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尖創新人才”一詞與教育的結合，最早出現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高曉明，2011）[1]。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此後，2003年第一次全國人才工作會議、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再次對培養拔尖創新人才這一教育目標予以確認。如今，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已成為教育界探討的熱點問題之一。
一、拔尖創新人才的概念界定
對於什麽是拔尖創新人才？學者們在不同的語境下對“拔尖創新人才”的概念進行了常識性的闡釋，但理解、釋義各不相同，如郝克明（2004）[2]認為，拔尖創新人才是“在各個領域特別是科學、技術和管理領域，有強烈的事業心和社會責任感，有創造精神和能力，為國家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在我國特別是在世界領先的帶頭人和傑出人才”。楊叔子（2005）[3]指出“知識越高深越淵博，思維越精邃越奇妙，方法越有效越卓越，精神越向上越高尚，文化就越先進越精湛，有這一文化而教育而培養而造就出的人才，其素質、其層次就越高，其品位、其格調就越醇，其影響、其作用就越大。顯然，我們所要培養的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就應該是這樣的拔尖創新人才”。
我們也嚐試從心理學的角度對“拔尖創新人才”的概念進行必要的解析。首先什麽是“人才”，《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或專門技能，進行創造性勞動並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是人力資源中能力和素質較高的勞動者。顯然判斷是否為人才的基本標準是能否對社會做出貢獻。“創新”一詞，一般認為與心理學中的“創造力”同義，林崇德認為，創造力是根據一定目的，運用一切已知信息，產生出某種新穎、獨特、有社會價值或個人價值的產品的智力品質，這裏的產品是指以某種形式存在的思維成果，既可以是一種新概念、新設想、新理論，也可以是一項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林崇德，2009）[4]。而拔尖，其本意是超出一般，在次序、等級、成就、價值等方麵位於最前麵，居領先地位，是一個相對概念，需要有一個參考係或比較對象（如個人自己、同一個集體內、同領域內甚至整個人類社會）。聯係到考夫曼（Kaufman）和貝葛多（Beghetto）的創造性4C模型，該模型將創造力劃分為微創造力（mini-C）、小創造力（little-C）、專業創造力（Pro-C）和傑出創造力（Big-C），這構成了創造力的四種發展水平或層次。拔尖創新人才是在領域內做出公認的傑出成就的人，他們擁有創造力的最高發展水平——傑出創造力。這與高曉明拔尖創新人才的觀點是一致的。他認為拔尖創新人才是一個概念模型，並非特別某一種特殊的人。判斷一個人是否是拔尖創新人才的標準不是他的學曆，不是他的聰明才智，更不是他的頭銜光環，而是他對社會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二、拔尖創新人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縱觀創造性心理學的研究曆史，研究者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往往是多元化的，我們在第一章已經談了“研究取向”就是多元的研究方法。從研究思路看，橫斷研究主要通過對傑出創造性人才和普通人的研究，尋找不同創造性個體在認知、人格等方麵具有的共性和差異，以及影響創造力相關的因素等；縱向研究主要集中於創造潛能的獲得、創造潛能的實現以及創造性的發展階段（張景煥，林崇德，金盛華，2007）[5]。從創造性的研究方法看，主要有我們第一章所指出的心理測量法、實驗法、傳記法、生物學法、計算機模擬、社會情境法和訪談法等。鑒於傑出創造性人才的稀缺性、寶貴性以及創造過程的複雜性等特點，對傑出創造性人才的研究過程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有心理測量法、訪談法和傳記法。
