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討論青年黑格爾對國民經濟學的吸收過程，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盧卡奇，因為盧卡奇是第一個全麵係統地追溯了這一過程的人。20世紀30年代初期，盧卡奇為了修正他在《曆史與階級意識》中的錯誤，開始研究出版不久的黑格爾的早期著作：《德意誌憲法論》和《人倫的體係》（1923年）、《耶拿實在哲學Ⅰ，Ⅱ》（1931、1932年），寫出了《青年黑格爾》這部堪稱是裏程碑的鴻篇巨製。[84]直到今天《青年黑格爾》在西方學界仍發揮著重要作用，譬如萊文的著作《不同的路徑：馬克思主義與恩格斯主義中的黑格爾》[85]就是以此為基礎的。
從內容上看，《青年黑格爾》涉獵範圍頗廣，涉及黑格爾從柏林時期、法蘭克福時期到耶拿時期的整個思想發展曆程。但其主題，是青年黑格爾的國民經濟學研究及其與辯證法的結合過程。由於盧卡奇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他的研究是以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那一評價為主線來進行的，即“黑格爾是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的。他把勞動看做人的本質，看做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他隻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麵，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麵。勞動是人在外化範圍之內的或者作為外化的人的自為的生成。黑格爾唯一知道並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86]。
從“既有積極的方麵又有消極的方麵”這一立場出發，盧卡奇首先肯定了黑格爾的經濟學研究。認為黑格爾本人雖然沒有留下什麽經濟學的著作，但是他對經濟學的認識卻構成了其社會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這正是他超越同時代的哲學家康德和費希特的地方。不僅如此，黑格爾還能夠將英國的經濟學消化和改造成其社會哲學的建構原理。他說：“對黑格爾而言，重要的並不是在經濟學的固有領地進行原創性的研究（當時的德國也完全沒有這種可能性），而是要將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各種成果有效地應用於對社會問題的認識，而且——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存在著黑格爾式的問題——要開始從哲學普遍性中去發現和揭示這些社會關係中所隱蔽的辯證法的範疇。”[87]
盧卡奇所言極是！與數學、幾何學等自然科學在方法論上對文藝複興時期和啟蒙時代的哲學所起的作用相類似，在資本主義時代，經濟學也必然會對近代哲學產生根本性的影響，或者說會內化為近代哲學的原理。因為經濟學的主題不是主客體之間的認識關係，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經濟學的這一特點是與近代的時代特征，即隨著古代共同體的瓦解，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已經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相吻合的。康德和費希特雖然確立了近代的主體性原則，並最大限度地揭示了主客體之間的認識關係、實踐關係（主體性問題），但是他們並沒有在實質上將自己的哲學原理拓寬至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結果在麵對近代社會的複雜矛盾時不得不求助於人的抽象活動和道德因素。而以斯密為代表的國民經濟學，則是對近代社會客觀結構的理論反映，在其中起作用的是需要、勞動、私人所有、交換、契約、法律等現實的經濟關係。用這些經濟關係來說明近代社會的形成及其基本結構無疑要比“主觀觀念論”和“倫理學中的抽象的個人主義”貼切得多、準確得多。黑格爾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洞察到了近代社會的經濟學本質，認識到了康德和費希特的主觀主義和道德主義的不足，並逐漸將德國觀念論的解釋框架轉移到客觀的經濟學上來。當然，這一轉向最終是由馬克思完成的，是馬克思確立起來一個徹底的以經濟關係為基礎來說明社會的曆史唯物主義。
