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8月26日，製憲議會通過《人權與公民權宣言》後，君權和教權受限製，自由、平等和財產權等現代觀念普及，民眾對革命的前途是樂觀的。1790年1月，梅西耶致信維爾內（Jacob Vernes）神父，“我親眼看到那場革命，令人討厭的古老製度不會有了，現在的法國比瑞士更自由”，鑒於此，他希望在歐洲推行法式革命。[171]在樂觀的想象中，盧梭被進一步美化，之前為人詬病的事不再有人提，現在他是法蘭西偉人，與聖女貞德、伏爾泰、杜爾格並列。[172]巴萊爾在國民公會演講時提議由國家財政供養特蕾茲，為盧梭立塑像，並刻上“自由的法蘭西向盧梭致意，為追求真理不惜生命”；米拉波覺得他的遺孀有權利得到自由之友的感謝，“人民代表要以合適的方式對待她”[173]。1790年12月，特蕾茲每年獲得一千二百利弗爾年金，雕像事宜著手進行，公開競標，國民公會為此通過兩道法令。[174]法蘭西學院指定多位評審委員，監督競標和雕塑進程，博東（Augustin Baudon）贏得雕像權，曾為盧梭製作石膏遺容的烏東為之提建議，1791年8月雕像完成。[175]
此事大費周章，是因為雕像的政治意義。革命時代有一個共識，相比於繪畫，雕像生動簡潔、內涵豐富，能更好地宣傳革命原則。在盧梭的問題上，梅西耶說：“雕像是獻給對人類和國家有貢獻的人，他生來為改善社會，讓人擺脫專製法律。”[176]1792年4月5日，裏昂的雅各賓俱樂部為他的雕像舉行落成儀式，大廳的講壇上立一長矛，矛頭係著紅白藍三色旗，在男女公民的歡呼聲裏，雕像落於基座，之後音樂響起，聖火點燃，一隊人吹響了古式號角，培魯、米南（Mignin）、讓泰爾（Jentel）、吉貝爾（J.-E. Gilbert）、阿拉爾（Allard）先後以公民的身份上台演講。期間，音樂不停，《或許更好》（Ou peut-on être mieux）和《就這麽辦》（?a ira）循環往複：[177]
啊，就這麽辦，就這麽辦！
今天的人民不停重複著：
啊，就這麽辦，就這麽辦！
還有反叛者，但一切會成功。
敵人惶恐，不知所措，
我們歌唱“哈裏路亞！”（讚美你，主）
……
貴族抗議，
善良的公民嗤之以鼻，
內心不被擾亂，
反而更堅強。
大小公民內心深處是戰士，
戰鬥中無人背叛。
……
不懼火與焰，
法國人戰無不勝！
1791年9月25日，為準備盧梭胸像的揭幕，蒙莫朗西地方政府組織鄉間節日，參加演出的姑娘身著白衣，配三色腰帶。受邀前來的有巴黎的自然主義者巴斯克（Bosc）和萊杜特（Redoute），文人代表聖皮埃爾、孔多塞、甘格內（P.L. Ginguené）、布裏紮爾，藝術家代表烏東，國民公會代表艾馬爾（Eymar）、巴萊爾、博西（Boissy）、安格利（R. de Saint-Jean-d’Angely）、埃第安（R. de Saint-Etienne），鄰近地區（Grosley，Deuil，Montmagny，Saint-Brice，Biscop，Andilly，Aubonne）的行政官員到場祝賀，日內瓦派來公民代表，據說是盧梭的外甥，人物名姓今不可考。[178]帕洛（P.-F. Palloy，1755—1835，巴黎建築師，攻克巴士底獄後的第二天組織八百工人將巴士底獄予以拆毀，未經任何授權）從巴士底獄的廢墟中選了一塊石頭，刻上字：
一個溫和謙遜的哲學家，
他懂得人的權利。
曾在這個山穀思考上帝的事業，
寫就《社會契約論》，
那是我們憲法的基礎。[179]
書記員全程記錄慶典儀式，之後由當地的憲法之友協會（Société de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出版，即《蒙莫朗西紀念盧梭的鄉間節日》，其中有不少頌歌，也著力於描述他的生活：巴茲勒（Bazile）老人常與之聊天，注意到他與園丁古斯坦（Gustin）相處得很好。[180]民間的作品也不少，達爾德（R.G. Dardel）完成了三個塑像，羅塞（C.A. Rosset）、巴卡裏（L.A. Bacarit）、裏庫爾（C. Ricourt）、勒布朗（J. Lebrun）、德姆爾（Desmurs）也都有作品問世，在公共場所展覽。[181]雕像之外，國家書法學會向立法議會提議印行盧梭的畫像，“傳達的精神與憲法一致，讓人感受自身的尊嚴”，畫家貝爾納（Bernard）承擔了這一任務。[182]