如前所述，心理測量法是指通過恰當的測量工具對個體創造性活動過程或產品進行量化的方法，其潛在的假設是：創造性是一種可以量化的心理特質。該法始於吉爾福特的發散思維測驗，之後研究者基於創造性的不同研究視角，開發了各種用於測量創造性思維和創造性人格的工具。該方法常用於比較高低不同創造者在心理特質上的差異，且標準化程度較高，缺點是預測效度低，而且傑出創造性人群取樣比較困難。
訪談法是通過與創造性人物進行口頭交流來了解他們的創造性特征及其相關因素的一種方法。訪談法常用於了解創造性人物的創造性過程、創造性人格以及創造性觀念；比較不同領域創造者、高低不同水平的創造者的創造性特征；探索不同因素對創造性人物的影響作用等。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奇克森特米哈裏伊（Csikszentmihalyi，1996）[6]對高創造性人物的訪談研究。訪談法的優勢主要體現在：有助於更加深入地研究創造性動機、情感、觀念等問題，更加廣泛地探索創造性的產生、發展過程及其與周圍環境的動態關係；更靈活、更有針對性地開展創造性資料的收集工作，如可根據情況進行追問或請其詳細解釋說明等。訪談法能從創造性人物身上獲得更多、更有價值、更深層的信息，但訪談法在設計、實施和數據分析方麵比較複雜，標準化程度低，而且研究結果容易受到研究者和訪談者的影響。
我們已經談過傳記法，它是將創造性的產生和發展視為人與生活事件相互作用的產物，通過考察創造性人物的生活軌跡理解創造性，包括個案研究法和曆史測量法。個案研究法是通過對傑出創造性人物的成長曆程和生活事件進行多層次、綜合性分析來研究創造性的，資料收集可通過訪談、自傳、新聞報道等多種方法進行。曆史測量法是運用量化方法分析創造性人物的有關資料，從而考察其成長軌跡及其影響因素的方法，西蒙頓（D.K.Simonton，1997）[7]是采用該方法研究創造性人才成長規律的傑出代表。傳記法能為研究提供豐富、真實的資料，有較高的生態效度，但由於影響創造性的不可控因素太多，很難得出普適性的創造性理論。
總之，創造性是認知因素、人格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它既是個體現象，也是社會和文化現象。對傑出創造性人物的研究，無論是樣本取樣、研究過程以及結果分析都是一個艱苦卓絕的過程，都需要研究者們不斷在探索中前行。
三、國外對拔尖創新人才的相關研究
創造性人才的核心素質包括創造性思維和創造性人格。因此，關於創造性人才成長規律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創造性人才的認知和人格特點、成長曆程及其影響因素等方麵。
在創造性認知和人格特點方麵，主要是采用傳記或訪談法等對傑出創造性人才的特征進行描述和概括。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人們就試圖找出傑出創造性人才的典型特征，以期為創造性人才的培養提供科學依據。我們在第四章已經介紹了吉爾福特和斯騰伯格關於創造性人格的組成因素，吉爾福特曾提出創造性人格有8個方麵構成，斯騰伯格認為創造性人格由7個因素組成，吉爾福特和斯騰伯格（T.Z.Tardif & R.J.Sternberg，1998）[8]將不同心理學家關於創造性人格特點概括為19個方麵：甘願理智冒險和麵對反對意見；堅持不懈；好奇心；對新的經驗保持開放；嚴格要求自己，熱衷於所從事的工作；內部動機強；精力集中；精神自由，拒絕外部強加的限製；自我組織和管理能力強，從眾心理低；願意麵對挑戰；善於影響周圍的人；忍耐模糊；興趣廣泛；善於產生奇特的想法；不因循守舊；情感體驗深刻；尋找有趣的情形；樂觀；在自我批評和自信之間有一定程度的衝突。麥金農（Mackinnon）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人格評估與研究協會（Institute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and Research，IPAR）對高創造者的研究結果表明：高創造個體聰明、認知靈活，具有獨創性，獨立，開放，好奇心強，樂於學習，經驗開放；富於知覺，有強烈的理論和審美興趣；有強烈的掌握自己命運的感覺，對自己的創造性努力充滿信心。