盧卡奇從經濟學與辯證法相結合的角度，對青年黑格爾的經濟學思想進行了考察，這其中不乏真知灼見。譬如，在討論黑格爾的貨幣概念時，盧卡奇指出：“他雖然堅決強調貨幣的客觀性、物性，但同時他也明確地看到，貨幣的最終本質仍然是人的社會關係。雖然它是以觀念論神秘化的方式現象的（自我），但這絲毫不能改變他正確地預感到這一關係的獨創性。”[88]再比如，在第四章“三 對《精神現象學》結構的素描”——這也是《青年黑格爾》中最出色的章節——中，他也提出了跟本章的立意相近的論述，筆者從中也獲得了很大的啟發。但是，從今天的研究水準來看，盧卡奇的研究中還存在著幾個缺陷：
第一，也許是當時《耶拿實在哲學》剛剛出版，再加上還有許多判讀錯誤和不明確之處，致使盧卡奇在對黑格爾耶拿時期經濟學水平的認識上有許多錯誤。譬如，他比較重視黑格爾法蘭克福時代的經濟學研究，而對耶拿時期的經濟學研究關注較少。實際上耶拿時期的經濟學無論是在質上還是量上都高於法蘭克福時代。就耶拿時期而言，他錯誤地認為《人倫的體係》寫於《自然法》論文之前，並將《自然法》論文與《精神哲學草稿Ⅱ》等量齊觀，忽略了從《人倫的體係》到《精神哲學草稿Ⅱ》黑格爾在經濟學認識上的飛躍。這一缺陷直接導致了他對黑格爾經濟學研究意義認識的不足，這一點恰如在拉賓的那篇有關《巴黎手稿》的文獻學論文發表以前，人們沒有看到馬克思在《第一手稿》和《穆勒評注》之間的差異，結果忽略了《穆勒評注》所具有的轉折點意義一樣。
第二，從表麵上看，他高度評價了青年黑格爾經濟學研究的意義——為此，他還被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貶低為“黑格爾主義者”，受到了很多批評——但是，如果仔細閱讀他的《青年黑格爾》就會發現，他高度評價的往往是黑格爾對近代分工勞動和機械勞動的批判。譬如，“黑格爾的這一研究，作為這一時代的——特別是一個德國人——對資本主義運動的洞察表現出了異常高的水平。……他在承認由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的分工所帶來的生產力的發展的全部運動的進步性的同時，也承認伴隨著資本主義的分工必然會帶來的勞動者生活的非人化。”[89]即便在讚揚的時候，他也不忘了批判黑格爾，指責他還試圖用折衷的辦法掩蓋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與此相對，他對黑格爾所確立的解釋個體與整體關係的“物象本身”視角卻關注不足。他雖然跟本章一樣，引用了很多黑格爾關於“交換”、“貨幣”、“價值”、“價格”方麵的論述，但是，他往往給出了消極的評價。譬如，對“價值”概念，他評價道：“黑格爾在試圖規定重要的經濟學範疇，特別是價值這一範疇時，表現出了很多動搖和不明確之處。……他在價值的主觀性和客觀性之間搖擺不定，沒能給出最終的結論”[90]，等等。站在這一消極的立場上，自然也就無法使本章的主題深入下去。
第三，他的研究有時以意識形態的立場先行，這種立場可能導致他不能客觀地評價黑格爾著作中一些很有價值的思想成果。譬如，在討論黑格爾的勞動概念時，他雖然也看到了黑格爾的勞動概念對於馬克思的意義，但更多地會將矛頭指向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以及他沒有對對象化和異化作區分的資產階級立場等。在對黑格爾耶拿時期經濟學研究進行總結時，他指出了耶拿時期黑格爾社會哲學的兩個具體缺陷：“第一，在黑格爾那裏，社會的內在結構、其向各種社會身份的分化並不是從經濟學本身中展開的；第二，國家和統治，其本身也不是各種身份之間對立的內在的經濟和社會的辯證法的結果。”[91]這一評價顯然是從單純的階級立場出發的。從這一立場出發，他甚至還直接將“人倫的悲劇”解釋成“階級社會的曆史中人的進步的矛盾性的大悲劇”[92]。也許正是由於這種過度的意識形態性，有人指責他的研究黨派性色彩太濃了。[93]
總之，黑格爾在耶拿《精神哲學》草稿中研究國民經濟學的目的是要找到論證近代個體從個別性到普遍性的中介邏輯。但遺憾的是，盧卡奇在《青年黑格爾》中似乎總是遺忘這一點，沒能充分地理解黑格爾的意圖，從而也就無法對黑格爾經濟學研究中的“物象本身”邏輯的形成，以及這一邏輯對於解釋社會和曆史的意義作出相應的理論說明。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可算是彌補了這一遺憾，同時也是對盧卡奇開辟的“經濟學與辯證法的結合”的路徑的發展和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