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尚君
韓愈名文《送董邵南序》，學者知之詳矣。古文家見其波瀾曲折，一氣流注，二處“董生勉乎哉”，深情綿邈，情見乎辭。曆史學家讀出安史亂後河北與朝廷之對立，失意文人連敗於科選，不免移就河北諸鎮。韓愈值德、憲之間，河北遊離局外，已近五十年，聲氣漸阻，真況難知，用幾句熟典，希望宣達皇風，教化豪傑，出而擁戴明天子，自是文章家之願望。董生行矣，再無聲訊，韓愈晚出使河北，官民隔絕，未必得深入民間。“風俗與時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雲邪”之問，終無人能清晰回答。
今人治隋唐史，就基本文獻言，即史籍與詩文。史籍雖有公私撰著之異，詩文亦各有撰寫緣起，然經千年汰選，存者多近官方立場，異端多湮沒於時間與公識，而敦煌文書與石刻文獻能存當日之真跡，故尤為可貴。安史之亂起自胡將擁兵強盛，野心者欲窺取大寶，未半年席卷北中國，其戰力之強，可以想見。雖大亂稍定，河北舊部擁兵自守尚逾百五十年。其間戰守攻取，崛強示弱，無數反複，史籍雖有存載，皆唐廷及其臣僚之言，至如安史舉叛之宣言與目標、內部人事之組織與衝突，河北叛鎮能長期存在，其內部之管理與權力分合，則因彼方立場文獻之完全缺失，難以作客觀公正之認識，史家每以為憾。尚君近年頗喜讀近代史論著，至若中外衝突，各方檔案具在；朝廷黨爭，涉事諸君日記及來往信件具在；民變及戰端，公私記錄具在：因此而可作客觀之研讀與深入評析。中古無此幸運，學者所見多斷片，立說能不細究而審慎歟！
本書存舊文七篇，利用唐京畿與河北石刻文獻，討論與安史叛亂及河北割據有關之諸問題，頗多特見。諸文發表時，曾先後獲讀。本次結集，作者多有增訂，並新撰結論一章，總括其對中晚唐曆史變遷的思考，成一較有係統的論說。因作序而再讀，更多欣會，以下略述所知。
《五星會聚與安祿山起兵的政治宣傳》是以洛陽藏家齊運通先生所藏嚴複墓誌為主要依據寫成。嚴複為鼓動安祿山謀反的重要策士嚴莊的父親，安舉兵後為唐軍所殺。墓誌撰書者皆負一時重名，刊刻之精良也堪稱精品，更特別的是內容完全站在偽燕政權之立場來加以論述，並托嚴複之口傳達其子，謂時四星會聚，為“帝王易姓之符”，為叛亂提供天兆。誌中更有安祿山“功紀華戎，望傾海內”“義旗南指”“遂帝天下”“金土相代，果如公言”。鹿鳴從中讀出這些不僅是嚴氏父子之妄言休咎，並以充分的論證說明此為嚴莊替安祿山營造改朝換代合法性，即新朝應合天命，有符瑞讖兆助扶國運的謀略。此文發表後，鹿鳴更進一步發現玄宗天寶時期改製承漢統，更定德運次序，也曾掀起不小的波瀾，以致詩人杜甫亦迎合風習，附會獻賦，獲授官職。這些分析，層層深入，可以看到宋以後嚴禁讖緯之合理原因，同樣的事由可以為朝野不同立場作根本對立的解讀。從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之論列，唐傳入日本的圖籍，方術、星占、堪輿類著作約占總數之三分之一，似乎大多還沒有進入研究者之視野，大約與現代學術沒有這些學科有關。
《一位“貳臣”的生命史：王伷在安史之亂中的沉浮》發表於最近一期《文史》，撰成不久。王伷出身琅邪王氏，天寶末僅任采訪支使，地位不高，但在亂中一陷於安祿山，從降臣蕭華到河北安撫州郡；二在相州依安慶緒，更與另一以名節知聞的邵說往附史思明於幽州；三則在史再叛，唐九節度兵潰鄴下時，以“死無所益”的理由再度從逆；四則從思明子朝義，據說在朝義棄保河陽時，他因“矯陳利害”有功，歸唐後不但未受追究，反獲任用。在叛亂八年中，先後追隨偽四帝而得安全歸唐，王伷之浮沉太富有傳奇色彩了。鹿鳴敏銳地發現此方墓誌之價值，清晰梳理出王伷經曆的所有事件與涉及人物，揭出許多沉晦的真相。鹿鳴之討論並沒有終結於此，他從王伷個案分析唐對貳臣人物從最初之嚴厲處置，到稍後之網開一麵，以及對舊臣與叛軍之區別對待，受脅迫與守忠義之道德評價，圍繞懲治叛臣、追複官爵、贈予諡號等事件之反複爭議，從唐宋時期的家國忠義觀念逐次變化過程來討論個案的典型意義。就墓誌文本研究來說，自有特殊的意義。
《墓誌書寫與葬事安排：安史亂中的政治與社會一瞥》一篇，研究安史叛亂時期墓誌中涉及偽朝年號所見叛軍對占領區域的實際掌控以及偽朝治下的墓誌書寫，前此已經有多篇論文加以分析。鹿鳴此文後出有新意，一是他掌握的涉偽朝年號墓誌多達60篇，類型也更為豐富，遠超前此各家之所見；二是他特別關注偽號行用與正朔認同關係之辨析，不讚成用宋人方特別強調的正統觀來對部分墓誌隱微寄意加以拔高，分析各類墓誌敘事兼及唐、燕國號之真實狀態，承認許多僅是據實記錄，並無深意。他從墓誌中讀出安、史兩家先後政權的正偽之爭，發現一些家族因依附偽朝而得改善經濟，並乘亂完成先人之歸葬，都可見到他讀書的細心。