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1990—1995年奇克森特米哈裏伊（Csikszentmihalyi）等對91名科學、藝術、商業、政府等領域的創造性人物的訪談研究（Csikszentmihalyi，1996）[9]。他們認為創造性人物具有10種看似相反的“複合”人格：①精力充沛但又能沉靜自如；②聰明又天真；③好玩又自律；④在想象、幻想和現實中靈活轉換；⑤兼具內外向相反性格；⑥兼具謙虛與自豪感；⑦兼具男性化和女性化兩種傾向；⑧叛逆又獨立；⑨對工作充滿熱情，但又保持客觀；⑩開放性和敏感性並存。另外，菲斯特（Feist）對188項創造性藝術家和科學家的研究做元分析，結果顯示：他們都具有高度的離群性，即內向、獨立、敵意和自負；具有高內驅動力、自信、對經驗的開放性、思維靈活性和想象的跳躍性等人格特征。
創造性人才的發展是一個受到各種因素製約的動態發展過程。研究者從認知、情緒、動機、家庭環境、學校環境和社會環境等方麵對創造性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得出了很多有價值的結論（林崇德，胡衛平，2012）[10]。在認知方麵，除了從傳統的智力、知識等方麵進行研究，研究者還嚐試從認知抑製和創造性關係的角度探索高創造者是認知抑製能力更高、抗幹擾能力更強（Burch，Hemsley，& Pavelis，et al.，2006）[11]還是認知抑製能力較低，表現出認知去抑製的特點（Carson，Peterson，& Higgins，2003）[12]。在情緒方麵，研究者的觀點從“隻有正性情緒促進創造性”轉向“正性情緒和負性情緒都有助於創造性”，但其促進作用都是有條件的。例如，雙通道模型認為積極情緒通過提高認知的靈活性和包容性而促進創造性，消極情緒則通過提高認知堅持性而促進創造性（de Dreu，Baas，& Nijstad，2008）[13]。動機作為個體行為的重要動力源泉，與創造性的關係也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在內部動機與創造性的關係上，一般認為內部動機能夠促進創造性的發展。而外部動機與創造性的關係研究存在較大分歧。以往動機與創造性關係的研究，主要從產生創造性產品的角度考察動機的影響。近年來，研究者開始考慮動機對創造過程的不同階段的影響。但到目前為止理論觀點並不一致，也沒有確鑿的實證結論。
環境方麵，如我們第一章所講的，家庭環境是影響個體創造性最早、最直接、最具體的微觀環境，研究者主要考察家庭的客觀環境（如子女數量及出生順序、家庭結構、父母受教育水平和職業等硬環境）和主觀環境（如家庭文化、親子關係、家庭教養方麵等軟環境）。例如，費爾德曼（Feldman）認為，安全、自由、溫馨的家庭環境對兒童的創造性發展有積極促進作用；雖然少數傑出人才來自破碎、有問題的家庭，但多數傑出人物還是生活在美滿且積極向上的家庭中（孫漢銀，2016）[14]。學校是最主要的環境因素之一，教師作為學校環境的重要創設者、學校課程的開發者、教學活動的組織者、學生學習的引導者，其創造性觀念、創造性教學策略、師生關係等都對學生創造性的發展有直接影響；同時，學校的創新氛圍、同伴關係、課堂氣氛、物理環境等也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學生的創造性。社會環境，主要是指社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文化環境等。每個曆史階段的高創造性作品的迸發都與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以及當時政府的政策有密切關係，如文藝複興時期科學和藝術的巨大發展，得益於當時政治的民主和思想的自由。其中，文化與創造性的關係受到研究者的廣泛關注。有研究者指出，文化會通過影響價值觀、思維方式以及語言來影響創造性。這些文化差異主要體現在對創造性概念的理解不同和不同文化下創造性的表達方式不同等（Rudowicz & Ng，2003）[15]。
