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社會”概念來規定共產主義以外，馬克思還把共產主義規定為追求共產主義的運動本身。還是在《第三手稿》[私人所有和需要]的[增補]部分，馬克思這樣寫道：“既然人的生命的現實的異化仍在發生，而且人們越意識到它是異化，它就越成為更大的異化；所以，對異化的揚棄隻有通過付諸實行的共產主義才能完成。要揚棄私人所有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產主義就完全夠了。而要揚棄現實的私人所有，則必須有現實的共產主義行動。曆史將會帶來這種共產主義行動，而我們在思想中已經認識到的那正在進行自我揚棄的運動，在現實中將經曆一個極其艱難而漫長的過程。”[60]
從這段話來看，與一般將共產主義設定為彼岸的理想不同，馬克思並沒有僅僅把它設定為遠在未來的目標，或者“思想上的共產主義”，而是明確地把它規定為，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展開的“現實的共產主義行動”。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講得更清楚：“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現實的運動，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61]由此看來，馬克思顯然不同於當時“德意誌意識形態”式的共產主義，當然更不同於法國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
按照《〈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的結論，承擔這一曆史使命的是無產階級。與黑格爾左派的共產主義者，譬如說與赫斯不同，馬克思已經有明確的、實現共產主義的主體意識。在巴黎期間，他本人不僅深入到德法的工人階級當中，對兩國的無產階級進行對比，並且還對西裏西亞紡織工人起義表現出了極大的關心，專門撰寫了《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關於德法兩國無產階級的差別，馬克思寫道：“當共產主義的手工業者聯合起來的時候，他們首先把學說、宣傳等等視為目的。但是同時，他們也因此而產生一種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為手段出現的東西則成了目的。當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合起來的時候，人們就可以看出，這一實踐運動取得了何等光輝的成果。吸煙、飲酒、吃飯等等在那裏已經不再是聯合的手段，不再是聯係的手段。交往、聯合以及仍然以交往為目的的敘談，對他們來說是充分的；人與人之間的兄弟情誼在他們那裏不是空話，而是真情，並且他們那由於勞動而變得堅實的形象向我們放射出人類崇高精神之光。”[62]
這裏提及的“共產主義的手工業者”是指德國的無產階級。同法國無產階級相比，德國無產階級還很不成熟，剛剛產生出“交往的需要”，但在法國的無產階級那裏，“聯合”已經成為家常便飯，而且已經在“聯合”和“聯係”中，“放射出人類崇高精神之光”。關於德法工人階級的這一差別，作為一個旁證，我們再援引一下1844年8月11日馬克思致費爾巴哈的信。在這封信中，馬克思這樣寫道：“您要是能出席法國工人的一次集會就好了，這樣您就會確信這些勞累不堪的人純潔無瑕，心地高尚。英國的無產者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他們的文化素質不及法國人。不過不能不強調指出瑞士、倫敦和巴黎的德國手工業者的理論貢獻。隻是德國手工業者仍然過於手工業者。……法國人和我們德國人對立的特性，在我麵前從來沒有表現得如此尖銳，如此明顯。”[63]饒有興趣的是，與對德法兩國的共產主義理論的評價正好相反，馬克思對法國的無產階級給予了高度評價。
到了[私人所有和共產主義]一節的結尾，馬克思一改以前不區分社會主義（Sozialismus）和共產主義的做法，突然提到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差別：“但是，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已經不再需要這樣的中介；它是從把人和自然界看做本質這種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感性意識開始的。社會主義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揚棄為中介的積極的自我意識，正像現實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人所有的揚棄即共產主義為中介的積極的現實一樣。共產主義是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複原的一個現實的、對下一段曆史發展來說是必然的環節。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態和有效的原則，但是，這樣的共產主義並不是人類發展的目標，並不是人類社會的形態。”[64]
這段話令人稍感費解。這裏所說的共產主義應該是指前述的“現代共產主義”的第三形態，即德國的“哲學共產主義”，因為它“作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是建立在“自我意識”邏輯基礎上的。這也是當時馬克思本人所傾向的共產主義觀。但是，在此馬克思又突然提出，“共產主義本身並不是人的發展目標，並不是人的社會的形式”。由此看來，馬克思又認為共產主義並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形態，社會主義高於共產主義。這顯然是與成熟時期，譬如《哥達綱領批判》中的共產主義認識不同的。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共產主義高於社會主義。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之所以得出了這種相反認識，可能是因為他認為當時的德國“哲學共產主義”中缺少了“社會”的內容，因為隻有以“社會”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才配得上人類社會的最高形態。馬克思的這一觀點還出現在1845年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在其中的第十條中，馬克思這樣寫道：“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