《權力與觀眾：德政碑所見唐代的中央與地方》所論不限於河北，所引大多也是傳世名碑，但論述與考察的則是在市鎮中心或四達通衢建立德政碑的政治寄意。其中論述重點則在於中唐後河北一帶不斷出現的遠逾規製的巨大石碑，不斷挑戰立碑之極限。鹿鳴認為占據城市中心的大碑，既表彰德政，更宣示權力，顯示中央對地方治理之認可，更是節度使權力合法性的外在展示。
《政治的表達與實踐：田氏魏博的個案研究》承續上一篇的思考，做一個案考察，研究魏博前期田氏家族掌控半個多世紀的軍政往事，以史籍與碑刻互參，從反複多次的叛附變化中解讀朝廷與魏博之衝突角力，雙方政治默契的形成與運作，揭示君臣合作表象下的各取所需。
《劉廣之亂與晚唐昭義軍》以新出李裔墓誌為依據，分析乾符四年發生在昭義軍的劉廣之亂，揭示在李德裕平澤潞三十多年後，早已被徹底誅除的劉稹家族，在昭義仍然有很大的號召力。鹿鳴梳理劉氏三代經營昭義時期的權力結構，認為這一時期軍眾享用豐厚的給賜，成為以此維係忠誠的自利團體。會昌伐叛後的善後，中心是遏製節帥自立的行為，但無法抑製驕兵欲壑難填的貪求，因而騷亂不斷，進而揭載中晚唐藩鎮內部普遍“驕兵化”的演變過程及影響，較以往僅從中央與藩鎮關係入手的觀察，開辟一新的研究取徑。
《唐末魏博的政治與社會——以羅讓碑為中心》是本書七篇中最早寫成的一篇。羅讓是文德元年靠兵變奪取魏博帥位的羅弘信之父，兵變發生時已死13年，碑的作者則是晚唐著名文士公乘億。《全唐文》收此碑殘缺不足200字，我早年編《全唐文補編》時從正德《大名府誌》輯出者逾3000字，抄出時亟感重要。鹿鳴得友人之助在河北大名訪得原碑，並搜尋善拓與多種方誌所載錄文，文本校錄勝於我之初錄。他從唐末變局的大背景下來梳理魏博一鎮的幾次換帥風波，特別是韓簡之敗亡與樂彥禎之上台，繼而從碑中讀出牙軍與樂氏父子的矛盾，並在數日內兩度廢立之隱情。在碑文解讀方麵，鹿鳴用功極深，從羅氏之種族、羅氏先世在軍中的地位，以及羅氏在軍亂中的冒險行為來解讀其最後之勝利。為亡故多年的父親樹立穹隆巨碑，鹿鳴也從羅氏掌軍之合法宣傳及內外宣白的立場來解釋其政治意味。
港台新史學代表人物杜正勝曾在《什麽是新社會史》一文中說明舊史學以王朝更替、政事興廢、人物褒貶為研究重點，新史學則應更多關注民眾生活、民族群體、思想宗教、禮儀風俗，對此我十分讚同。然而展開幾十年，曾經新穎的課題經過許多人反複論講，也不免會變成老生常談。鹿鳴之上述諸文，從嚴格的限定來說，仍屬於唐代政治史的課題，沒有完全走出傳統史學的格局；但如果仔細斟酌，又不難發現他對於新發現唐代文獻之全麵細密的把握，並在利用這些文獻發現問題、探求傳統史學無力解決的曆史重大事件真相等方麵，邁出了很大的一步。他的學術視野與研究方法顯然得益於對新史學十八般武藝的全麵理解與掌握。他的這些探索和進取正符合我近年的基本主張，即無分文史，無分新舊，取資新文獻，發現新問題，掌握新方法，得出新結論。在這些方麵，我雖樂見年輕人之開拓，但自感衰憊，難與諸君上下頡頏，僅能寫寫隨感，助興而已，不知鹿鳴能見諒否。
仇鹿鳴博士生長上海，早讀群籍，在複旦曆史係完成本科到博士學業，得韓昇教授指導，26歲以論文《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獲博士學位。此書增訂後至201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稍得中外學者好評。從2008年起，他在複旦大學漢唐文獻工作室協助我校理二十四史中的《舊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三史，因工作需要詳讀正史文本，並掌握文獻研究細讀詮解文本的能力，研究領域下移到中古後期，學術視野與研究業績也與日俱進，探求務能追根窮底，氣象更為端莊衝融。
我始終覺得，中國百年劇變，在動**與波瀾間學術數絕而得存續，其內在生命力完全得益於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時稍升平，年輕一代學曆完整，學接域外，視野開闊，方法嫻熟，倘能繼武傳統，立足當代，精進不已，自會人師輩出，成就臻盛。複旦有這樣一群年輕人，堅持讀書，長期共習，不受時風所左右，不因權威而盲從，自取新路，各成風貌，我拳拳有待，知其間必有能大成者。鹿鳴亦其一也，讀者於其已刊專著與論文，當可體會其心氣，是毋庸我多言。
權為序。
2018年8月13日於複旦大學光華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