與此同時，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們認識到個體創造性成就的取得，不僅依賴天賦、個體努力、內部動機、人格特質等個體因素，同時還要考慮到環境各要素之間以及環境各要素與個體因素之間的影響。例如，創造性是兒童和父母雙向影響的過程或結果，也是家庭背景、父母教養方式、兒童在家庭中的獨特特征、家庭事件等各種因素互相交織在一起、彼此影響的結果，而且這些因素也可能影響兒童與學校和鄰裏之間的互動，進而影響創造性。因此，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重視將創造性的各種因素匯合在一起，並提出不同的理論觀點，運用係統的觀點綜合考慮影響創造性的各因素之間相互影響、彼此互動的性質。比較突出的匯合理論有：阿瑪貝爾的創造性成分理論（componential model of creativity）、斯騰伯格和魯伯特的創造性投資理論（the 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西蒙頓的修正和完善的“創造性的盲目變化和選擇性保留理論（blind variation and selective retention theory of creativity）、格魯伯（Gruber）等提出的創造性的係統進化觀（evolving systems approach）、奇克森特米哈伊創造性係統觀和和葉（Yeh）的創造性生態係統模型等。
四、國內有關拔尖創新人才的研究
中華傳統文化具有優秀的曆史，也培養和孕育了無數具有傳統文化背景的政治家、科學家、文人學者以及巨賈商人等，他們很多人做出了極富創造性的傑出成就。然而，在中華文化範圍內，以中國人作為研究對象，針對特定領域的創造性人才進行研究的不多。根據我們的文獻搜索結果，找到相關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麵。
（一）自然科學領域科學家的特點研究
張慶林、謝光輝（1993）[16]從國家科委發明評審委員會公布的1985年、1986年、1988年科技發明獎的名單中選取25名創造者，邀請他們填寫《卡特爾十六種人格因素量表》，結果表明，他們在低樂群性、高穩定性、低興奮性、高有恒性、低情緒性、低妄想性、低憂慮性、高實驗性、高獨立性和高自律性10個方麵有別於一般科技人員。
甘自恒（2005）[17]對《走近科學家》一書中的23位著名科學家傳記和其他著名科學家傳記、文獻進行研究，概括出中國科學家創造性人格的10種基本素質：高尚的理想和誌向；愛國主義精神；善於合作的精神；善於提出和討論問題的精神；善於綜合、勇於創新的精神；甘於奉獻、敢冒風險的精神；求實嚴謹的治學精神；逆境發憤、老當益壯的精神；尊敬師長、關愛晚輩的精神；爭創一流、再創輝煌的精神。
白春禮（2007）[18]主編的《傑出科技人才的成長曆程：中國科學院科技人才成長規律研究》借助科學社會學研究方法，對中國科學院係統內的“兩院”院士、“百人計劃”人選者、國家“973計劃”和“863計劃”重大項目負責人等傑出專家人群的成長曆程進行分析認為，“所謂科技人才成長規律，就是一定社會曆史條件下科技人才成長所表現出來的一般特征。這些特征是在科技人才自身素質與環境條件的相互作用中表達出來的”。此研究提供了一些規律性的認識：①少年時代家庭穩定的經濟條件與良好的學習傳統支持和激勵科技人才成長；②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有助於成才；③留學對科技人才成長具有重要作用；④傳統優勢學科更易匯集科技人才；⑤年長一代主要根據國家需要決定自己的職業，年輕一代則主要依據知識興趣選擇科研職業。此研究認為影響科技人才成長的主要問題是：①政策支持力度不夠，影響青年科技人才的快速成長；②崗位結構不合理，既影響人才的成長，也影響科研產出；③激勵手段和激勵導向不合理，影響科技人才創造力的發揮；④過高的壓力影響優秀科技人才的穩定，不完善的環境因素影響科技人才的創新能力；⑤單一的學術背景影響科技人才創新思維的產生。
劉少雪（2009）[19]對拔尖創新人才的研究將創新人才的成長分為素質養成、專業能力形成、創新能力激發和完型等幾個階段進行考察發現：科學技術領域創新人才的成長具有優勢累加效應；通常出身名門，來自學術曆史悠久名牌大學；本科和研究生階段的教育對他們的成長貢獻很大；通常就職於名牌大學中，創新人才與名牌大學之間彼此相依、關係密切。
（二）傑出藝術家、社會科學家的特點研究
台灣學者陳昭儀（2003）[20]以六位傑出表演藝術家作為研究對象，采用深度訪談和搜集相關文件資料的方法了解傑出表演藝術家的創作曆程。她將藝術家的創作曆程分為六個階段：素材積累、主題構想與刺激連接、內容的構思、具體化空間化和舞台呈現的可能性、修正作品的可能性和團隊的配合、作品的呈現以及觀眾的反饋支持。影響藝術家曆程的主要因素有：家庭環境、藝術工作的養成教育、從事藝術工作的曆程、生命中“貴人”的引導以及時代背景等因素。另外，陳昭儀（2007）[21]以台灣四位傑出音樂家為研究對象發現音樂家的人格特質可歸納為五個方麵：音樂是最大的興趣，且多才多藝；動靜皆宜且理性與感性兼具；廣納意見但有自我的格調；崇尚理想且具使命感；堅持到底的執著與毅力。
