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獻學研究的意義
《巴黎手稿》的文獻學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不僅使人們對《巴黎手稿》的成立過程和內在結構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為我們正確地理解 《巴黎手稿》提供了前提，而且對它的成果的應用還可能會給馬克思研究帶來一些革命性的進展。
以前，人們把《手稿》的思想與意義都歸結為《第一手稿》中的異化勞動理論，特別是有相當一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甚至認為，馬克思早期異化理論的思想水平高於《資本論》時期，並借此來否定成熟時期的馬克思。但是《巴黎手稿》的文獻學研究成果則使上述觀點遭到質疑。因為，按照羅揚的說法，有關異化勞動的《第一手稿》隻不過是馬克思那一時期經濟學研究的手稿之一，根本代表不了巴黎時代馬克思思想的全部。更重要的是，據拉賓的考證，異化勞動理論所依據的薩伊、斯卡爾培克、斯密等人著作的摘錄，是屬於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第一個階段的成果。而在閱讀了李嘉圖和穆勒等人的著作以後，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的認識水平已經有了一個飛躍。因此，相對於《穆勒評注》以後的馬克思經濟學認識而言，這一時期的異化勞動理論是很不成熟的。這樣一來，將異化勞動理論抬高到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頂峰的做法至少就缺少了文獻學上的支持。
過去，由於沒有充分的證據，當我們發現異化勞動理論中存在著不成熟或自相矛盾的表述時，往往不能給予客觀的評價，相反為了維護馬克思理論的完整性而替馬克思“自圓其說”。其實這完全沒有必要，因為任何人的思想都有一個從稚嫩到成熟的發展過程，指出異化勞動理論存在的問題絲毫不影響馬克思的偉大。上述文獻學研究成果，譬如拉賓所提出的“兩個階段”就可以為我們打消那些不必要的顧慮，使我們更實事求是地看待《第一手稿》中存在的問題，譬如，我們將要在下一章所提到的，異化勞動規定在邏輯上的不自洽以及無法解釋“人同人相異化”等問題。
與對《第一手稿》中異化勞動的評價相關，《巴黎手稿》的文獻學研究成果還促使我們思考：迄今為止我們是不是對《巴黎手稿》的其他部分，譬如說《穆勒評注》關注得不夠？由於《穆勒評注》屬於《經濟學筆記》，過去人們往往把它當作《手稿》的“附錄”或者幹脆將其排除到《手稿》之外。但從上述文獻學研究可以看出，《穆勒評注》的意義絕不僅如此。1966年蘇聯《哲學問題》在發表俄譯本《穆勒評注》時曾加過一個“序言”，在這個“序言”中，編者對《穆勒評注》的地位與意義作過這樣的評價：《第二手稿》是《手稿》的主體部分，它包含了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和批判，同這一部分相比，《第一手稿》隻不過是為寫《第二手稿》所做的準備，而《第三手稿》則是對《第二手稿》的補充。由於《穆勒評注》寫於《第二手稿》之前，而且“在我們所知道的馬克思的著作中沒有任何一本曾引用過這些評注的內容，因此可以認為，這些內容被利用到我們還沒有發現的那一1844年的《第二手稿》當中”[62]。如果俄譯本“序言”的推測屬實的話，《穆勒評注》實際上是《第二手稿》的基礎，通過對《穆勒評注》的研究可以推測出《第二手稿》的內容。在這個意義上，《穆勒評注》是我們理解《手稿》的關鍵。不僅如此，實際上在筆者看來，《穆勒評注》以及第二和第三《手稿》無論在視野上還是在思想深刻性上都遠遠超過《第一手稿》，關於這一問題，本書的第九章和第十章將予以闡明。
總之，《巴黎手稿》的文獻學研究給我們帶來了如下啟示：我們研究《手稿》絕不能僅僅停留在《第一手稿》異化勞動片斷的水平上，更不能用異化勞動來代替《手稿》的研究，鑒於《穆勒評注》長期以來一直受到輕視且在文獻學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現階段我們應該把研究中心轉移到《穆勒評注》與《手稿》的關係上來，以此來尋求對《巴黎手稿》研究的突破。
2.文獻學研究的局限
但是，正如我們在本章的第三節“‘陶伯特說’是否可信”中所看到的那樣，文獻學研究是有其固有的局限的。這一局限性包括兩個方麵。
第一，文獻學研究固然可以通過文獻學上的細節，提供譬如寫作順序上誰先誰後的推斷，但並不能由此而推斷出文本思想水平的高低。拿本章討論的《穆勒評注》與《手稿》的關係來看，目前至少有“《穆勒評注》先行說”、“《穆勒評注》處於《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的中間說”、“《穆勒評注》是《第三手稿》的後續說”，從文獻學考證的細節來看，筆者認為“中間說”更為可靠。但是，僅憑這一點還不能讓人接受《穆勒評注》高於《第一手稿》的結論，因為對文本思想水平高低的判斷最終還是取決於文本本身的思想內容。張一兵之所以堅持“《穆勒評注》先行說”，其根本的依據，正像我在上一章中所分析的那樣，是因為他認為《穆勒評注》是受赫斯“交往決定論”影響的作品，其理論水平低於異化勞動。同理，對筆者而言，要主張《穆勒評注》的水平高於《第一手稿》，最根本的還是要從理論上證明《穆勒評注》的交往異化高於《第一手稿》的異化勞動——盡管《巴黎手稿》的文獻學研究成果對自己有利，但充其量還隻能是一個旁證——當然，這也是本書所盡力做的。
