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山中隆次和畑孝一看來科爾紐的觀點已經是對赫斯之於馬克思影響的誇大，那麽廣鬆涉則采取了一種遠比科爾紐更為積極的、甚至可以說是偏激的觀點。
廣鬆涉在1967年發表的《早期馬克思像的批判性重構》[21]一文中，提出了一個研究早期馬克思的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即針對當時“正統派”直接從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源泉”出發來解釋馬克思早期思想的做法，提出應該從與馬克思最近的“黑格爾左派自身內部的三種潮流及其綜合”來說明早期馬克思思想的形成過程。這三種潮流是“宗教批判係列”（施特勞斯、鮑威爾、費爾巴哈）、“黑格爾曆史哲學批判係列”（切什考夫斯基、赫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係列”（經由盧格而與馬克思相連）[22]，其中赫斯對馬克思的作用尤為重要。
按照廣鬆涉關於早期馬克思思想的那一“斷裂”說，馬克思在《手稿》和《德意誌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之間存在著一條思想鴻溝，而以往的研究卻未能對馬克思是如何跨越這一鴻溝的原因作出說明，實際上，這是因為受到了赫斯的影響。廣鬆涉說道：“過去的研究之所以沒能填平這一鴻溝，最大原因在於無視或低估了當時馬克思處於‘大前輩’莫澤斯·赫斯……的壓倒性影響下這一點。被看作是早期馬克思獨創的《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各個立論，不僅其構想和視角，甚至在修辭上也有很多地方追隨了赫斯，被譽為‘唯物史觀的天才萌芽’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從著名的第一條開始，就模仿了赫斯當時發表的某篇論文，而到了最後一條，則不外是站在赫斯的立場來批判費爾巴哈而已。《德意誌意識形態》的舊層，也仍然殘留著合著者之一赫斯的影子。”[23]
廣鬆涉是這樣推論的。馬克思從1843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經由1844年的巴黎時期再到1845年底的《形態》，其思想經曆了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係列”到“黑格爾曆史哲學批判係列”的轉變。《手稿》則是馬克思開始接受赫斯的哲學範式，即“黑格爾曆史哲學批判係列”的開始。這表現在，當時的馬克思雖然繼承了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思想，但並沒有將對人的理解僅僅局限於費爾巴哈的“類本質”（Gattungswesen）和“愛”（Liebe）的水平上，而是把它“改釋”成“社會性的勞動的主體”，並依據這種主體概念來討論社會、經濟和革命的問題。而這些其實早已是赫斯做過的工作！當時的赫斯已經不僅將人理解為“自我活動”（Selbstbet?tigung）或者實踐的主體——這裏包含了費希特的思想成分——而且通過“共同活動”（Zusammenwirken）概念——這裏包含了費爾巴哈的思想成分——將人理解為“社會存在”，並根據這種綜合了費希特和費爾巴哈的主體概念，將共產主義視為自由和平等的真正實現，論述了實現共產主義的現實條件和曆史條件以及社會經濟機製等。而《手稿》時期的馬克思在思想上比較“落後”，還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赫斯的“先進”思想。
之所以說馬克思的思想“落後”，是因為當時他在對“主體概念的設定方式”上與赫斯有差距。具體說來，馬克思雖然能夠將作為主體的人理解為“①社會的存在、②而且是自我活動、勞動的主體”，這與赫斯一樣。但是，他又強調 “③人是一種自然存在的一麵，同時還殘留著‘自然是人的無機身體’這種費爾巴哈式的含義”，“④還遺留著將類本質hypostasieren（實體化）的傾向”，而在赫斯那裏，則沒有這兩種傾向。更重要的，馬克思還“⑤將作為自然的類存在的‘人’本身視為最高的價值，而在赫斯那裏則是‘自由’”。也就是說，赫斯身上沒有③、④、⑤這三點，而馬克思由於當時中費爾巴哈的毒太深，有③、④、⑤三點，這說明他的主體概念“孕育著陷入較赫斯更為抽象的哲學論證的危險”[24]，還不如赫斯。結果，在《手稿》中，馬克思就還保留著“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統一”、“人本主義=自然主義”等費爾巴哈式的命題等。因此，如果說費爾巴哈是當時馬克思思想轉換的起點的話，赫斯則是這一思想轉換的終點，《手稿》中的馬克思還“處於費爾巴哈和赫斯的中間”[25]位置，而赫斯當時已經是赫斯，脫離了費爾巴哈。