穀傳華博士采用曆史測量學研究和個案研究對中國近現代30位社會創造性人物（如周恩來總理）的人格發展特點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既考察了社會創造性人格的終生發展特點，又從一般性與特殊性、普遍性與個別性兩個層次上更好地描繪社會創造性人格的發展軌跡。部分相關研究結果“中國近現代社會創造性人物早期的家庭環境與父母教養方式”已正式發表，該結果表明 30位中國近現代社會創造性人物的早期家庭環境在控製性、組織性、親密度、獨立性、道德宗教觀等維度上的平均得分較高，而在矛盾性上的平均得分較低；其家庭環境特點主要表現在家庭的價值觀和人際關係、家庭秩序性與家庭活躍性三個方麵（穀傳華，陳會昌，許晶晶，2003）[22]。
王帆、郭洪林、張冉（2015）[23]考察了268位人文社會科學領軍人才（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所應具備的基本條件及客觀環境，認為人文社會科學高層次人才成長過程中存在一些共性：人文社會科學領軍人才成長周期較長，成才較晚；大多數人才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求學名校，師從名師；接受嚴格的科研訓練，追逐學術前沿；人才分布不均衡，地區差異較大；“向上”流動為主，人才流動頻繁；成長速度較快，破格晉升較多；行政任職和學術兼職普遍。老一輩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經曆豐富，學術生涯起步較晚，卻憑借自身努力實現成長成才。但是，從宏觀背景來說，國家對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視仍然不夠。人文社會科學高層次人才的培養需要更多的資源投入、更大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廣泛重視、平等對待的社會環境。
（三）傑出企業家的特點研究
尹繼東（1999）[24]對62家在中國市場經濟中崛起的成功企業進行了調查研究認為，中國企業家的成長道路一般都經曆了闖市場、找市場、做市場、駕馭市場4個成長階段；他們成長的精神特點有吃苦耐勞的創業精神、危機意識的創新精神、把握機遇的冒險精神、尋求優勢的超前精神。
李誌、羅章利、張慶林（2008）[25]對30名國內外傑出企業家的傳記資料進行分析，並對企業家傳記文獻中人格形容詞頻數進行因素分析，結果表明，傑出企業家的人格特征由誠信責任、戰略沉穩、敏銳創新、勤奮進取、堅韌務實、合作盡職六大因素構成。
李楓（2016）[26]通過對21 位成功的科技型企業家以及中國和世界 6 位傑出的科技型企業家的案例分析研究發現，要成為成功的科技型企業家，必須具備行業知識、市場悟性、創造**、溝通特質四種核心素質；法律、文化、市場等與企業家的成長沒有明確的關係，最重要的客觀條件是產業機會和社會網絡；科技型企業家成長發展經曆素質孕育、角色定位和持續發展三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有其相應的成功助推因素。
五、已有研究述評
縱觀國內外關於拔尖創新人才的研究，涉及自然科學、社科與藝術、商業等各個領域，但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側重點。研究要麽關注創造性人格特征，要麽關注成長曆程，而沒有將其很好地綜合起來整體對不同領域的人才進行一個全方位的探討。在研究方法上，多數都立足於曆史測量學的角度，以對被試已有作品、檔案等資料的分析作為主要研究方法，采用深度訪談法的相對較少。雖然現有研究已有部分的研究論證，但對於拔尖創新人才具有的特征，創新人才的成長曆程和影響因素，都需要進一步深入探索。因此，我們選取自然科學領域的科學家、人文社科和藝術領域的高創造者，以及商業領域的創業型民營企業家作為研究對象，係統探討他們具備的特征以及影響因素，以期為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管理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