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去世後的十餘年有一股理解他的熱情，但1782年前後不同。之前，談論的根據是逸事瑣聞；1782年5月，《懺悔錄》與《漫步遐想錄》出版後，對盧梭的理解有了直接證據，批判的聲音還在，但已弱化許多。在革命前的動**裏，民眾有理解一個故去人物的默契，卻偏離生命意義，盧梭愈加抽象為道德符號，開始向英雄、傳奇或聖人的方向變化。
1767年盧梭赴英避難歸來後，《懺悔錄》已是熱門話題，眾人推測他會怎樣寫，如何評判論敵。1778年，這部作品不需要報道已廣為人知。1783年，薩德被關押於文森監獄，他致信妻子，要求寄來一部，因其對盧梭的道德觀有興趣。[130]1789年，伯維爾去凡爾賽宮，路過牛眼廳（Oeil-de-B?urf）時看到兩人熱烈地談論盧梭。[131]盧梭希望後代人理解他的苦衷，所以不憚於坦白私生活，不說教，少有理性論證，更多的是活躍的想象。這是讓人感同身受的話語，“有火的力量，法語中冷漠的優雅不見了，法國人第一次接觸這樣的風格”[132]。《秘密通信報》以貪婪、感動、愛不釋手等詞語描述閱讀感受。[133]讀者從中發現他的稟性：“寧願靠作品和雙手應付生活，也不願變成大人物的附庸。他不喜歡巴黎，是因為更喜歡安靜。”[134]閱讀熱潮對青年人的影響最直接，他們人多，對盧梭的仰慕真切，是革命時代的中堅力量。
《懺悔錄》與《漫步遐想錄》的合集批發價每套5.5利弗爾（納沙泰爾印刷公司收到書商訂單100套，支付550利弗爾[135]），各地訂單不斷。1782年，巴黎書商齊羅爾（Chirol）通過內部關係獲得訂貨，興奮不已，“我今天收到300套《懺悔錄》，多虧編者們照顧我，未給裏昂和外省訂戶郵寄就先給我了”[136]。《懺悔錄》的熱銷帶動了《盧梭全集》的生意。1783年，書商巴索皮爾（Bassompierre）訂購750套12開本全集，依照定例，“先繳納一半現金，到貨後結清另一半”，各方獲利不菲。1788年7月，龐索（Poincot）出版社加印《盧梭作品全集》，有8開本和4開本兩種。[137]1788—1793年，布裏紮爾與梅西耶、勞納爾（F. H. S. de l’Aulnaye）、普裏姆（Pierre Prime）、圖爾內（Félicien le Tourneur）合作出版《盧梭全集》（37卷）。[138]
這一時期，《社會契約論》的閱讀情況如何？杜弗爾（T. Dufour）和普蘭（P.-P. Plan）調查版本時發現：1762—1789年，《社會契約論》有兩版，《新愛洛漪絲》和《愛彌兒》卻有很多。[139]但他們的調查不全，未包括1789年貝迪耶（Berthier）的《對盧梭〈社會契約論〉的考察》。[140]德拉特（Derathe）統計18世紀的書目時隻發現四本反駁性的作品，革命前隻有兩本：布克萊（Beauclair）的《反對社會契約》和盧紮克（Luzac）的《匿名者來信》。[141]德拉特的統計也不準確，以“社會契約論”為題的不多，正文提及《社會契約論》的卻不少，梅西耶的《論盧梭》第一卷第二部分介紹《社會契約論》，第三部分講述公共美德與政治製度，第二卷論證《社會契約論》的立法理論、主權者與公意。[142]為補充缺漏，出版史學家莫爾內（Mornet）調查了1750—1780年法國五百家私人圖書館的藏書：[143]
表4-1 莫爾內調查的1750-1780年法國五百家私人圖書館藏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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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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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爾內的研究是實證的，但私人藏書有別於閱讀情況。