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科技進步，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這是建設創新型國家，促進國家發展的戰略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是應對國際經濟形勢深刻變化的必然選擇。而創造性發展與自主創新，需要一個民主、和諧的環境。這就是黨中央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2010年中國科技技術協會在福州市召開了第12屆學術年會，主題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自主創新”。我在該會的分會上做了《心理和諧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自主創新的保證》的報告。我把報告稿作為我們學術團隊重視和諧社會與創造性發展的關係，提出心理和諧是創造性發展的重要保證的一次理論性嚐試（林崇德，劉春暉，2011）[21]。
在今天和諧社會的大環境下，如何從心理學的角度促進創造性的發展，更好地進行自主創新人才的培養，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心理和諧為的是構建和諧社會。十六屆六中全會在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決定”中首次闡述了社會和諧與心理和諧的關係，並指出：“注重促進人的心理和諧，加強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引導人們正確對待自己、他人和社會，正確對待困難、挫折和榮譽。加強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谘詢網絡，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從中可見，心理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特別是自主創新的精神基礎和人文保證也必然會促進創造性發展。
一、心理和諧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
和諧主要指的是處理與協調好各種各樣的關係。和諧社會的三空間是指自我關係、個人與他人關係和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心理和諧與社會和諧是統一的，一個人如果能夠處於正確對待自己、他人和社會，正確對待困難、挫折和榮譽的心理健康狀況，那麽他就擁有和諧心理。從心理和諧的角度說，圍繞和諧社會的三個空間，我們必須處理好、協調好以下六個關係：人與自我的關係、人與他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軟件與硬件的關係以及中國與外國的關係。正確處理這六大關係是建構中國和諧社會的基礎，也是社會和諧發展的保障。
（一）人與自我的關係
心理和諧首先要求處理好人與自我的關係，人與自我的關係主要涉及自我修養的準則。每個人的心理和諧是以自我和諧為基礎的，“信心”是人與自我關係的首要因素，它是指相信自己的願望或預想一定能夠實現的心理。對於個人乃至國家來說，信心是事業成功的保證，是自我成長的動力。所以黨和國家領導人一再強調“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有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心理學中有一個名詞叫“自我效能感”，意思是人們對自己是否能夠成功地進行某一成就行為的主觀判斷。自我效能感的增強保證了人對自我的認同，進而使人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完善自我，發展自我。自我效能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用信心來表示，一個人對自身能力的肯定，對達成創造性結果的預期越準確越自信，就更能發揮自身創造性的潛力。
（二）人與人的關係
人與人的關係又稱為“人己關係”，主要涉及個人與他人的關係，包括朋友、同伴、同事、敵我、同誌、親子、上下級、長幼等之間的關係。心理和諧要求人們正確對待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形成良好的人際關係。良好的人際關係是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人與社會和諧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促使個體對組織或群體環境產生歸屬感、安全感，繼而達到自身的心理和諧狀態。正因為有了歸屬感和安全感，人們才能更好地進行溝通，建設高效率的團隊，進行團隊合作，從而發揮每個人的創造性潛力。從團隊之間的角度考慮，為了保證社會和諧發展，必須防止違背道德的經濟競爭模式，從而形成一套和諧、良性的競爭方式。因此，努力營造一種理解、友愛、多贏的人際環境的氛圍是正確處理人與人關係，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必要條件。
（三）人與社會的關係
心理和諧不僅要求人們正確地對待自己、他人，也要重視和社會的關係。這種關係即 “群己關係”，它構成政治環境的基礎，包括個人對國家、民族、階級、政黨、社團、集體等關係，愛國主義是人與社會關係的核心。隻有處理好人與社會的關係並樹立國家意識，才能自覺地捍衛國家主權、尊嚴和利益，才能具有文化自信，才能傳播弘揚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文化，才能對國家、政黨和政府產生信任感，自身也能更好地達到心理和諧的狀態，從而為建設和諧的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也能發揮出最大的創造性潛力為國家服務。