但是，對文本思想水平高低的證明卻可以反過來支持相應的文獻學結論，譬如張一兵的結論可以支持“《穆勒評注》先行說”，而本書的結論可以支持“《穆勒評注》處於《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的中間說”等。在這個意義上，陶伯特本人或者說“陶伯特說”的支持者，如果要讓自己的文獻學結論最終被別人接受，還需要提供《穆勒評注》高於《第三手稿》的思想證明。
第二，文獻學研究不能代替理論證明，它也不能取代理論研究。文獻學家因占有第一手的原始資料，往往在對文本的研究上具有很大的發言權，就像蘇聯東歐的一些文獻學專家過去曾壟斷了對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解釋權那樣。但正是因為如此，對於文獻學家給出的結論我們務必要小心，就像本章所討論的“陶伯特說”那樣，不能不加批判地就將其視為“絕對真理”；同樣，對於一些研究者過分地誇大文獻學研究的意義，甚至在未加理論證明的前提下，就直接從文獻學事實出發飛躍到思想結論的情況，則更要小心。因為，文獻學雖然能夠將文獻和文本的事實弄清楚，但它永遠也代替不了理論的推演。這就如同秦始皇兵馬俑的發現豐富了我們關於秦王朝的史實，但是秦王朝究竟是奴隸製還是封建製，最終還不取決於這一發現，而仍然取決於理論證明一樣。對此，文獻學家及其成果的介紹者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1]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頁。
[2] 馬克思：《經濟學筆記》，杉原四郎、重田晃一譯，未來社1962年版。
[3] Karl Marx，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1843 bis Januar 1845，In：MEGA Ⅳ-2，Text，Apparat，Dietz Verlag，Berlin，1981.
[4] Karl Marx，?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In：MEGA Ⅰ-2，Text，Apparat，Dietz Verlag，Berlin，1982.
[5] 馬克思：《“巴黎筆記”選譯》，王福民譯，見北京圖書館馬列著作研究室編：《馬恩列斯研究資料匯編》（1980），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版。
[6] 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單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考慮到讀者驗證方便，本書對《穆勒評注》的引用使用了這一單行本。
[7]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Anfang 1844 bis Anfang 1845，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3，Marx-Engels-Verlag G.M.B.H.，Berlin，1932，S.411f.以下簡稱“MEGA ① Ⅰ-3”。
[8] 新MEGA第Ⅳ部門第2卷對《經濟學筆記》的寫作時間和順序理解如下（為清楚起見，關於各個筆記本筆者沿用了舊MEGA叫法）：
（1）第三冊：勒瓦瑟爾、斯密；第七冊：舒爾茨、李斯特、奧西安德（1843年末—1844年初）
（2）第一冊：薩伊、斯卡爾培克；第二冊：斯密（1844年春）
（3）第四冊：色諾芬、李嘉圖、穆勒（1844年夏天和秋天）
（4）第五冊：麥克庫洛赫、普雷沃、特拉西、穆勒、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的概要（1844年夏）
（5）第九冊：比雷（1844年夏和1845年1月）
關於第六冊“羅德戴爾筆記”和第八冊“波斯格威波特和羅筆記”，由於新MEGA的編者認定它們寫於布魯塞爾時期，因此不再把它們劃歸巴黎時期的《筆記》，由於這一變更與本章的主題無關，故在正文中不予討論。
[9] 關於馬克思開始經濟學研究的時間，學術界存在著爭論。英格·陶伯特曾提出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始於1844年5月或者6月，而羅揚則認為馬克思是從1843年底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時開始的，雖然1844年2月在《德法年鑒》出版以後，馬克思因學習法國公民公會史而一度中斷了經濟學研究，但到1844年5、6月間又重新開始。
[10] Vgl.，MEGA Ⅰ/2，Apparat，SS.708-739.
[11] MEGA Ⅰ/2，Apparat，S.708.
