說：“沒事。”
高曉濤從沈雪馨慌張的動作上，就看出了端倪，說：“是不是藏人了？”
沈雪馨驚訝道：“哪……哪藏人了？”
高曉濤打趣道：“我和你開玩笑的。”
沈雪馨舒了一口氣。
高曉濤說：“這瘟疫之後啊，得想想如何恢複一下元氣，我覺得……”
沈雪馨說：“別提恢複元氣了，我現在隻想能維持現狀就不錯了。”
高曉濤給沈雪馨講起了安史之亂成就杜甫的事情。
安史之亂後，唐朝元氣大傷，艱辛、危機、動**接踵而至，宦官相爭、藩鎮割據的局麵形成；不過與此同時，唐朝卻並沒有像漢朝分成西漢、東漢，像晉朝分成西晉、東晉，像宋朝分成北宋、南宋，於此也見出了唐王朝生命力的頑強。
對唐朝的詩歌寫作和更廣義的文學創作而言，安史之亂同樣起到了重大的轉捩點作用。它廢掉了一些人的寫作功夫，淘汰了一些人的寫作成果。
如果一個重大曆史事件如安史之亂的出現，不能在淘汰與報廢的意義上影響到詩人作家們的創作，那它基本上就是被浪費掉了。
而安史之亂居然為推出了最偉大的詩人：杜甫。這是安祿山、史思明沒有想到的，這是王維、李白、肅宗皇帝沒有想到的，這也是杜甫自己沒有想到的。
杜甫的寫作成就於安史之亂，沒有安史之亂，他可能也就是個二流詩人。
他被迫走進了安史之亂，將周身的感覺器官全部打開，記錄下自己的顛沛經驗，接通了一己“天地一沙鷗”的存在與當下曆史、古聖先賢的坎坷，將自己的文字提升到日月精華的程度，同時解除了王維式的語言潔癖，靠近、接觸、包納萬有。
在杜甫麵前，王維所代表的前安史之亂的長安詩歌趣味，就作廢了。王維經曆了安史之亂，但是他已然固定下來的文學趣味和他被迫充任安祿山大燕朝廷偽職的道德麻煩，使之無能處理這一重大而突然，同時又過分真實的曆史變局。這真是老天弄人。
其經曆、處境令人聯想到才高掩古、俊雅造極，卻丟了江山的宋徽宗。王維的語言寫山水、田園和邊塞都可以，他可以將山水、田園和邊塞統統作為風景來處理，以景寓情，借景抒情，但要處理安史之亂，他需要向他的寫作引入時間維度，同時破除他的語言潔癖，朝向反趣味的書寫。
這對王維來說是不可能的工作。
所以安史之亂塑造的唯一一位大詩人是杜甫。杜甫在安史之亂中發展出一種王維身上沒有的東西。杜甫的詩歌很多在處理當下，他創造性地以詩歌書寫介入了唐宋之變。
古往今來，一般人都會認為當下沒有詩意，而比如月亮、秋天、林木、溪水、山巒、寺宇、客棧、家鄉，甚至貧窮、蠻荒、虎嘯猿啼，由於過去被反複書寫過無數遍，便被積累為詩意符號，會順理成章地呈現於語言。
杜甫的當代性是與他複雜的時間觀並生在一起的。他讓三種時間交疊：曆史時間、自然時間、個人時間。而如果說王維的風景也貫穿著時間之緯的話，那麽那隻是一種絕對的時間。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王維是一個二流詩人。
李白也卷入了安史之亂，他吟詠著“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勤王軍隊。一個人自大到國難當頭依然這麽自大，而且是將文學自大轉化成了統治自大，這也算是奇觀了！
李白沒想到肅宗登基後，永王就成了叛軍，在老朋友高適的施壓下，他走上了流放夜郎之途。
唐朝是一個國際化的朝代。唐土上居住著眾多少數民族和外國人。唐朝廷任用非漢人做邊將，受益的也不僅是安祿山，西突厥突騎施部首領哥舒翰也是受益者之一。
在安史之亂之初，因兵敗與讒言被朝廷斬殺的大將高仙芝是高句麗王族。在隨駕玄宗皇帝避難蜀中的人員當中有一位漢名晁衡的東洋人，本名阿倍仲麻呂。
安史之亂特別複雜：漢族、Z國的正統王朝、少數民族、外國人、西域文化，還有宗教問題，都混在了一起。由於安史之亂，回紇人進來，吐蕃人進來，Z國一下就亂了套，Z國曆史來了一個跨越唐宋的大轉折。