隻有到了《提綱》，馬克思才終於追趕上了赫斯。廣鬆涉說道：“這11條《提綱》是宣告馬克思從‘所謂的處於費爾巴哈和赫斯的中間’到幾乎完全過渡到赫斯立場的文章。”[26]廣鬆涉將赫斯的《論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über 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寫於1844年5月，出版於1845年前半年）與馬克思的《提綱》作了對比，提出在《提綱》中馬克思才意識到了費爾巴哈的“類本質”概念以及以此為基礎的自我異化邏輯所包含的難點，於是將《手稿》中的人的規定即“自然存在”轉移到《提綱》中的“社會關係的總和”[27]上來，而這些無非是赫斯早就提出過的思想。伴隨著馬克思在對主體概念理解上的這一變化，他終於“同費爾巴哈拉開了距離”，開始從“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相統一的真理”向唯物主義進行轉變，從而最後在《形態》中，徹底綜合和揚棄了黑格爾左派的三個係列，超越了赫斯，並成為了馬克思。
廣鬆涉的這一結論有悖常理。如果說馬克思的《手稿》受到了赫斯的影響還勉強說得過去，那麽說《提綱》甚至《形態》都在赫斯的“壓倒性影響”之下則令人無法接受。盡管廣鬆涉辯白說，自己並沒有想去否定“馬克思的獨創性”，但這種解釋必然會給人們留下不良的印象，即到《形態》為止，馬克思不是費爾巴哈就是赫斯，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東西！後來，可能連廣鬆涉本人也意識到這一說法有些過分，在1984年出版的“選書版”《馬克思主義的成立過程》中，對早年的這一觀點進行了“反省”，稱自己當時對赫斯與馬克思的一致性強調得過了頭，而對他們的差異性分析做得較少，結果沒能說清楚馬克思和恩格斯“內發的思想發展過程”，反而鼓吹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僅僅是赫斯的追隨者這一論調。[28]當然，這是後話。
實際上，廣鬆涉采取這種極端的觀點是有其深層理由的，正如廣鬆涉這篇論文標題所示，他是想借赫斯這一因素完成對“早期馬克思像的批判性重構”，更進一步說是想完成自己對馬克思的獨創解釋即“廣鬆哲學”的建構。眾所周知，廣鬆涉在早期馬克思研究史上曾提出過兩個著名的命題：“恩格斯主導說”和“從異化論到物象化論的飛躍”，而這兩個命題其實都跟他對赫斯的解釋有關。所謂“恩格斯主導說”是廣鬆涉研究《形態》文獻學的基本結論，即作為曆史唯物主義誕生地的《形態》不是在馬克思主導下，而是在恩格斯主導下完成的。這一說法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當時恩格斯的共產主義認識高於馬克思，因為恩格斯比馬克思早兩年接受了赫斯的共產主義學說的影響；而且恩格斯在《形態》中構建分工理論時，也“具體接受和發展了”赫斯的“共同活動的異化”以及生產力等思想。[29]如果說連恩格斯的思想都是向赫斯學習的結果，那麽，在《形態》以前，讓赫斯成為馬克思追趕的目標是順理成章的。至於“從異化論到物象化論的飛躍”命題，該命題的核心是將馬克思成為馬克思的時間定在《形態》時期，因此，在這之前是不能讓馬克思以獨立的思想者的身份登上曆史舞台的，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將馬克思置於別人，譬如赫斯的思想框架之下，讓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低於赫斯的水平。
總之，廣鬆涉采取這種極端的觀點有利於支持自己的“恩格斯主導說”和“從異化論到物象化論的飛躍”命題。從這一點來看，廣鬆涉與其他的赫斯研究者不同，他顯然是把赫斯當成了一個“廣鬆哲學”的構建性因素，這在世界的赫斯研究中並不多見，在筆者所接觸的文獻中，我國的張一兵也具有同樣的問題意識。從“用於建構”這一問題意識而言，廣鬆涉的赫斯研究的確有高人一籌的地方。但是，他畢竟走得太遠了。廣鬆涉的論文發表沒多久，就遭到了日本研究黑格爾左派的第一號人物良知力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