[12] 新MEGA為了平息各方的不滿，在第Ⅰ部門第2卷中對《手稿》采取了兩種編排方式。一種是按照《手稿》的寫作時間順序編排，又稱“第一種再現”（Erste Wiedergabe）；另一種是按照《手稿》的內容結構編排，又稱“第二種再現”（Zweite Wiedergabe），在這種編排中，編者還按《手稿》的內容加了一些小標題。中文第二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根據內容結構編排來翻譯的，但本書所討論的顯然是按照寫作時間順序的編排。
[13] V.Adoratskij，Einleitung，MEGA ① Ⅰ-3，SS.ⅩⅡ-ⅩⅢ.
[14] [蘇]盧森貝：《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學說發展概論》，方鋼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版。
[15] 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5頁。
[16]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目錄”Ⅰ，Ⅱ。
[17] [日]重田晃一：《關於早期馬克思的一個研究——以作為經濟學批判的開端的〈穆勒評注〉為中心》，關西大學《經濟論集》，第8卷第6號，1959。
[18] [日]細見英：《馬克思與黑格爾——經濟學批判與辯證法》，見經濟學史學會編：《資本論的成立》，岩波書店1967年版，第131—132頁。後收錄在細見英《經濟學批判和辯證法》（未來社1979年版）當中。
[19] 參見[日]大島清：《走向資本論的道路》，東大出版會1968年版，第2章“《經濟學哲學手稿》《經濟學筆記》”。
[20] [日]中川弘：《〈經濟學哲學手稿〉與〈穆勒評注〉——以“異化勞動”為中心的考察》，福島大學《商學論集》第37卷第2號，1968年10月，第18頁。
[21] Nikolai I.Lapin，Vergleichende Analyse der drei Qullen des Einkommens in den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n ” vor Marx，In：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Heft 2，17.Jahrgang 1969.
[22] [蘇]拉賓：《對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收入三個源泉的對比分析》，細見英譯，《思想》，1971年3月號，第103—104頁。
[23] [日]山中隆次：《〈經濟學哲學手稿〉和〈摘錄筆記〉的關係——論拉賓論文》，《思想》第569號，1971年11月。[日]服部文男：《關於〈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第二手稿〉與〈第三手稿〉》，《社會科學和各種思想的展開》，創文社1977年版。
[24] [日]細見英：《譯者前言》，《思想》1971年3月號，第101頁。
[25] 服部文男的弟子澀穀正曾依據當時日本已驗證的結論對陶伯特的新說進行了批判。參見[日]澀穀正：《陶伯特論文在〈經濟學哲學手稿〉研究中的意義》，《現代和思想》第38號，1979年；《關於〈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巴黎筆記的問題》，《經濟》，1983年8月號；《關於〈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巴黎筆記研究的新階段》，《經濟》，1984年6月號；《〈巴黎筆記〉的寫作順序》，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經濟學論集》第35號，1991年。
[26] Inge Taubert，Plobleme und Fragen zur Datierung der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 von Karl Marx，In：Beitr?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3，Berlin，1978。另外，還請參考Inge Taubert，Zur interpretain der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In：Marxistische Studien .Jahrbuch des IMES.Sonderband I，1982。以及她在MEGA Ⅰ-2，Apparat，Einleitung中對《經濟學哲學手稿》各部分手稿的說明。
[27] Vgl.，MEGA Ⅰ-2，Apparat，S.696f.MEGA，Ⅰ/2，Einleitung，S.36.
[28] MEGA Ⅰ-2，Apparat，S.702。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關於《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題注中也有類似的一段話：“馬克思在中斷了筆記本Ⅲ的寫作後，就同恩格斯投入撰寫《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的工作。正是在這時，他開始對大·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詹·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這兩本著作的法譯本作了摘要。這兩個摘要的特點是，馬克思對作者的理論觀點作了更多評價、解釋和批判，從而形成他自己的長篇論述。這些論述涉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三個筆記本中隻是部分地談到或根本未談到的問題。因此，可以把這兩個摘要看作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補充，是對筆記本Ⅲ的研究的直接繼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5頁）這應該是編譯者對陶伯特觀點的概括。
[29] MEGA Ⅰ-2，Apparat，S.696.
[30] Vgl.，MEGA Ⅳ-2，Apparat，S.717f.
[31] Vgl.，MEGA Ⅳ-2，Apparat，S.715.
[32] 參見[日]澀穀正：《關於〈經濟學哲學手稿〉與巴黎筆記的問題》，《經濟》，1983年8月號，第172頁。
[33] [蘇]巴加圖利亞、維克斯基：《馬克思和經濟學的方法》（下卷），大月書店1978年版，第62頁。
[34] 參見[日]服部文男：《馬克思主義的形成》，青木書店1984年版，第13章。
[35] Jürgen Rojahn，Der Fall der sog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ume ⅩⅩⅤⅢ-1983-part 1，Amsterdam.