1789—1794年，閱讀盧梭的潮流依舊。《社會契約論》發行了28版，《新愛洛漪絲》26版，《盧梭作品選集》25版，《愛彌兒》21版，《盧梭全集》18版，《懺悔錄》18版，《戲劇集》8版，《植物學》2版，其他作品有3版，共計149版。[183]革命時代的人覺得他致力於批判迷信與不合理的權威，更與之息息相通。1789年，有人在國民公會演講，說他痛恨專製，對人道主義有熱情。[184]不久，國民公會通過法令廢除了貴族製，而他的哲學是這部法令的基礎，“他證明沒有比幾個家族壟斷榮譽更不公正，不道德，更有悖於健全的政治”[185]。
伯維爾曾向法蘭西學院建議舉辦有獎征文，1790年法蘭西學院付諸實施，《讓-雅克·盧梭的頌歌》獲獎，馬蒙泰爾院士要求對作者加倍獎勵，獎金由原定的三百利弗爾增加到六百利弗爾。[186]1794年5月，盧維爾（J. J. Rouvière）創作《盧梭頌歌》，蒙彼利埃（Montpellier）市政府主持了發行儀式，他在理性祠當眾朗讀，蒙彼利埃人民協會（Société populaire）又為之頒獎。同年，古約姆（J. M. Guillaume）創作了《盧梭頌歌》，根據《懺悔錄》複原盧梭的生活，並推測他的敵人改動了手稿。[187]
盧梭是這一時期革命戲劇的主角。1792年，《聖皮埃爾島上的盧梭》（J.J. Rousseau dans l’Isle de Saint-Pierre）在巴黎上演，戲劇開場時，男主角聖普欒（Saint-Preux，《新愛洛漪絲》裏的人物）朗誦反對決鬥的文字，之後是盧梭與科西嘉首領保利關於政府形式的對話。該劇語言冰冷，不簡潔，不自然，“但台詞均來自盧梭的作品”[188]。1793年1月2日，巴黎歌劇院上演《法律之友》（L’Ami des Loix），暗示1793年憲法的第六條款受《社會契約論》的影響。1794年1月，巴黎共和劇院上演《厄庇墨尼德的複活》，盧梭被視為有政治智慧的賢人。2月25日，汪德維爾（Vandeville）劇院上演《平等節日》（La Fête de l’Egalité），有一句台詞寄托著劇作家拉代（Radet）和德方塔尼（Desfontaines）的訴求：“我們活著，永遠平等地活著。”[189]在道德劇《盧梭的童年》中，小盧梭說他在夢裏與羅馬人交談，勸他們反對獨裁，父親和姑姑聽後比之為“羅馬共和的捍衛者布魯圖斯”[190]。
一個革命理念主導的話語空間形成了，盧梭的私生活不再為人詬病，他是隻受敬仰、不容汙蔑的聖賢。革命家在道德意義上推崇盧梭，是要壓倒保守主義者、百科全書派，以及所有懷疑革命、反對革命的人。所以，這是單向度的解釋語境，法國史學家奧祖夫（M. Ozouf）從中發現了強迫性，類似獨裁的意誌，要支配人的靈魂，所以革命節日本質上是一種“統治主義”。[191]
革命意識形態有兩部分，道德結構和政治結構，盧梭首先進入的是道德結構。他的心靈哲學讓人珍惜良好的風俗，文辭坦誠，不炫耀，恢複孩子和父母的天然情感，尊重老年人和女性，“維護女性的靦腆，就是保護自然的風俗”[192]。他生前的苦難也有了象征意義，源於疾病之苦被解讀為殉道之苦，盡管受苦受難受迫害，“他始終向往質樸的生活，以美德與公益為目標”[193]。崇高理想與艱難遭遇的反差在普通人的心裏有了共鳴：為什麽位高者沒有公正心，善良人在受苦？共鳴中有憐憫，有憤怒，是對盧梭因追求真理而受磨難的憤怒，也是對舊製度的普遍憤怒。與憤怒相應的首先是打碎一切權勢的願望，消滅那些盤踞在民眾頭頂上的鬼怪，其次是決心實踐新生活與新社會的理想，建立平等、自由與博愛的製度。這是革命派敬仰他的情感起源，舊製度下受壓迫的人往往對那些為追求美德而遠離繁華、在鄉間孤獨生活的賢者有同情之心：