（四）人與自然的關係
人與自然的關係，主要涉及人類對自然進行認知和自然環境對人的心理及其發展產生影響的問題。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方式存在著明顯的問題。例如，過度消耗資源造成資源緊缺，汙染環境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等，都反映出人與自然關係的不和諧。如果我們持續處於這種人與自然不和諧的狀態，那麽最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也將受到影響，不僅人們的心理和諧難以達到，和諧社會也將難以實現。因此，正確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有效地、合理地利用自然、開發自然，才能促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達到這一境界有助於我們快速開發自然創造性的潛力，進行綠色發展方式，創建和諧社會。我們在闡述環境與創造性的關係時，主要在分析社會環境與創造性的關係，而很少涉及自然環境與創造性的關係，其實自然環境與創造性的發展密切相關。首先，人類創造是從改變自然開始的，我們在第一章和第三章都談到了這一點；其次，今天的社會創新和創造仍與自然環境相關，且不說改造自然環境，我們創新創造時的資源也往往來自然；最後，自然環境又是文藝創作的源泉，古今中外，哪篇詩詞不描寫自然美景，哪部小說不對自然情境做描述。由此可見，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不僅是社會和諧的基礎，也是創造性發展的重要保證。
（五）軟件與硬件的關係
北京師範大學可能是全國“師範大學”中麵積“最小”的一所，從而使其所擁有的硬件設施有一定限製，但在全國高校排名榜上，我校總能在第十名上下浮動。我們加強軟件建設，提高教學和科研的軟實力，突破硬件限製，正確地處理了硬件與軟件的關係。從中我們體會到，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調動人的積極性的重要性，也體會到充分利用心理和諧在提高創新能力中的重要作用的益處，隻有心理和諧了，人們才能潛心學術，發揮主觀能動性。處理好軟件與硬件的關係，有利於營造鼓勵創造性的環境，以便培養造就世界一流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使創新智慧競相迸發、創新人才大量湧現，使我國科技軟實力大幅度提高，形成和諧經濟社會。
（六）中國與外國的關係
今天的世界極不太平，從中國社會和諧發展的角度來講，我們需要一個和諧的世界。推動建設和諧世界，是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和平發展的重要條件。基於“和諧世界”的理念，我國提出了“和諧外交”的政策。這一政策主張通過國際合作解決各國的共同問題，增強聯合國的作用，致力於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環境。它體現了我國目前處理與外國關係的態度，正是在這種和諧外交的方式下，才有可能建立和諧世界，從而在和諧的大環境中保證中國建成創新國家，富國強民。
二、心理和諧為社會的和諧發展提出了新的指標體係
當我們談到社會和諧發展時，僅僅用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生產總值夠不夠？答案是否定的。盡管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生產總值能夠從某種程度上代表經濟發展的水平，但在建設和諧經濟社會的過程中，僅僅關注生產總值是不夠的，更要結合一係列的人文指標，才能更好地、綜合地評價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程度。一個和諧的社會不僅需要對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水平進行測量，更要結合對人類發展的人文和社會因素進行客觀的評價和衡量。國際社會從20世紀60年代以後，就不斷提出一係列的人文指標，而心理和諧是要求人們重構關於中國社會和諧發展的指標體係。目前，在與心理和諧相關的指標中，有利於評價社會發展和人民健康幸福的指標主要有以下幾個。
（一）人類發展指數
該指數的目的在於展示一個國家是如何使其國民長期享受健康生活的，它由壽命、受教育程度以及生活水平3個指標構成。壽命以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測量；教育程度以成人的識字率（占2/3權重）和國民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占1/3權重）來測量；生活水平以真實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測量，不過，這必須通過購買力加以矯正。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類發展指數大於0.80，說明該國家或該地區已處於高層次的人類發展水平；如果處於0.50～0.79，處於中等層次的人類發展水平；低於0.50則處於低層次人類發展水平。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9年人類發展報告》的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穩步提升，增長了近50個百分點，是世界平均增長水平的兩倍。這說明我國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生活質量有很大改善，這既是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表現，又成為促使為和諧社會和創新或創造性發展的個人因素的基礎。
（二）幸福指數