[36] Jürgen Rojahn，Der Fall der sog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ume ⅩⅩⅤⅢ-1983-part 1，S.3.
[37] Jürgen Rojahn，ibd.，S.44.
[38] 羅揚的推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作為一個事實，《手稿》並沒有在做馬克思在“序言”中給自己的任務，即繼續對黑格爾法哲學進行批判。還有，1845年，馬克思曾經計劃出版一本《政治與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作為一種可能，這裏的“序言”也許是為那本計劃中的著作所作的。
[39] [日]田畑稔：《訪談：關於1844年馬克思的〈手稿〉和〈摘錄筆記〉的編輯》，《季報唯物論研究》第110號，2009年11月，第138頁以後。
[40] Jürgen Rojahn，a.a.O.，S.39f.
[41] Vgl.，Jürgen Rojahn，a.a.O.，S.38.
[42] Jürgen Rojahn，ibd.，S.39.
[43] [日]山中隆次：《馬克思巴黎手稿——經濟學、哲學、社會主義》，禦茶水書房2005年版。很遺憾，山中版的解說者柴田隆行似乎沒有理解該版的意義，他在該版本的“編者題解”中表示譯者（山中隆次）“隻是對本書的排列作出了指示，但對究竟為什麽這樣排列最好則沒有作出說明”（該書第264頁）。
[44]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年第1期。即本章的一、二節，不過在納入本書時，我對這部分有修改。
[45] 參照本書第10章。
[46] 張盾：《交往的異化：馬克思〈穆勒評注〉中的承認問題》，《現代哲學》2007年第5期；薑海波：《私有財產的外化與交往異化——解讀〈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現代哲學》2008年第3期；唐正東：《〈穆勒評注〉中“交往異化”的準確內容及其思想史地位》，《現代哲學》2008年第4期；安啟念：《〈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
[47]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頁。
[48] 魯克儉：《“陶伯特說”與“羅揚說”：我們該采信哪個？》，《現代哲學》2008年第3期。
[49] MEGA Ⅰ/2，Apparat，S.696.
[50]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單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頁。對這段話，編者曾加了這樣一個注釋：“見大·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1835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194—195頁。這段話引自歐·比雷《論英法工人階級的貧困》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6—7頁。”
[51] Karl Marx，Kritische Randglossen zu dem Artike ：“Der K ?nig von Preuβen und Socialreform.Von einem Preuβen ”，In：MEGA Ⅰ-2，Dietz Verlag，Berlin，1982，S.451。馬克思：《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頁。引文有改動。
[52] Jürgen Rojahn，Der Fall der sog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a a O.，S.30.
[53] 順便說一句，魯克儉曾批評我說：“因此，韓立新在‘《巴黎手稿》的文獻學研究及其意義’一文中根本否認馬克思在寫《44年手稿》筆記本Ⅲ時手邊有穆勒的著作並直接利用了穆勒的著作，並以此為根據對《穆勒摘要》寫於筆記本Ⅲ之前這一觀點進行辯護，這種辯護方式連羅揚本人也不會同意。”（魯克儉：《“陶伯特說”與“羅揚說”：我們該采信哪個？》，《現代哲學》2008年第3期）這種批評與我無關，因為我從未在我的論文中“根本否認馬克思在寫《44年手稿》筆記本Ⅲ時手邊有穆勒的著作並直接利用了穆勒的著作”，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去進行核實，驗證魯克儉批評的真偽。
[54] 2007年8月，曾在清華大學召開過一次“中日《德意誌意識形態》的編輯問題研究會”。在澀穀正的報告以後，魯克儉曾就日本學界怎樣對待“陶伯特說”提問，澀穀正回答了本書中的那句話。
[55] [德]陶伯特：《關於卡爾·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寫作日期的問題與疑問》，澀穀正譯，《現代與思想》1979年12月號，第244頁。序號由引用者所加。
[56] MEGA Ⅰ/2，Apparat，S.701.
[57] 參見[德]陶伯特：《關於卡爾·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寫作日期的問題與疑問》，《現代與思想》1979年12月號，第244頁。
[58] Jürgen Rojahn，The Emergence of a Theory：The Importance of Marx 's Notebooks Exemplified by those from 1844，Rethinking Marxism，No.4，2002。[德]羅揚：《理論的誕生——以1844年筆記為例》，趙玉蘭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年第2期。
[59] [日]田畑稔：《訪談：關於1844年馬克思的〈手稿〉和〈摘錄筆記〉的編輯》，《季報唯物論研究》第110號，2009年11月，第140頁。
[60] 參見[德]羅揚：《理論的誕生——以1844 年筆記為例》，趙玉蘭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年第2期。
[61] Marx，MEGA Ⅰ-2，S.320。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頁。
[62] 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主義研究所編：《哲學問題》1966年第2期，第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