盧梭是非凡的人，他的性情像他的文學風格一樣熱烈，他的錯誤有說服力，他的弱點也那樣有魄力。時至晚年仍像孩子，一個充滿愛的憤世者，因性格遭遇不幸。在自然的懷抱裏，他的溫柔的心靈、對上帝的眷顧和向善的訴求，這些都讓人羨慕：盧梭是幸福的。[194]
革命派在道德和情感上認同盧梭，他就此進入革命意識形態的政治結構。他是現代政治的奠基人、法蘭西的立法者、守護神，“在他之前，統治藝術是奴役與欺騙，法律知識乃應景之作，隨意無常，而他將一門愚昧的科學變得像數學一樣精確”[195]。他的立法與契約論一度是革命話語的關鍵詞。西耶斯與布裏索在製憲議會議員權力的問題上不一致，對《社會契約論》的理解上卻無分歧，以“人民”取代“臣民”，用法律保護人的自然權利。[196]1790年，一位革命者讚揚《社會契約論》有普世真理：“如果這場革命是偉大的善舉，那是盧梭的功績，我們的民族應向他致敬。”[197]1792年，梅林（Merlin）在巴黎男女愛國者協會（Société fraternelle des patriots des deux sexes）演講時首次提出“《社會契約論》確定了《人權宣言》的基本原則”[198]。那時流傳著一幅畫《法國革命的寓言》，除了生命樹上所標識的強力、真理、正義、團結之外，三色旗的上方有盧梭的頭像和一隻眼睛（圖4-2）。這隻眼睛在宗教改革後多次出現在世俗作品裏，它是最高力量的注視。舊世界已破碎、新社會尚未建立的混沌時刻，一個年高德劭的聖賢的注視有宗教信仰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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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法國革命的寓言，J.de Bertry & N.Henri畫，1794年
法國人對美國革命的推崇進一步強化了盧梭與革命的關係。法國人覺得美國革命是成功的，聯邦體製是政治實踐中最好的可能，舊製度垮台後，美國經驗被引入法國的立法實踐。《賓夕法尼亞州居民權利宣言》是國民公會辯論的主題，這部宣言強調人有不可讓渡的權利；《賓夕法尼亞州立憲法》也得以引介，其中第36條強調個人獨立與財產、職業的關係。[199]如何協調權力機構的關係也是法國的政治議題，《馬薩諸塞宣言》第30條涉及如何在共和製度下限製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使之互不幹擾，組建一個從屬於法律而非受製於人的政府。[200]而盧梭主張聯邦製是治理大國的最好形式，舒迪爾（P.-R. Choudieu）在雅各賓俱樂部演講道：“我與盧梭想的一樣，政府為個體保留最多的自由，它的製度就要盡可能完美，隻有聯邦製適合法國。”[201]富蘭克林和華盛頓的雕像立在國民議會的大廳，作為美洲自由的保衛者，而盧梭和米拉波的雕像立在對麵，作為憲法的締造者、共和精神奠基人，《社會契約論》就擺在盧梭雕像的旁邊。[202]在1791年的版畫《米拉波來到美麗田園》（Mirabeau arrive aux Champs Elysées）裏，米拉波向盧梭走去，遞上自己的作品，上方是揮旗的天使，旗上寫著“自由的法蘭西”，富蘭克林為米拉波戴上橡樹枝花冠（圖4-3）。索姆（Somme）地區的人民共和協會（Société populaire & républicaine）為富蘭克林、伏爾泰、布封、馬拉和盧梭立像，一首歌曲頌揚盧梭的功業：
他讓人發現他們未曾注意的本領，他們在主人枷鎖的壓迫下活著。讓-雅克來了，以其才華讓人頓悟，然後從長久的昏睡中醒來……他說人民是唯一的主權者……他讓女性熱愛她們的義務……他熱愛平靜安寧的生活。在埃莫農維爾，他會得到我們孩子的敬意。[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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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米拉波來到美麗田園，L.Joseph畫，1791年