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越是經濟發達的社會，越要考慮到主觀幸福感，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生產總值等經濟指標並不足以評價個人和國家真正的幸福感。自此，幸福指數逐漸成為評價一個國家國民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標。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非經濟因素，幸福指數是社會運行狀況和民眾生活狀態的“晴雨表”，也是社會發展和民心向背的“風向標”，又是社會成員創造性發展的“方向標”。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我們國家努力的方向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麵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有些地區片麵追求總量增長，犧牲環境，浪費資源，甚至直接損害勞動者和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結果是經濟增長速度上去了，但人民的收入並未相應增加，有些生活質量反而下降，幸福感降低。這一矛盾就是舊有的經濟發展方式與人民幸福指數的矛盾，正確解決這一矛盾的做法就是轉變舊有的經濟發展方式，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建立和諧的社會環境。
（三）信任（信仰）指數
信任是對國家、政府、社會的一種深信並敢於托付的指數。通常有以下三種含義：一是指信奉，相信、崇奉並奉行某項原則；二是指信仰，對某人或某種主張、主義、宗教極度相信和尊敬，以此作為自己行動的榜樣或指南；三是指信念，是指帶有情感色彩的確信的認知。共同的理想信念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思想基礎，堅定理想信念能夠激勵人們為構建和諧社會貢獻力量。信任指數取決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威望，我國近幾年來多災多難，每當災情發生後，黨和國家領導人冒著生命危險，最早到達受災最嚴重的地方，如此關心民生的舉止怎麽會不讓百姓群眾信服。當然，對國家、對政府和對社會的信任指數也與一個國家的“清廉指數”有關。盡管我國的清廉指數排名逐年上升，但並不太高，這使我們深感懲除腐敗任重道遠，雖然腐敗仍舊是一個重大的全球難題。
（四）兒童青少年發展指數
2001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製定了一個衡量兒童發展的綜合指標，目的是促進0～8歲兒童發展，充分開發他們的認知、情感社會和體能等方麵的潛力。2004年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對0～18歲兒童青少年開展較全麵的研究。兒童和青少年是我們社會的未來，是我們國家未來的棟梁，因此如何確保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也成為和諧社會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我們主持的國家科技部立項的科技基礎性工作專項重點課題“中國兒童青少年心理發育特征調查”研究，項目的研究成果為我國兒童青少年認知健康與心理健康保障工作提供了可參照的科學標準，獲得了中國兒童青少年的發展指標。在國際上，還有一個兒童青少年風險指數，可以作為一個反證，列入兒童青少年發展指數中。其內容是指一個國家的兒童青少年總數與經曆風險，如身體殘疾、營養不良、心理障礙、性別歧視、家庭暴力和同伴欺辱等因素的兒童青少年相對比例數。我們在研究中看到，兒童青少年的創造性發展，與兒童青少年發展指數具有一致性，而與風險指數呈負相關。
（五）教育發展指數
根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以下簡稱《綱要》）有關的條款，我們把教育發展指數理解為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各級各類教育事業發展部署與安排的指標。該指標的重要任務是根據一定時期內國家和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戰略，綜合考慮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可能提供的條件，以及教育發展現狀，確定教育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規模、結構、投入，規定教育發展的各項指標。《綱要》提出，到2020年，我國要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基本形成學習型社會，進入人力資源強國行列。這就要求我們大力發展教育，增加對教育的投入，解決教育公平問題。教育是一個國家發展的保障，辦好教育也是心理和諧和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支柱。而教育與創造性發展的關係，我們在第二節已經論證，此處不再贅述。
三、和諧社會為創造性營造了文化氛圍
當前，我國正處在加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和諧發展社會的關鍵時期，如何更好、更快地完成這一重要任務，關鍵是發展創造性，尤其是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創新是心理學研究中頗為重要的概念。我們反複強調在心理學界，“innovation”（創新）和“creativity”（創造性、創造力）是同義語。不管是創新還是創造性，都在強調一種精神，它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創新或創造力的實質是主體對知識經驗或思維材料高度概括後集中而係統的遷移，進行新穎的組合分析，找出新異的層次和交結點。如前所述，概括性越高，知識係統性越強，減縮性越大，遷移性越靈活，注意力越集中，創造性就越突出。提高國家的自主創新能力，關鍵是大力培養創新或創造性人才。