18世紀，有私人圖書館的或是貴族，或是有錢人，在盧梭的批判者中，這一類人居多，支持盧梭的多是普通民眾、沒落貴族，而他們往往借書讀。《新愛洛漪絲》熱銷之際，每一卷被拆分為數十冊，在街頭、咖啡館裏傳閱，這些為人廣泛閱讀的書或損壞，或丟失，不會進入私人圖書館。莫爾內未考慮書籍收藏與閱讀之間可能存在的錯位，結論就未必嚴謹。鑒於此，多納爾（J. M. Donald）轉向1766—1789年的私人檔案，力求回答兩個問題：它是不是一本啟發革命的書，有多少人讀過？格裏高爾（Gregoire）神父和巴萊爾（Barrère）的《回憶錄》裏沒有閱讀的痕跡；布裏索喜歡盧梭，但隻讀過《新愛洛漪絲》《愛彌兒》和《懺悔錄》，沒有證據說明他年輕時讀過《社會契約論》；羅蘭夫人讀了不止一遍，“但自始至終讀得不明白”；勒格羅（Legros）的《盧梭作品研究》（Examen des ouvrages de Rousseau）是多納爾發現的思考過盧梭政治原理的作品。[144]法國革命前，《懺悔錄》《愛彌兒》和《新愛洛漪絲》最為人喜愛，讀《社會契約論》的不多，這個結論基本成立。
盧梭的教育理念是18世紀同類作品的典範，《愛彌兒》引起廣泛討論，“絕妙的開篇之後是偉大的思想，表述清晰準確”[145]。塞拉那發現了其中的兩個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欲之，慎施於人。”而盧梭倡導美德教育，是因為一個人終將是社會的支柱，“為使他有美德與智慧，不應依據通常的教育方法，隻提供冷冰冰的課程和枯燥的原理，要激發自然所賦予人的力量”[146]。1788年，斯塔爾夫人的《論盧梭的作品與性格》受歡迎，1789年重版三次，“他綜合了自然教育和學校教育，鍛煉學生的心智和體能，所以是對人的教育”[147]。布裏索將盧梭看作思想的導師和美德的教員，《愛彌兒》最適合那些尋求真理的人。[148]裏昂科學院舉辦征文比賽：旅行是否是完善教育的方式？征文靈感源於《愛彌兒》，“盧梭允許愛彌兒旅行，在旅途中找到合適的居所，他想以此區別於普通教育，還是轉向社會契約的討論？”[149]
普通人對盧梭的懷念更深切，去瞻仰墓地時與過路的農夫交談，捕捉他的往事，想象他的言行。[150]他的奇聞逸事流傳甚廣，畫家、雕塑家據此描述他，加繆（Camus）醫生希望為盧梭和愛彌兒雕像。新語境觸及日常生活，盧梭說人要保持自然所賦予的麵貌，鑒於此，“有人主張士兵要留小胡子，給人勇猛的印象”[151]。1784年，巴黎設立修辭獎，頒發給那些與盧梭風格相似的作品。他成了聖人、邪惡之敵，“不理會迷信鬼魅與虛假的異象，將真實看作美，追求人之獨立，不忘社會福祉，此外別無他求”[152]。隨之而來的是誇張的讚譽——有美德的讓-雅克、人類權利的捍衛者、真理的使徒、自然的詮釋者、人類之友，“去世後，他為一個由年輕公正的君主所統治、開明又感恩圖報的民族所惦念”[153]。此類描述進一步觸發了閱讀潮流，伯維爾受此影響開始讀盧梭，“感受鄉間快樂，避開輕浮世界的旋渦，遠離青春年代的暗礁，向善的心更堅定”，而那是伯維爾的第二次教育，一種自我教育。[154]布裏紮爾與埃莫農維爾的農夫交談後，決心以他為榜樣，不是因為他的天賦與才華，這些都已入土，而是因為他的簡樸與美德。
盧梭的形象被置於苦難的背景裏，“以自然為師，稟性良善，生活裏盡是貧窮、流浪、逃亡，屢受驅逐”[155]。他與休謨的爭執有了不同的意義，即善良人受到了損害。為此，有人將他比作蘇格拉底，蘇格拉底飲毒芹汁而死，是人類精神史上的悲劇，迷信與哲學交戰時犯下的最初罪行，“盧梭喝下的是更有害的東西，在不幸與苦難中度日，卻平靜地死去，兩位賢者知道國家不幸之所在，卻隻能哀歎”[156]。在革命前的動**風俗裏，舊宗教不再有規束力，民眾要尋求新宗教，盧梭不再是出身低微的作家，而是使徒“聖讓-雅克”，一個真理與美德的殉道者，有人要依據他的原理去布道。[157]苦難與美德結合是信仰的本初語境，此時的盧梭形象正是這樣。
對盧梭的讚揚已居上風，批判的聲音依舊存在。1786年7月24日，《秘密回憶報》發文：盧梭獨處時有偉大的才能，也有對同代人的輕視，他將親生的孩子送入孤兒院，在最後時日精神錯亂。[158]1782年，有人寫了一首詩歌《三個盧梭》：
