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勞動的抽象化，固然可以發現價值這樣的積極的範疇，從而將零散的、個別的勞動有機地結合起來，完成個別勞動向普遍勞動的轉變論證；但是，另一方麵，對勞動的抽象化，還可能帶來一個消極後果，即改變了勞動的本真意義，使勞動異化。從《人倫的體係》開始，黑格爾就意識到了近代勞動所包含的這一矛盾，並對“抽象的勞動”進行了批判。
在黑格爾看來，勞動本來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但是，在近代的分工勞動中，一方麵，作為整體的勞動被分割成許多獨立的部分，結果迫使勞動者隻能從事非常單一的、片麵的勞動；另一方麵，由於分工對勞動的細分化，人的許多工作被機器所取代，且這種趨勢越來越強。對此，黑格爾表示了擔憂：“這一作為整體而指向對象的勞動，其本身被分割為每個個體的個別性勞動。而正是因為如此，這一個別性勞動會變成機器的勞動，從而排除了多樣性，結果，勞動本身在變為更為普遍的東西的同時，也會與（生命的）整體性發生異化。……這種機械勞動雖然具有使人們的神經鈍化的特征，但也正是在這裏，潛藏著把人們從勞動中解放出來的可能性。因為，勞動會變成缺少多樣性的徹底的量的東西。”[70]
在《精神哲學草稿Ⅰ》中，黑格爾也同樣對分工和機械化勞動展開了批判：“人越征服自然，人就越變得低劣。人通過各種機器加工自然，並沒有揚棄自己勞動的必然性，而是僅僅將勞動推向外部，使它遠離了自然。這種人並不會以有生命的方式把自然作為一個有生命的自然加以對待，而是避開了這種否定的生命性。人的勞動越來越被機器所取代。僅從整體來看，人的勞動減少了，但從個人來看，情況並非如此，毋寧說人的勞動增加了。因為，越是用機器進行勞動，勞動就越沒有價值，人也就越以這種方式勞動。”[71]
在這段話的後麵，黑格爾引用了斯密的那個製釘工廠的例子，並對分工和機械化勞動的消極作用作了具體的分析：“（α）勞動的個別化使加工的數量增大。在英國的工廠裏，做一個鉚釘要18個人。每個人從事特殊的勞動，而且僅僅是一個方麵的勞動。……（β）勞動越來越變成絕對、僵死，變得為機器所取代。個人的技能越來越極大地受到限製，工廠勞動者的意識也會變得極端的愚鈍；（γ）而且，無限眾多的個別的勞動方式與整個無限眾多的需要之間的聯係將會變得完全不可預測，變成一種盲目的依賴。……（δ）就像對自然的同化通過插入中間環節會帶來更大的方便一樣，這些同化階段也是無限可分的，大量的方便會使這些同化階段變成同樣的絕對的不方便。”[72]從這些分析來看，黑格爾的確發現了近代分工和機械化所存在的人的異化問題。
從上麵的引用來看，黑格爾顯然是將機器視為抽象勞動給人帶來異化的典型。在《精神哲學草稿Ⅱ》中，黑格爾說道：“這一勞動本身完全變成機械性的，換句話說，會變成屬於多種多樣規定性的東西。然而，這種規定性越變成抽象的東西，他也就越來越變成抽象的活動性，與此同時，他也就從勞動中脫離出來，用外在自然的活動性來取代自己的活動性。……這就是所謂的機器。”[73]在黑格爾看來，人運用自己的體力和腦力的勞動是自然的勞動，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勞動。而用機器來代替人，則是一種“抽象的外在的活動性”[74]。不僅如此，隨著勞動機械化程度的提高，勞動越抽象，勞動的價值越降低。“勞動者在勞動中消耗的精力越多，他的勞動的價值就會越減少”[75]，“由於勞動的抽象化，勞動變得越來越被機器所取代，越來越變成無感覺的、缺少精神的東西”。對於黑格爾的上述認識，卡爾·洛維特曾給予了高度的評價[76]，盧卡奇也注意到了這一點，說黑格爾發現了資本主義分工以及機器裝置的發展所必然帶來的對人的勞動和人的生活的破壞性影響。[77]
除了對抽象勞動的批判以外，黑格爾在《精神哲學草稿Ⅱ》接近尾聲的地方，還分析了市民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他認為，在市民社會中，個人是靠自己的勞動技能維持生存、贏得利益的。但是，個體所依賴的市場卻是充滿了錯綜複雜的關係，充滿了偶然性。因為是偶然性，所以才會有人突然發家致富，而“大多數人則會被拋向無助的貧困的深淵，於是會出現巨大的財富與巨大的貧窮之間的對立”[78]。而且，由於財富變成了權力，這樣一來財富會更加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中，少數人為了提高勞動效率，會通過行使這一權力加重勞動的細分化和機械化。於是整個社會“出現貧富不均，這種窮困和必然性，意誌的極度分裂，內心裏會產生出激憤和憎惡”[79]。為了協調矛盾和消除不公，於是出現了國家，盡管國家不能限製“營業的自由”（freiheit des Gewerbes）[80]，但可以導入救濟稅和公共製度等，從而解決上述貧富分化問題。
從這裏我們不難看出，黑格爾不是一般地洞察到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問題，而是深刻地認識到了資本主義所包含的矛盾。正因為如此，他才與斯密等人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情調相反，將市民社會僅僅看成是人倫的分裂形態。由於這一認識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思想家，馬爾庫塞在《理性和革命》一書中才說：“這一描述的主要性質明顯地見諸馬克思的《資本論》。我們不無驚訝地注意到黑格爾的草稿終結於這個生動的描述，似乎黑格爾被他關於商品生產社會的分析所揭示的一切所恐嚇住了。”[81]
從整體上看，黑格爾耶拿時期的三部《精神哲學》草稿，既看到了分工和抽象勞動對於人們形成普遍的依賴關係的積極意義，又看到了分工和抽象勞動對人的異化這樣的消極意義。而到了《精神現象學》，黑格爾則更多的是從肯定的角度討論了勞動和分工的意義。在《巴黎手稿》時期，由於馬克思不可能看到耶拿時期的《精神哲學》草稿，隻能以《精神現象學》為底本來評判黑格爾的勞動概念，結果作出了“他隻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麵，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麵”[82]的論斷。如果對照上述分析，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的這一論斷不夠客觀和全麵——當然，如果以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和剝削理論為標準來判斷，那黑格爾對資本主義的負麵認識還隻能算作輕描淡寫，但是與同時代的思想家相比，黑格爾的認識還是相當深刻的——這也從另一方麵折射出研究和評判黑格爾耶拿時期思想的複雜性。在下一節，我想以盧卡奇和霍耐特的耶拿時期的黑格爾研究為例，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的展開說明。
總之，黑格爾之所以在《精神現象學》的《理性章》中能夠展開從個體到整體的演繹過程，主要得益於“物象本身”概念。而這一概念，正如本章所分析的那樣，顯然是與國民經濟學，尤其是與其中的核心概念：需要、勞動、分工、價值和貨幣等密切相關的。它們不僅反映著作為私有者的個別性，而且還反映著私人勞動的普遍性，是個別性與普遍性的統一，用黑格爾本人的話說，就是“對象化了的個體性與對象性的滲透或統一”[83]。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耶拿《精神哲學》草稿中的貨幣和價值概念是《理性章》中“物象本身”概念的原型。通過這一概念，黑格爾不僅解決了他所麵臨的自然法式承認理論的困境，而且還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對近代社會普遍性的解釋方式。因此，我們可以說，“物象本身”概念的生成史，也就是黑格爾關於個體與整體相統一認識的生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