從創新或創造性的實質出發，創新人才既包含創造性思維即智力因素，也包含創造性人格即非智力因素。培養和造就創新人才，不僅要重視培養創造性思維（智力因素），也要特別關注創造型人格（非智力因素）的訓練。
從創新或創造性的含義到創造性人才心理結構的探討，我們能夠看到，和諧社會和和諧心理是創造性的關鍵。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營造和諧的、有創造性的文化氛圍，有利於人們創新意識、創造性活動和創造性才幹的發展。這就要求提高認識和內化創造力，使創新意識深入人心，形成支持型環境氣氛，呈現創造性的環境氣氛，激發人們的創造熱情。要營造鼓勵科技創新的社會氛圍就必須大力倡導和弘揚崇尚創新、鼓勵創新的精神，為造就一支創新型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強有力的文化支撐。要在全社會培育創新意識，大力提倡敢於創新、敢為人先、敢冒風險的精神，營造鼓勵人才幹事業、支持人才幹成事業、幫助人才幹好事業的良好社會環境。隻有文化氛圍鼓勵創新，社會環境和諧，人們才能處理好人與社會的關係，從而對國家、政黨和政府產生高度信任，才能充分發揮自身的自主創新能力，湧現出更多具備自主創新能力的人才。
第二，我們在第一章曾指出，智力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智力高的人群比智力較低的人群的創造力潛能要大，然而智力高的人未必有創新的意識和創造的能力，這就取決於其他的因素或“外部因素”，這種“外部因素”中最主要看是否有和諧社會、和諧心理。例如，積極的興趣和愛好、創新的動機和成就感、導師或類似導師的人指引、交流和合作的氣氛、親人的鼓勵作用、多樣化的經曆、挑戰性的經曆、有利於個體主動性發展的成長環境、有利於產生創新性觀點的研究環境等，這些都是影響是否具有和諧心理的外部因素。外部因素隻有適合創造力潛能的開發，才能和內部因素一起促進創造力的培養。
第三，構建新型的人際關係，促進創造性人際關係的形成，包括樹立民主型的領導方式，改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構建“你—我”型的朋友關係，改善“人—己”關係，積極開展團隊合作，強調團隊精神，培養團隊內良好的同伴關係，促進自主創新的發展。這與前麵所講的人與人的關係緊密相連，隻有完成和諧的團隊建設，保證每位成員的心理和諧，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成員的自主創新能力，為和諧經濟社會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第四，健全創新組織管理製度。如第三節提到，營造鼓勵和諧的、創新的環境，包括重視科技人員（包括高校教師）的管理，給這些人群足夠的研究時間和空間保證；重視在科研經費的管理中，給研究人員充分的經費保證，這樣能夠確保研究人員專心研究學術，從而有利於創造力潛能的激發；實行分層管理，消除人事管理中“一刀切”問題對創造力的不利影響；形成創新評價製度，解除當前貫徹創新教育理念的束縛。
四、“人文關懷，心理疏導”的心理和諧方法為社會發展與創造性掃除了障礙
我們要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用正確方式處理人際關係。人文關懷是關心、愛護、尊重人；心理疏導是遵循人的心理活動規律，通過解釋、說明、溝通等方式，疏通人們的心理障礙。人文關懷側重滿足人們多層次、多方麵的感受和需求，心理疏導則側重解決人們的心理障礙問題。二者相輔相成，互為補充。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幫助人們解除思想困惑、疏導情緒，有助於緩解人的心理壓力、促進人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平衡。這兩種途徑都是建設心理和諧乃至社會和諧的方法，隻有正確運用這兩種方法，才能為社會創造性發展掃清心理上的障礙。心理和諧則要求我們從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的角度關注中國社會麵臨的現實問題，加大對一些特殊群體的關注，關注他們多層次的心理、情感需求。隻有通過“人文關懷，心理疏導”的方法達到和諧心理，才能為經濟社會發展與自主創新掃除各種障礙。
今天，應該給予哪些人群“人文關懷”呢？
一是應重視學生的心理行為問題。他們是未來的創造性群體，兒童青少年強，國家才能發展創造性。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把關注焦點首先集中在學生的心理行為問題上。當今社會，隨著競爭壓力逐年增大，學習壓力也隨之增大，學生經常會出現一些心理行為問題，主要表現三方麵：①人際關係的問題；②學習問題，如考試焦慮、厭學情緒等；③“自我”問題，青春期處於整合自我同一性時期，因此會對自我存在的價值產生疑問，可能隨之出現情緒問題。這些都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學工作者通過正確的引導，不斷避免和克服上述心理行為問題。
二是要重視嚴重的心理障礙症，防止創造性人群被心理障礙困擾。在社會上，人文關懷的重點是做好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就業困難人員就業和退伍轉業軍人就業安置工作，解決他們一係列的心理問題，隻有這樣才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進步。與此同時，對於社區來說，我們給予人文關懷的主要對象是患抑鬱症的病人，要和醫生配合，防止患者有自殺的傾向；對於學校來說，我們給予人文關懷的主要對象是有抑鬱傾向的青少年，做好這一些青少年的預防、谘詢和初步治療工作。