變成革命精神之父後，盧梭生前控訴的陰謀不再是瞎話，而是讓人憤怒的事實：“缺少寬容精神的王公舒瓦瑟爾迫害他，喜歡挑撥是非的哲學家、卑劣的朝臣和仆從也迫害他，這些人遠不及他有才華，隻因他撕開麵紗，激怒了不寬容的政治勢力，所以到處被追捕。”[204]而在共和製度下，民眾對公共事務有裁判權，所以要為他平反，“他是和善的朋友，感受豐富，內心無私，是18世紀最勇敢的人、現代的蘇格拉底、名副其實的美德殉道者，那些迫害蘇格拉底的人會湮沒無聞，為自己下流作品腐爛後的灰塵所掩埋”[205]。
這是革命幹預現代思想進程的早期史。1793年9月12日，巴黎市議會傳喚諷刺過盧梭的帕裏索，問他是否有愛國證書，這一舉動有明確的政治內涵，是對被召喚者的質疑，或是判決的前奏。1782年劇場暴動事件後，帕裏索不敢上演戲劇。1793年9月15日，公民舒邁特（Chaumette）卻指責他將筆插在墨水瓶裏，不為自由寫作，“革命前他就是反革命的，褻瀆聖賢，他竟敢將盧梭比作四腳著地、吃萵苣的怪物，愛國者要為‘人類之友’複仇，哲學家要懲罰哲學的敵人”。帕裏索是個聰明的報刊作家，有良好的政治嗅覺，但麵對陡變的形勢進退失據，隻好公開承認錯誤。[206]
盧梭已經是革命精神之父，但他的形象有不確定性。1791年10月，立法議會取代製憲議會，國家治理難題應接不暇，“財政管理、紙幣發行、外省反革命運動、殖民地有色人種的權利與義務、對外關係、軍事力量征集、兩附屬國（Avignon，Combat Venaissin）與國王的關係、民事婚姻規則、封建製度與宗教秩序的廢止”[207]。對於哲學原理的興致不像製憲議會時那樣濃，文學藝術的年代過去了，現在是務實的年代，“寫作縱使不靈巧，隻求有助於公共秩序”[208]。啟蒙時代的烏托邦、形而上學或純粹批判越來越不合時宜，雖沒有人公開否定盧梭的意義，但在日常事務裏他開始受冷落。
新生的共和國不穩固，革命每向前一步都有難以預測的變化，而教育被視為穩固新製度的好方法。1789年，維裏爾（Villier）在《公共教育的新規劃》（Nouveau plan d’éducation et d’instruction publique）中提及改革背景的變化：
革命前的問題是，倡導公共精神的新式教育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環境中如何維持？革命開始後，問題轉變為：如果教育不革新，新製度如何長久存在？[209]
革命家對教育變革最多，但改革方向是實用教育、公民教育，而非烏托邦教育，他們參考的是蒙田和洛克的理念，培養實用人才，諸如木工、海員、獸醫、鑄造工等。班卡爾（Henri Bancal）覺得教育是共和製的根基，決定國民是受奴役的還是自由的，是迷信的還是理智的，是幸福的還是悲慘的。為此，他規劃了國立教育體係，設立初級學校，講授公民權利與義務、科學與藝術的基礎知識，主要城市設中心學校，課程有自然史、物理、數學、農業、化學、外科醫學，以及附屬機構（圖書館、植物園、印刷室）。[210]而盧梭注重自然權利，是為理想國培育完美孤獨的人，革命時的教育辯論很少訴求於他。1790年，特裏爾（Dupain-Triel）的《略論為青少年提供科學、藝術和職業知識的城市中學的設立》沒有他的影子。同年，巴黎大學學生德拉塞（Desramser）演講時引用盧梭寫於1770年的短詩（我們都是可憐的瞎子，上帝，讓偽君子們原形畢露吧，好叫世人看到他們粗野的內心），德拉塞繼承了他的怒氣，但未提及他的教育觀。弗雷維爾（Fréville）的《愛彌兒中學》通篇沒有他的觀點。[211]1792年，杜培（Dhupay）在《民族教育章程的作用》中質疑《愛彌兒》不切實際，“長久的鄉間散步讓人煩，要從事農業勞作，接受地理和數學教育”[212]。