宋朝人是否“懦弱”，韓愈究竟隻是順應了當時思想界的演變還是有其獨特的作為，咱們都可以再討論，但韓愈確實“做書詆佛譏君王，反對憲宗迎佛骨，然後被貶潮州刺史。在赴任的路上他寫下“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的詩句。
拿韓愈和與之同朝為官的大詩人白居易做個簡單比較，我們就能看出韓愈所推動的時代性思想轉變、寫作方式的轉變其力量有多大：對白居易來說，安史之亂隻是提供了他寫作《長恨歌》的題材而已。而且這題材還被約束在了貴妃楊玉環和玄宗皇帝李隆基的綿綿無絕期的愛情悲劇上。
因而杜甫被尊為“詩聖”。而“聖”在儒家表述係統裏地位是最高的。
在晚唐司空圖所著《二十四詩品》中，位列第一的是與儒家品味相關的“雄渾”，其後便是“猶之惠風，荏苒在衣”的“衝淡”之品。在隨後的諸品中，有十幾品其實都可歸入“衝淡”品。而嚴羽倡導詩歌的“妙悟”，更是“論詩如論禪”。
雖然在《滄浪詩話》中他也要詩人們“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做開元、天寶以下人物”，但在他做出“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的判斷之後，Z國人對於詩意的看法其實是有了一些變化的。
清初王士禛主“神韻”，袁枚主“性靈”，弄得明代“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前後七子一個個笨拙老派的樣子。
到了今天，人們在談論杜甫這樣的儒家詩人的時候開始強調其次要的一麵，例如其率意、意趣，甚至頑皮，例如“兩個黃鸝鳴翠柳”“黃四娘家花滿蹊”“桃花一簇開無主”等等。
這樣的詩句被娛樂化、生活化、去深度化的今人認為更能體現杜甫的本性，是杜甫更真實的一麵——仿佛那個死裏逃生又顛沛至死的杜甫反倒是刻意做出來的似的……
但不管怎麽說，杜甫被尊為詩聖就是儒家的勝利。而儒家真正的勝利竟然部分地是拜安史之亂所賜！
有點倒黴的是自大狂李白。宋人“抑李揚杜”，影響至今。我們看今人的唐詩選本，杜甫的詩歌篇目總是多於李白。
沈雪馨笑著說：“你跟我講杜甫，和對牛彈琴沒什麽區別。”
高曉濤說：“人在災難下，必會出現個英雄。”
沈雪馨說：“我可不想當什麽英雄，能讓我平平安安活著就行了。”
高曉濤說：“你現在已經在做一個英雄的事情了。”
沈雪馨驚訝地看著高曉濤，俗話說，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而沈雪馨就是做了虧心事，她也怕鬼敲門。
高曉濤掃了一眼沈雪馨，心裏算是有底了，因為沈雪馨一直是待客有道，從自己進門，到講完了安史之亂後的杜甫，都沒有提上茶的事情，這確實讓人有點摸不清頭腦。他看了一眼“天下第一繡坊”的牌匾，說：“玉春坊還得做第一啊！”
沈雪馨說：“實話說，當年重新接手了玉春坊確實是想過爭一爭，可現在忽然明白，也沒什麽好爭的。”
高曉濤看出了沈雪馨失落的表情。
而在這時，張銘輝的管家早已在玉春坊門口徘徊了許久，他沒有發現什麽情況後，就回去了。
張銘輝納悶起來，人到底藏哪裏了？總不能人間蒸發了吧？想來想去，他讓管家去秋彩坊看看。
管家去了秋彩坊，也沒有發現什麽端倪，陶喜田和蘇靜沒什麽異常。
張銘輝有些鬱悶，陶清珂明明沒有出去做生意，而且得了瘟疫，這家子人這麽能沉住氣，這裏麵到底發生了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