三是關懷兒童青少年中的弱勢群體，他們蘊藏著創造性潛力。兒童青少年中的弱勢群體，主要有以下幾種：①留守兒童青少年。如何使留守兒童青少年保持心理的和諧和健康，擺脫孤獨感等，是我們要麵對的新要求和新挑戰。②流動兒童青少年。如何使從農村進城市的兒童青少年更好地適應城市生活、融入社會，以及他們的教育安置問題，也是我們麵臨的新要求。③離異家庭兒童青少年。當前，父母婚姻破裂的離異家庭兒童青少年的心理發展和教育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社會問題。④貧困兒童青少年。我們要積極促進教育公平，大力加強素質教育，更加注重教育的普惠性，推動公共教育資源向農村、中西部地區、貧困地區、邊疆地區、民族地區傾斜。⑤艾滋致孤孤兒。應加強對這一群體的研究，促進他們的身心健康發展，這是和諧社會人文關懷的一個重要方麵，也是心理學工作者應盡的義務。
四是注重災後受災群體的心理疏導，以防災害給受災群體的創造性帶來損害。舉國震驚的“5·12”特大地震、“4·14”玉樹地震以及“8·7”舟曲特大泥石流等自然災難都給廣大人民群眾造成了難以平複的心理創傷。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我國對受災人群進行心理疏導和幹預工作，盡可能將災難帶來的影響降到最小，減少心理疾病的發生以及對心理社會功能的後續影響。如何分階段對受災人群進行適當的心理幹預？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工作者正承擔著教育部重大社科攻關項目，深入研究，積極工作，為的是更好地為社會實施“人文關懷”提供科學的依據。“人文關懷，心理疏導”的最好手段是開展心理健康教育。
在社會發展方式的轉變與創新型國家建設中，特別是自主創新的過程中，會遇到一係列來自客觀或主觀的障礙。“人文關懷，心理疏導”會幫助我們克服障礙，有利於形成創新型氛圍，保證我們盡快完成社會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創造性的發展，從而營造一個創新型的、和諧的社會環境，培養出更多的具有創新性的、心理和諧的創造性人才，進而建設或創新型國家。
[1] 孫漢銀：《創造性心理學》，201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2] 曹順慶：《西方文化概論》，6～7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3] 陳穀嘉：《中國思想文化論集》，406～421頁，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6。
[4] 黃高才：《中國文化概論》，22～3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5] 衣新發：《創造力理論述評及CPMC的提出和初步驗證》，載《心理研究》，第2卷，第6期，2009。
[6] Brewer，M.B.，& Gardner，W.，Who is this we？Level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representat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996，71，pp.83-93.
[7] Hu，W.，Adey，P.，& Shen，J.The comparis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ity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dolescents，Acta Psychological Sinica，2004，36（6），pp.718-731.
[8] 張岱年：《中國文化優秀傳統內容的核心》，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1994。
[9] 樓宇烈：《中國文化中的儒釋道》，載《中華文化論壇》，第3期，1994。
[10] 林崇德：《融東西方教育模式，培養“T”型人才》，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2001。
[11] 孫漢銀：《創造性心理學》，100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12] 孫漢銀：《創造性心理學》，100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13] 王焰新：《跨學科教育：一流本科的必然選擇》，載《中國教育報》，2016-05-23。
[14] 劉寶才：《小學生創造才能培養的整體實驗研究》，見林崇德：《小學生能力發展與培養》，296～319頁，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2。
[15] 郭有遹：《創造心理學》第三版，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2。
[16] 江來，肖芬：《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北京，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2011。
[17] 張純如：《蠶絲——錢學森傳》，魯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18] 孔慶茂：《錢鍾書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
[19] 吳泰昌：《我認識的錢鍾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
[20] 遲宇宙：《宗慶後：萬有引力原理》，22頁，北京，紅旗出版社，2015。
[21] 林崇德，劉春暉：《心理和諧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自主創新的保證》，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