三個盧梭，
從巴黎到羅馬皆聞其名，
三人各不相同。
巴黎的盧梭是大人物，
日內瓦的盧梭是瘋子，
圖盧茲的盧梭是小人物。[159]
“日內瓦的盧梭”指讓-雅克·盧梭，他慣以出生地表明身份，同代人也這樣認為。“巴黎的盧梭”是讓-巴蒂斯特·盧梭（Jean-Baptiste Rousseau，1670—1741），“與達·芬奇相似，多才多藝，參與當時的文學辯論”，年輕時因籍籍無名而懊惱，努力為貴族寫讚歌，之後進入沙龍社交，得到財政大臣古德雷（Coudray）的保護，1701年入選銘文-文藝科學院，《文學通信》（Correspondace littéraire）時常報道他的事跡。[160]“圖盧茲的盧梭”是皮埃爾·盧梭（Pierre Rousseau，1716—1785），圖盧茲醫生之子，年輕時代創作戲劇《理想年》（Année merveilleuse），1749年的《無用的詭計》（Ruse inutile）為他贏得了讚譽，之後進入上層文藝界，在楓丹白露宮為路易十五上演《布西法拉斯之死》（Mort de Bucéphale）。1756年在列日大主教巴維爾（J.-T. Bavièlre）支持下創辦《百科全書報》，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播科學理念，是堅定的百科全書派，但因其為《百科全書》辯護而流亡國外。1784年2月5日，《秘密回憶報》又提及他的事跡。[161]
此時對盧梭批評最嚴厲的，是1786年7月杜培（F.-A. Doppet）醫生和阿奈（Anet）的哥哥合作寫成的《華倫夫人與阿奈回憶錄》。在《懺悔錄》中，盧梭說阿奈與華倫夫人關係不正常，盧梭到來後，阿奈憤怒於華倫夫人對自己的疏遠，吃鴉片自殺。但這部《回憶錄》予以否認：阿奈是樸實的青年，沒有自殺，他去外地旅行，在瑪格利亞（Margeria）生活了十八個月，之後回到華倫夫人身邊。他們是普通的主仆關係，阿奈擅長植物學，華倫夫人讓他管理培育稀有植物和藥用植物的花圃。華倫夫人是有美德的女性，後半生遭遇不幸，時常責備盧梭的冷漠。[162]《回憶錄》對盧梭批評嚴厲，“花著華倫夫人的錢，卻忘恩負義，品性之劣，無人能及，表麵樸實，沒人比他偽裝得更好，更能迷惑人”[163]。根據盧梭與華倫夫人的通信，該《回憶錄》有不實指責。1753年2月，雖離開華倫夫人十多年，盧梭為她寄去二百四十利弗爾，那是抄樂譜所得：“抄寫東西謀生是光榮的，我因此獨立，感到幸福。”[164]扭曲的批判會招來反駁，《秘密回憶報》說這部《回憶錄》是虛構的，沒多少事實；1786年9月27日，《關於盧梭與華倫夫人的公正的哲學思考》又針鋒相對地反駁。[165]
關於《論克羅德與尼祿的統治》的爭論雖未平息，但盧梭的支持者不再被動，轉而批評狄德羅言辭激烈，“嫉妒盧梭獲得的榮譽，就指責他沒有理智，是江湖騙子、暴亂者、卑鄙的人”，普魯士人克羅茨斥責狄德羅是“自然之子與真理之子的頑劣對手”[166]。汙蔑性的指責難以抵擋道德美化，有的批判者收斂了怒氣，言辭上力求公允，隻將批評寓於其中。
盧梭生前委托後人評判是非的願望變為現實，“兩千四百萬法國人向他致謝”[167]。帕裏索（Palissot）的境遇說明了批判者與支持者的力量對比，1760年5月2日，他的諷刺劇《哲學家》在巴黎歌劇院上演，尖刻地諷刺盧梭關於原始社會的假設，該劇審美價值不高，卻因諷刺哲學精神而獲得掌聲。[168]1760年前，文人界對盧梭的批評限於科學、藝術的風俗，自《哲學家》公演後批評得更直接、更苛刻。這種傾向為政府所許可，文人相爭是舊製度的官僚樂於看到的，百科全書派的莫爾萊因回擊帕裏索而在巴士底獄關押了兩個月。[169]盧梭去世後，公眾的態度變了，1782年6月20日，《哲學家》又在巴黎歌劇院上演，情節進展到諷刺盧梭的一幕時，“劇場喧鬧不止，後排的觀眾群情激憤，打斷了演出，要求劇作者刪掉這一幕”，隨後幾天，觀眾來信要求更改劇情，不要嘲諷盧梭。帕裏索害怕當眾受侮辱，不打算上演，“觀眾不允許我對盧梭有絲毫不敬，我也讚美過他，他們卻不在意”[170]。