盧梭教育學的兩個擁護者，米拉波和聖皮埃爾，革命前後對於自然教育和實用教育有不同的態度。1777—1780年，米拉波被羈押於文森監獄，在《致蘇菲的信》（Lettres à Sophie）裏要求家人給剛滿幾個月的女兒蘇菲洗冷水澡，“開始不適應，但她很快會喜歡”，出獄後，他引導蘇菲閱讀《愛彌兒》，“其中有新穎的真理”[213]。革命之始，他在《公立學校的法令規劃》（Projet de Décret sur l’organisation des Ecoles publiques）裏轉向實用：“教育要依據現實，委托給由人民選舉、定期更換的行政官執行。設立學術院，包括哲學部、文學部和科學部，取代之前的科學院。”[214]聖皮埃爾曾是盧梭的信徒，以自然教育塑造人格，革命時代卻提倡民族教育和愛國教育，“讓年輕一代成長為優秀的公民”[215]。
盧梭形象的另一個不確定因素是讚美中的專製意圖。《懺悔錄》出版後，羅伯斯庇爾說盧梭心靈純潔，是藝術表率、美德的奇跡，勇敢的思想會傳到後代，“讓我認識自己，珍惜人的尊嚴，思考社會秩序的宏大原理”；1793年7月，恐怖時代開始，羅伯斯庇爾多次提及盧梭，說自己在他生命的最後時日見過他，“這個記憶是我自豪與快樂的泉源”[216]。在斷頭台的起落聲裏，他依舊讚美他，說他反對專製，“懷著熱情談論至高的神意，用充滿力量的雄辯描繪美德”[217]。1794年5月26日，他在《關於宗教、道德觀念與共和原則關係》的演講中“要把百科全書派釘在恥辱柱上，為盧梭複仇”[218]。羅伯斯庇爾的邏輯走向了極端，但這不是個別現象。1793年7月13日，馬拉被吉倫特派的支持者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刺殺後，民眾在悼念他的活動中視盧梭為四位自由殉道者之一（Brutus，Le Pelletier，Chalier，Rousseau）。10月27日，有人在巴黎歌劇院前朗誦詩歌：“馬拉是盧梭出色的學生。”[219]單向解釋讓盧梭的形象陡增變數，他與民主暴力有隱約的聯係，在熱月政變後的政治界和20世紀極權時代後的思想界，盧梭研究遵循的是有罪推定的邏輯，雖不能將他的思想等同於恐怖政治或極權主義，至少要澄清兩者的關係，並提防以自由平等為借口的獨裁專製。
革命之初，尚有人表達否定意見。盧梭在《懺悔錄》裏指責維爾內是誹謗短文《公民感受》的作者，維爾內氣憤之餘忍不住反擊，克拉帕萊德（Claparede）是維爾內的朋友，同樣斥責盧梭行文不得體，誹謗朋友。[220]這一類的批評局限於私人世界，未進入公共空間，所以沒惹麻煩，但類似的言論在這一時期已很少見。“自由”“平等”是威懾性的話語，革命家根據“自由平等”與“反對自由平等”等修辭區分人的政治身份，反對盧梭就意味著與革命為敵。在偏執的政治道德的監視下，隻有讚美才合乎時宜，而批評盧梭，不論意圖如何，都是在對抗自由平等。他的批判者不得不沉默，心中有憤怒也不敢公開。
主導恐怖政治的不都是成熟的革命家，也不一定有獨立的品格，他們要依靠死去的盧梭，不考慮他的生存處境就對之虔誠地服從。舊製度的暴力基因在法國革命家的身上湧動，他們需要敵人，一旦敵人被塑造出來，破壞的願望就不可阻擋。他們對敵人才這樣，對待普通民眾卻是友善的，因為民眾的目光裏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他們要投其所好，然後從歡呼聲裏獲得合情合理的存在感。法國資產者（律師、商人、工場主、印刷商）本在舊製度權力體係之外，突然間有了最高權力，這是他們所夢想的，一時間卻不知所措，擔心不為人承認，又害怕被敵對者篡奪，就急切無度地行使權力。在至美、至善的上帝眼裏，他們是一群打鬧的孩子，上帝要他們鬆開拳頭、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他們會那樣做，法國的政治意識也不會失控，但那時候上帝不見了，他們都相信自己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