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提到，馬克思稱“共產主義是私人所有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它是“向社會的（gesellschaftlich）即合乎人性的人的（menschlich）複歸”。“社會”顯然被馬克思視為克服了人的異化即私人所有以後的理想狀態，即人已經重新領有了自己本質的共產主義狀態。因此，如何定義“社會”也就等於定義共產主義本身。
“社會”並不是憑空出現的，它是在對私人所有積極揚棄的基礎上產生的。早期的法國共產主義者和德國的共產主義者都認識到了私有製的罪惡，將徹底地否定私有製當作共產主義的根本目標。這本身並不為錯。但是，在譴責私有製的同時，他們也都表現出對私有製輕視的傾向，忽視了私有製對於建立共產主義的意義。因此，他們的共產主義都具有某種烏托邦色彩，後來被馬克思批判為“空想”社會主義。與此相反，馬克思在批判私人所有的非人性的同時，還將私人所有的運動看成是共產主義誕生的前提，或者說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私人所有的運動——生產和消費——是迄今為止全部生產的運動的感性展現，就是說，是人的實現或人的現實。”[35]共產主義固然是對私人所有的否定，但這是在承認私人所有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的辯證否定，是“對私人所有的積極的揚棄，作為對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對一切異化的積極的揚棄”[36]。這種對私人所有的態度頗似成熟時期《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資本的文明化作用”認識，即共產主義是在肯定資本的積極作用的基礎上對未來的展望。作為未來理想的“社會”是必須建立在私人所有運動的基礎上的。
這一“社會”認識還與馬克思在《穆勒評注》中獲得的市民社會概念有關。我們知道，《穆勒評注》的主題是分析以私人所有為前提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與共同體不同，它是必須借助於中介即私人所有才能夠形成的有機整體。在這樣的市民社會中，人的需要的滿足和享受必須借助於他人或者社會才能實現，故人的勞動和享受成為了一種間接的關係。即，自己的勞動成果不是用於自己的享受，是為了滿足他人或者社會的需要，而自己的需要要由他人或者社會的勞動來滿足。同時，也正因為必須借助於中介和間接關係，人們之間必須結成相互補充、相互交換的社會關係。故市民社會的本質是“私有者的社會聯係或社會關係”[37]。
未來的“社會”當然不可能是私有製社會或者說市民社會，它一定是揚棄了私人所有和市民性質之後的社會。“社會”決不是向古代共同體的複歸，“決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發達的簡單狀態去的貧困”[38]，更不是向脫離現實的烏托邦的飛躍，而是在保留了近代市民社會積極成果基礎上的揚棄。因此，“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決不僅僅存在於直接共同的活動和直接共同的享受這種形式中，雖然共同的活動和共同的享受，即直接通過同別人的現實的社會聯係（unmittelbar in wirklicher Gesellschaft mit andren Menschen）表現出來和得到確證的那種活動和享受，在社會性的上述直接表現以這種活動的內容的本質為根據並且符合這種享受本性的地方都會出現”[39]。也就是說，到了未來的“社會”，“私人”和“市民”這樣的特性雖然被否定掉了，但私人所有和市民社會所培育起來的個體獨立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關係卻被保留下來，因此“社會”隻能是獨立個體的聯合或者說“自由個人的聯合體”。
馬克思這樣描述未來的“社會”狀態：“在被積極揚棄的私人所有的前提下，人如何生產人——他自己和別人；直接體現他的個性的對象如何是他自己為別人的定在（Dasein），同時是這個別人的定在，而且也是這個別人為他的定在。……因此，社會性質是整個運動的普遍性質；正像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一樣，社會也是由人生產的。活動和享受，無論就其內容或就其存在方式來說，都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40]這是一段令人聯想到黑格爾“精神”概念的文字。[41]在《精神現象學》中，“精神”的本質被規定為“我就是我們，而我們就是我”[42]，未來的“人倫王國”，應該是個體與整體、個別性與普遍性的直接統一。馬克思的“社會”概念也是個體與整體的統一，是在保持個體獨立的前提下人與整體的統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